人類最悲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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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哲學園恭祝

新年快樂

人類最悲慘的思想

何懷宏

阿廖沙·卡拉馬佐夫，1982年

伊萬·卡拉馬佐夫，1982年

佐西馬長老，1982年

梅詩金公爵，1956年

格魯申卡，1982年

宗教大法官，1985年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阿遼沙與伊凡在酒館的相遇和長談構成了全書最重大、最震撼靈魂的一次精神事件，因為「宗教大法官的傳奇」就包含在這場談話之中，在這一「傳奇」中提出的問題可視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臨終一問，因為，據說他從年輕時就關注這一主題，而他之所以把「傳奇」放入《卡拉馬佐夫兄弟》，是由於他恐怕自己不能再活著完成另一部小說了。

阿遼沙與伊凡兄弟倆在隔絕多時後開始互相吸引，互相理解，他們首先談到生活，伊凡說對生活的渴求是卡拉馬佐夫家的特徵，阿遼沙贊同說，應當首先愛生活，而不管什麼邏輯。然後他們就開始談到上帝的問題。伊凡說俄國的青年現在一心一意地討論永恆的問題，全宇宙的問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講改造全人類，講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然而這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說他也願意承認上帝，卻不能接受上帝創造的世界--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能接受其中到處可以見到的罪惡和苦難，尤其是加於孩子的罪惡和苦難。有許多苦難是人為製造的，人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真正愛自己，這就又把談話的路線從上帝引回到了人，引到了人性的深處，但仍然始終不離上帝，面對上帝!伊凡感覺這樣一個人的生活世界和過程就建立在荒誕上面，而且他不願接受最終的和諧來抵消這過程的荒誕和苦難。

我們已經粗略描述了引出「宗教大法官傳奇」的談話背景，即先談到上帝，由討論上帝的問題引出生活世界的問題，引出人的問題，但上帝依舊隱然地存在。整個「傳奇」也都是宗教大法官在上帝面前訴說人的問題，訴說有關人的最大的困惑，其潛台詞是：你為何如此造人?既然人已經如此被造，人性已然如此，你是否還有回來的必要?這是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在訴說，代表統治的少數在向上帝述說，他此時已位極人間至尊，具有極高智慧，握有極大權柄，但也曾備受艱難和迫害，到過沙漠，吃過蝗蟲和樹根。他以前也許一直拒絕權力，堅持一種最純潔的信仰，堅持所有人的自由選擇，後來卻改變了想法。九十年來這是他第一次講出他在這整個九十年中經過對人性的深入觀察和沉思默想之後提出的最大疑問，這是代表人對上帝的提問，被造者對造物主的提問，代表衍生者對自身所由來之源的提問，所提出的問題是有關人性、人生、人間社會及其歷史命運的一個根本問題。整個場景都是宗教大法官在對上帝、對「你」說話。

這一由伊凡轉述的「宗教大法官的傳奇」是發生在十六世紀，即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又過了一千五百多年，上帝重新以人的形象，出現在頭天剛燒死過異教徒的西班牙的塞維爾。他悄悄地，不知不覺地出現，可是很奇怪，大家全認出了他，圍住了他。他為人們祝福，使一個盲者復明，一個死去的女孩復活，人們騷動了，這時宗教大法官本人出現了，他遠遠地看到了一切，然後帶著衛隊抓住了這人，投入了監獄，到了晚上，宗教大法官卻獨自一人來到囚室中。

宗教大法官悄悄而又熱烈地對囚犯說：是你么?真是你么?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不應在你以前說過的話上再添加什麼，你也不應奪去人們的自由，這自由當初你在地上的時候曾經那麼堅決地維護過。不管你新宣示些什麼，因為它們將作為奇蹟出現，因此必然會侵犯人們信仰的自由，而他們的信仰自由，還在一千五百年以前，你就曾看得比一切都更為珍貴。你不是在那時候說「我要使你們成為自由的」么?但是你現在看到這些自由」的人們了。我們曾為此花了極高的代價，可我們終於以你的名義完成了這件事。十五個世紀以來我們為了這自由而艱苦奮鬥，現在已經完成了，完成得很徹底。你不相信完成得很徹底么?你知道，現在，正是現在，這些人比任何時候都更相信他們完全自由，而實際上他們自己把他們的自由交給我們，馴順地把它放在我們的腳前。這就是我們以你的名義完成的工作，不知道你所希望的是這樣的自由么?

宗教大法官的這一連串問話揭示了「傳奇」所圍繞的主題：人類的自由及其使他們放棄自由的本性，也揭示了在現實的人們中間一個基本的區分：即宗教大法官所說的我們」和「他們」、少數和多數，這一區分將貫穿這一「傳奇」的始終。所以，如果要問到這裡所說的究竟是何種自由，誰之本性，那麼可以簡單地說是指選擇的自由，即選擇價值目標的自由，而非單純擺脫限制和羈絆的自由；並且這種自由有一種只有自覺自愿地選擇上帝、選擇精神信仰才是真實的自由的含義，這裡的人性則不僅含有人本身的局限使人與上帝有絕對的距離的含義，也意味著某種人性的差別，即大多數人可能終歸要選擇麵包、奇蹟或只是被動地、惰性地接受信仰。

一千五百年前，耶穌說：「真理必將使你們得自由。」這是他的真理，後來他的名字被信奉了，基督教支配了世界，然而所有人真的是自由的嗎?或者人類現在所達到的狀態就叫作「自由」?這就是人們自由選擇的結果?人們信仰基督了，然而這是他們自由選擇的信仰嗎?他們真的由衷地相信他們自以為信仰的東西嗎?他們寧願為這信仰放棄一切?難道他們的「自由」只是表現為自願放棄自由的「自由」?他們最後實際上只是自由地選擇了不自由?他們是否在放棄自由之後仍相信他們是完全自由的呢?宗教大法官看來認為情況就是這樣。他還向上帝指出群眾的反覆無常：今天他們敬仰你，吻你的腳，明天在我的一揮手之下，就可能爭先恐後地跑到燒死你的火堆上添柴。大法官認為他和少數跟隨他的人的功績，恰好在於他們終於接受了群眾自願放棄的自由，而且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群眾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為「傳奇」準備的筆記本中，讓宗教大法官如此對上帝說：「我們比你更人性，我們熱愛大地」。「我比你更愛人性」。但是，當多數群眾不自由時，少數統治者不也是不自由的么?

這一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呢?群眾為什麼會甘願放棄自己的自由呢?他們不是為了換取他們更為看重的東西才肯放棄嗎?他們所更看重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宗教大法官於此指出了三種誘惑，即奇蹟、神秘和權威。(出《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四章)在宗教大法官看來，再沒有比在這三種誘惑中所揭示的一切更真實的了。在這三個問題中，彷彿集中預示了人類未來的全部歷史，同時還顯示了三個形象，其中囊括了大地上人類天性的一切無法解決的歷史性矛盾。

第一個誘惑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誘惑，這就是以奇蹟形式出現的廣義的麵包，或者說物質生活的誘惑，它誘使群眾用自己本可有的精神獨立和自由去換取麵包，換取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宗教大法官對作為囚犯的上帝說：群眾放棄自由，這是因為，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來說，從來就沒有比自由更難忍受的東西了!你看見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頭么?你只要把那些石頭變成麵包，人類就會像羊群一樣跟著你跑，感激而且馴順，儘管因為生怕你收回你的手，你的麵包會馬上消失而永遠在膽戰心驚。但是你不願意剝奪人類的自由，你拒絕了這個提議，因為你這樣想，假使馴順是用麵包換來的，那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所以，你說「人不能單靠麵包活著」。但是你可知道，大地上的鬼恰恰會借這「塵世的麵包」為名，起來反叛，同你交戰，並且戰勝你，而大家全會跟著他跑，喊著：「誰能和這野獸相比，他從天上給我們取來了火!"你可知道，再過一些世紀，人類將用理性和科學的嘴宣告，根本沒有什麼犯罪，因此也無所謂罪孽，而只有飢餓的人群，旗幟上將寫著：「先給食物，再談道德!"人們將舉起這旗幟來反對你，摧毀你的聖殿。

「傳奇」發生的十六世紀正好處在近代的入口，這也就是一系列革命和造反的開始，「上帝之死」的開始。宗教大法官似乎預見到了在這之後幾百年間將要發生的事情，預見到了人們將到處反抗基督教的權威，並且以反叛為驕傲和自豪。人們把神殿推倒，血濺大地，但在他看來這隻等於是小孩子們在課堂里造反，轟走老師，那種驕傲只是孩子和小學生的驕傲。宗教大法官在其所處的十六世紀的西班牙還是基本安全的，但他已預感到還將有一次大的造反，這次造反的旗幟將主要以麵包和富裕的「人間天堂」為號召。在群眾的眼裡，不僅自由的精神生活，甚至對精神的儀式崇拜也將退居次要，以至於完全被物慾所代替，對物質的追求將成為最高乃至唯一的追求。而且這種物慾的引發和推動追求也可以以奇蹟的形式出現，這形式在現代社會一是以某種激動人心的理由剝奪和平分，再一個更重要的、始終起作用的奇蹟和崇拜則是科技。

宗教大法官對上帝說：「你答應給他們天上的麵包，但是我再重複一句，在軟弱而永遠敗德不義的人類的眼裡，它還能和地上的麵包相比么?就算為了天上的麵包有幾千人以至幾萬人跟著你走，那麼幾百萬以至幾萬萬沒有力量為了天上的麵包而放棄地上的麵包的，又該怎麼樣呢?是不是只有幾萬偉大而強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餘幾百萬人，那多得像海邊沙子似的芸芸眾生，那些雖軟弱卻愛你的人就只能充當偉大和強有力的人們腳下的泥土么?"

這裡又明確出現了少數與多數的分別，前面宗教大法官籠統說到的「人類」看來實際就是指「多數」，指「大眾」。不管他們對地上麵包的追求是怎樣低俗的追求，他們不是本性如此，幾乎無可更改么(面對上帝的潛問則是「他們不就是如此被你造的么」)?而且，他們不是也應當有自己如此生存和追求的權利么(哪怕這種追求就意味著最終要放棄自己的精神自由)?而我們(少數)不是也要站在他們(多數)的立場上為他們想想么?看來宗教大法官正是這樣想的，他說：我們也珍視弱者。他們沒有道德，他們是叛逆，但是到了後來他們會成為馴順的人的。他們將對我們驚嘆，將把我們看作神，因為我們作為他們的領袖，竟甘願把他們懼怕的自由承擔下來而統治著他們，--因為他們到後來覺得做自由人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我們要說，我們服從你(上帝)，我們是以你的名義進行統治的。我們要繼續欺騙他們，因此我們將永不放你走近我們的身邊。我們正因為要做這種欺騙而忍受著痛苦，因為我們不能不說謊。這就是沙漠里第一個問題的大意。這就是你為了你認為高於一切的自由而加以拒絕的。在這問題里包含了這世界上的偉大的秘密。

自由的高揚的精神與充分飽餐地上的麵包、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兩者是否可以兼得呢?克魯泡特金寫過一本書叫《麵包與自由》，認為自然資源與工業技術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麵包，只要廢除私有制，實行共產公有，便可保證所有人過上安居樂業，充分享有一個無政府社會中的自由的生活。許多社會主義者也設想首先滿足物質需求，以改變產權關係為號召，然而才提升人們的精神，使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最後實現包括豐富的精神生活的全面發展。

弗洛姆也寫過一本書叫《逃避自由》，他已觀察和意識到現代社會的人們儘管擁有政治和價值選擇的自由，卻常常奇怪地要逃避這自由，寧可只注意物質生活而放棄自由，但他仍然希望能通過轉變人們的心理和觀念來對此進行醫治。在宗教大法官看來，麵包與自由這兩者也許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說，「天上的麵包」與「地上的麵包」兩者是不可兼得的，因為多數人永遠不善於在自己之間好好地進行分配，亦即如果集中注意於麵包，他們將永遠也分不平，他們將一直吵鬧和爭鬥下去。「不可兼得」的更深理由則還在多數人也許從本性上就不願承受自由的重負，而更喜歡不斷擴大「麵包」的數量以及自己所能占的份額。問題不是多少算夠，而是不會有夠的時候。而且，再多也會有跟他人比起來還是少的情況。尤其是在一個多數意見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裡，怎麼可能把他們已經緊盯著麵包的視線移開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1876年給阿列克謝耶夫的一封信中寫道：石頭和麵包是當今的社會問題，即環境的問題。這並不是預言，歷來都是如此。與其向那些一無所有的乞丐--由於飢餓和壓迫，他們與其說像人倒不如說像動物--宣傳不作惡、順從、潔身自好，還不如先讓他們吃飽肚子。這樣做更為人道。這是魔鬼對基督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如今歐洲的和俄國的社會主義，人們到處都在否定基督，首先在為麵包而奔波，求助於科學，斷言說人間一切苦難的唯一根源是貧困，生存鬥爭，「環境所迫」。基督對此的回答卻是：「人不單單靠麵包而活著」--這就揭示了一個普遍的公理，以及人在精神上的淵源。鬼的思想只適合於那些形同動物的人，基督知道單靠麵包無法使人獲得新生。倘若缺乏精神生活，缺乏美的理想，人就會憂傷，死亡，發瘋，自殺，或者沉湎於種種多神教幻想。由於基督本身和他的言行體現了美的思想，因而他決定：最好把美的理想播種在人們的心裡，內心有了這種理想，彼此就會親如兄弟，那時候彼此就會互助，大家也就會富裕起來。否則如果你給他們麵包，他們也許會因為無聊而彼此成為仇敵。那麼，假如同時給以美和麵包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那樣的話，人的勞動、個性、為親人做出自我犧牲的精神也還是會蕩然無存，一言以蔽之，人的整個生命，生活的理想將消失殆盡。因此最好只告訴他們一個精神上的理想。這就說明，福音書的這一片斷講的就是這個問題，而不僅僅是因為基督餓著肚子，魔鬼才建議他撿起石頭使之變成麵包。這也就證明基督的答覆就是揭示了人性的奧秘：「人不單單靠麵包而活著」(也就是說人不同於動物，但人的奧秘還有另一面，在那一面他又同於動物，他有身體，身體可能就是他的原罪)。倘若事情僅僅涉及解除基督的飢餓，那又何必籠統地談人的精神世界呢?再說也不合時宜，無需魔鬼的勸告，基督早就可望得到麵包了，只要他願意。許多青年嚮往社會主義也就是盼望世界上實現這樣一種制度，那兒處於首位的是「麵包」，而且分「麵包」是人人均等，也不再有什麼地產。這些社會主義者期待著那種個人無須承擔責任的社會結構，他們實際上是愛財如命，其根源就是灌輸給他們的那套思想。

「麵包」的問題不單純是一個「麵包」的問題，一個經濟的問題，它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分配正義的問題，一個涉及到人間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基本問題，一個涉及到權威、崇拜以及統治的合法性的基本問題。甚至一些以麵包引誘和發動群眾的人也只是把這作為手段，他們所注目的是政權--奪得並鞏固它。正是因為這一點，宗教大法官甚至對上帝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你同意採用以「麵包」為旗幟，你就可以解決每一個人和全體人類的那種普遍的、永恆的煩惱，那就是「該崇拜什麼人」的問題。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後，他最苦惱的問題，無過於趕快找到一個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們所尋找的總是已經無可爭辯的崇拜對象，最好無可爭辯得使一切人都會立即同意共同對他表示崇拜。這些可憐的生物所關心的不只是要尋找一個我自己或者另一個人所崇拜的東西，而是要尋找那可以使大家信仰它，崇拜它，而且必須大家一齊信仰和崇拜的東西。正是這種一致崇拜的需要，給每一個人以至從開天闢地以來的整個人類帶來了最大的痛苦。為了達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他們用刀劍互相殘殺。他們創造好些個「上帝」，互相挑戰說：「丟掉你們的上帝，過來崇拜我們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們和你們的上帝的命!"這樣的情形一直會繼續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到世界上已不再存在上帝的時候：因為人們同樣還是要朝著偶像膜拜的。你不能不知道人類天性的這個根本的秘密，但是你卻拒絕了對你提出的那面可以使一切人無可爭辯地對你崇拜的唯一的、絕對的旗幟--那一面地上的麵包的旗幟，而且是以為了自由和天上的麵包的名義而加以拒絕的。

人們深切關心的是尋找一個對象，以便把隨自己這個可憐的生物與生俱來的一份自由趕快交付給他。能握有人們的自由的只有那個能安慰他們的良心的人。本來隨著麵包你就能得到一面無可爭辯的旗幟：只要你拿出麵包，人們就會崇拜你，因為麵包是絕對無可爭辯的東西。與此同時，假如有人越過你而佔有他的良心，那時候他甚至會拋棄你的麵包，去追隨那掠取了他的良心的人。在這一點上你是對的。因為人類存在的秘密並不在於僅僅單純地活著，而在於為什麼活著。當對自己為什麼活著缺乏堅定的信念時，人是不願意活著的，寧可自殺，也不願留在世上，儘管他的四周全是麵包。這是對的，但是結果怎樣呢?你並沒有接過人們的自由，卻給他們更增添了自由!難道你忘記了，安靜，甚至死亡，對人來說要比自由分辨善惡更為珍貴么?對於人是再也沒有比良心的自由更為誘人的了。同時也再也沒有比它更為痛苦的了。你不去提供使人類良心一勞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堅實基礎，卻寧取種種不尋常的，不確實的，含糊可疑的東西，人們力所不及的東西，你這樣做，就好像你根本不愛他們似的，--而這是誰呢?這竟是特地前來為他們獻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你不接過人們的自由，反而給他們增加些自由，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永遠承受著自由的折磨。你希望人們能自由地愛，使他們自由地追隨著你。你想取代嚴峻的古代法律，改為從此由人根據自由的意志來自行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只用你的形象作為自己的指導--難道你沒有想到，一旦對於像自由選擇那樣可怕的負擔感到苦惱時，人們最終會拋棄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甚至會提出反駁么?他們最後將會叫嚷起來，說真理並不在你這裡，因此，簡直不可能再比像你這樣做給他們留下更多煩惱事和無法解決的難題，使他們混亂和痛苦的了。你自己就為摧毀你自己的天國打下了基礎，不必再去為此責備任何人。宗教大法官看起來是在為天主教辯護，為它以千年計的世俗化歷史辯護，為它在社會層面的成功辯護，但也可說是為一種幾乎命定的「精神異化」辯護，為人性辯護。

在宗教大法官看來，儘管人心中總有一種隱隱的對於沉溺於物質生活的不安，人們還是軟弱的、意志薄弱的，又是叛逆的，人世間只有奇蹟、神秘和權威這三種力量可以征服和俘虜他們的良心，使他們得到幸福。這其中，「奇蹟」是前面所說的「地上的麵包」的「誘惑」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是一種獨立的力量。在這方面，宗教大法官也對上帝表示了一種質詢的態度，他問：人類的天性難道能拒絕奇蹟，哪怕在生命的可怕時刻，在內心發生了觸及根本的最最可怕而痛苦的疑問時，仍舊能只憑良心做自由的抉擇么?你知道你的苦行將記載在聖經里，直到永遠而且流傳八荒。你指望人們跟隨著你，就會永遠留在上帝身邊，並不需要奇蹟。然而你不知道，人一旦拋棄了奇蹟，他同時也就會拋棄了上帝，因為人尋找的與其說是上帝，還不如說是奇蹟。既然人沒有奇蹟就沒法過下去，他就會為自己去造出新的奇蹟，他自己的奇蹟來，就會去崇拜巫醫的奇蹟，女巫的邪術，儘管他也曾做過一百次叛徒、異教徒和無神派。當人們對你譏笑，嘲弄，對你喊叫「你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會信仰這是你」的時候，你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你所以沒下來，同樣是因為你不願意用奇蹟降服人，你要求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憑仗奇蹟的信仰。你渴求的是人們對你自由的愛，而不是那種囚犯面對把他永遠嚇呆了的權力而發出的那種奴隸般的驚嘆。在這方面你對人們的估價也同樣過高了，顯然他們雖然生來是叛徒，卻仍然是囚犯。你看看周圍，自己想想，現在已經過了十五個世紀，你再去看一看他們：你把誰提得跟你一樣高了呢?我敢起誓，人類生來就比你想像的要更為軟弱而且低賤的。

當然，以上所說並不包括人類的全部，並不是指所有人，區分「少數與多數」的主旋律再一次出現，並且構成一種創世的神秘。宗教大法官對上帝說：你的偉大的預言家在寓言和幻想里說，他看見了第一次復活的全體參加者，每族各有一萬二千人。但即使有這麼些人，他們也已經彷彿不是人，而成為神了。他們背負了你的十字架，他們幾十年來在飢餓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拿蝗蟲和樹根作食物--你自然可以指著這些自由、自由之愛的孩子，自由而莊嚴地為了你的名而犧牲的孩子們來自豪。但是不要忘記：他們總共只有幾千人，而且全是神，可是其餘的人呢?其餘那些軟弱的，不能忍受強者們所忍受的事物的人，他們又有什麼錯呢?無力承受這麼可怕的賜與的軟弱的靈魂，又有什麼錯呢?那麼難道你真的只是到少數選民這裡來，而且是為了少數選民而來的么?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就是神秘，是我們所無法了解的了。既然是神秘，我們也就同樣有權利來宣揚神秘，並且教他們，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心靈的自由抉擇，也不是愛，而是神秘，對於這種神秘他們應該盲從，甚至違背他們的內心盲從。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改正了你的事業，把這事業建立在奇蹟、神秘和權威的上面。人們也很喜歡這樣，因為他們又像羊群一般被人帶領著，從他們的心上卸去了十分可怕的賜與，那給他們帶來了那樣多痛苦的賜與--自由。

宗教大法官說：「我們擁護的不是你，而是他(指撒旦)，這就是我們的秘密。我們早就不擁護你，而擁護他，已經有八個世紀了。整整八個世紀以前，我們從他那裡接受了你憤然拒絕的東西，接受了他把地上的天國指給你看時向你呈獻的最後的禮物：我們從他那裡承受了羅馬和愷撒的寶劍，只宣布自己是地上的王，唯一的王，雖然我們至今還沒有能徹底完成我們的事業。……本來你當時就可以拿起愷撒的寶劍來。為什麼你卻拒絕了這最後的贈禮?你如果接受了偉大的魔鬼的這第三個勸告，就可以解決人類在地上所尋求解決的一切，那就是：向誰崇拜?把良心交給誰?大家怎樣最後聯結成一個無可爭辯的、和諧一致的蟻穴?因為要求全世界聯合一致正是人們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痛苦問題。」這時，宗教大法官肯定越過了自己的界限，逾越了自己的身份，正是基於此，阿遼沙說宗教大法官實際上並不信仰上帝。伊凡也承認，也許在宗教大法官垂暮之年，他清楚地看出了惟有那個可怕的偉大魔鬼的勸告，才能勉強給這些軟弱無力的叛徒，這些「為了開開玩笑而創造出來的不成熟的試驗品」建立起一種最起碼的生活秩序。

但是，宗教大法官在這裡至少是提出了如何安排地上王國，安排包括多數與少數的社會政治秩序，包括如何在上帝的旗幟下安排，以及如何達到所有人團結一致這樣一些最困難的問題。他認為：整個人類永遠渴望著一定要把自己組成一個世界性的整體。有許多偉大的民族具有偉大的歷史，但是這些民族越高超，就越不幸，因為他們對全人類世界性聯合的要求比別的民族更強烈。他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一種似乎不同於上帝的立場，一種自居少數、卻致力於照顧多數、照顧所有人的立場。他對上帝說你為你的選民驕傲，但是你只有選民，而我們卻使所有的人得到平靜。還有，在這些選民里，在本可以成為選民的強有力的人們里，有多少人由於等你等得疲倦，已經或者將要把他們的精神的力量、心的熱忱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去，最後終於舉起他們自由的旗幟來反對你。這旗幟本是你自己舉起來的。亦即有少數精英將成為無神論者。

這是對即將來臨的「現代」的預感，宗教大法官似乎對自己統治下的現狀、或者革命之後的世界還是基本上滿意的。他說，在我們這裡，大家都將得到幸福，不會再發生反叛和互相殘殺，好像在你的自由里到處都在發生的那樣。我們會使他們相信，他們只有在把他們的自由交給我們並且服從我們的時候，才能成為自由的人。他們自己會相信我們是有理的，因為他們會記得，你的自由把他們領到了多麼可怕的被奴役和騷亂的境地。自由，自由思想和科學會把他們引進那麼令人迷惘的叢林，使他們面對著那麼多奇蹟和無法解釋的神秘，以至有一些不馴服而狂暴的人會殘害自己，另一些不馴服而意志軟弱的人會互相殘害，所剩下來的其餘軟弱而不幸的人將會爬到我們的腳下，向我們哭訴：「是的，你們是對的，只有你們掌握了他的神秘，我們現在回到你們這裡，把我們從自己的手中救出來吧!"他們在接受我們的麵包時，自然會明顯地看到，我們是從他們那裡把他們用自己的手弄到的麵包取了來，然後再分給他們，並沒有任何奇蹟；他們將看到我們並沒有把石頭變成麵包，然而實際上他們將的確為了能從我們手裡取得麵包而高興，更甚於單單為了麵包本身!

前面說到，處在十六世紀的宗教大法官預感將會有一場大的造反，這實際上可以說是處在十九世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感。宗教大法官預感在這場天翻地覆的大造反中，那些精英的少數將被驅逐，羊群將被攪散，宗教大法官看來相信，在這場血與火的大災難中(如果那時人類還沒有自毀或者說面臨最後審判的話)，他們會再尋找藏在地底下陵寢裡面的我們(因為我們會重又遭到驅逐和折磨)，尋到以後，就對我們哭喊：「給我們食物吧，因為那些答應給我們天上的火的人們，並沒有給我們呀。」到那時候就將由我們來修完他們的高塔，因為誰能給食物吃，誰才能修完它，能給予食物的只有我們，用上帝的名義，或者假稱用上帝的名義。他們沒有我們是永遠永遠不能餵飽自己的!在他們還有自由的時候，任何的科學也不會給予他們麵包，結果是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自由送到我們的腳下，對我們說：「你們儘管奴役我們吧，只要給我們食物吃。」這樣，羊群會重行聚攏來，重新服從的，而且這一次將會永遠不再改變了。那時候我們將給予他們平靜而溫順的幸福，軟弱無力的生物的幸福--因為他們天生就是那樣的生物。我們將最終說服他們不要再驕傲，你把他們抬高了，使他們學會了驕傲；我們將向他們證明，他們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只是可憐的小孩子，但是小孩子的幸福卻比一切的幸福更適宜。他們會膽小起來，望著我們，害怕地緊偎在我們的身邊，就像雞雛緊偎著母雞。他們會對我們驚訝，懼怕，而且還為了我們這樣強大、聰明，竟能制服住有億萬頭羊的騷亂羊群而自豪。他們對於我們的震怒將軟弱地怕得發抖，他們的思想會變得膽小畏縮，他們的眼睛會像婦人小孩那樣容易落淚，可只要我們一揮手，他們也會同樣容易地轉為快樂而歡笑，變得興高采烈，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是的，我們要強迫他們工作，但是在勞動之餘的空閑時間，我們要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小孩子遊戲一樣，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爛漫的舞蹈。我們甚至也允許他們犯罪，他們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將因為我們允許他們犯罪而愛我們。他們不會有一點秘密瞞著我們。我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們同妻子和情婦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們聽話不聽話，--而他們會高高興興地服從我們。壓在他們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惱的秘密，一切的一切，他們都將交給我們，由我們加以解決，他們會欣然信賴我們的決定，因為這能使他們擺脫極大的煩惱，和目前他們要由自己自由地做出決定時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這樣，所有的人，億萬的人們，除去幾十萬統治他們的人以外，全將享受幸福。只有我們，只有我們這些保藏著秘密的人，才會不幸。將會有幾十億幸福的赤子，和幾十萬承擔了分辨善惡的詛咒的受苦的人，無聲無息地死去，他們將為了你的名悄悄地消逝，他們在棺材後面找到的只有死亡。而我們將為了他們的幸福起見，保藏著秘密，用永恆的天國的獎賞來引誘他們。因為其實在另一世紀里即使真有什麼，也決不是為像他們那樣的人準備的。人們預言，並且傳說，你將帶著你的選民和那些驕傲而強有力的人們降臨人世，重獲勝利，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只是救了自己，我們卻救了芸芸眾生。

敘述至此，正如羅札諾夫所說的，我們的心態幾乎已經完全改變，已經差不多忘記在這之前兩兄弟的談話，而充滿了另一種思想，「人們可以說這是人類意識中最悲慘的思想，上面引述的文字是世界文學中最痛苦的文字」。借用一句時髦的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預見到「現代」，還預見到「後現代」或「後後現代」。如果說這就是人類的塵世命運，這就是人類命運的「永恆循環」，那麼這樣一幅圖景確實是陰鬱可怕，讓人絕望的。人類是否還有其他的出路呢?是否還有其他的路好走呢?這種狀態是否仍是中途而不是最後的境地呢?

伯爾曼認為：在「宗教大法官的傳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擯棄了宗教與法律二元論的西方觀念，轉而要求法律的精神化，或者，像他寫的那樣，「國家轉化為教會」，亦即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改變為以精神自由和獻身之愛為特徵的世界大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出其夢想後，僅隔一代人，那個時代便於1917年來到俄羅斯，雖然所取的方式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期望的完全相反。而且，也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它今天也正在美國化為現實。教會與國家的分離(按這個詞在美國憲法中的意義)的確變得越來越絕對，這僅僅意味著，國家本身正因為美國生活方式這種世俗宗教變得愈發神聖了。伯爾曼認識到俄國與美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某些容易被人忽視的共同點和相關性(例如實際上都重視「麵包」，都重視滿足物質的慾望)，但對它們之間的區別和對立(尤其在手段上的區別)卻認識不夠，並且由於作者寫這一著作採取的是法律與宗教關係這一特定視角，這一批評尚沒有接觸到「傳奇」的核心，即有關人、人性、生命意義和自由精神這一核心。

別爾嘉耶夫接近了這一核心。他認為，「宗教大法官的傳奇」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觀念中最佳的建設性部分，它比《作家日記》中的或佐西瑪、阿遼沙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更為一致。基督的隱藏形象跟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相近，同樣具有崇高的自由精神與貴族精神。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我們的教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直到現在卻似乎一直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人這樣強烈的把基督跟自由的精神--這自由精神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達到的--聯繫在一起。別爾嘉耶夫注意到了人性中少數與多數的分別，他傾向於認為：宗教教義是否具有普遍性，純粹是質方面的事，跟人數全然扯不上關係：這種教義的真確性可能在少數人身上比千百萬人身上顯示得更為強大有力，而單獨一個宗教天才也可以比一大群人傳達得更多。

即便如此理解，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大多數人是否能上升到這少數的水平(哪怕是最終)?人在宗教信仰、道德水準方面的差別無疑要小於他們在智力和才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換言之，前一種能力在人類中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廣泛性和可變性，是否即使在這方面，也仍然沖不破多數與少數的畛域呢?如果一種精神追求僅僅在少數人那裡達到一種普遍性」，那麼它是否還有意義，是否還值得少數人代表人類去追求呢?這少數能代表人類嗎?難道就由這少數而不是多數來體現人之為人的特性?這少數與多數的關係如何安排呢?其政治的架構又如何設計呢?而且這少數人，作為人不是仍與上帝有著絕對的距離?勞倫斯則也許是從另一方面接近到這一核心。當默里告訴他說「傳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線索」，勞倫斯開始不以為然，以為傳奇是「廢話」，後讀了幾遍，覺得自己從中聽到了「對基督的最後的、基督無法回答的批評」。在他看來，宗教大法官的意見就是伊凡的意見，伊凡的意見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見。他說：「無庸置疑，大法官說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對耶穌的最後意見。這意見坦率說來就是：耶穌，你是不確切的，人們必須糾正你。耶穌最後默默地吻了大法官，正像阿遼沙對伊凡做的一樣。」這意見是建立在二千年的歷史經驗上的，也是建立在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基礎上的。人不能不忠於它的本性。沒有任何靈異能使他永遠超越其限度。

那麼，什麼是現實生活著的人們、普通人的界限呢?勞倫斯認為，是以下三種倘不滿足，人類就不能持續，普通人也不能「自由」(不能跟隨上帝)的生命要求：1、他要求作為一種奇蹟，來自上帝之手的麵包；2、他要求奇蹟意義上的神秘；3、他要求自己能拜倒在前的權威。

這三種要求妨礙了人們「自由」，它們是人的「弱點」。只有少數人能擺脫這要求，能強大到足以能成為滿足基督要求的基督徒。大部分人是軟弱的、反叛的，他們甚至不能分享塵世的麵包。因而基督教對大多數人是太困難了，它只能被少數聖徒或英雄實現。它甚至於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因為它要求的比人性所能承受的要高。這樣，可行的結構就須交給大法官，以他的名義建立教會與國家。耶穌認為人應當是自由的和無限的故爾愛人類，大法官是基於人事實上的樣子愛人類，愛現實和有限的人。

在勞倫斯看來，人確實總在尋求奇蹟、神秘與權威，今天則是從科學和機器中尋求奇蹟，我們必須同意人就是這樣的，他們認為物質的生活(麵包、金錢)就是真實的生活，地上的麵包就是天上的麵包。只有少數人能看到這分別，群眾不可能看到，永遠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折磨人的真理的人」，一旦認識了它就將改變歷史進程。少數人應掌握麵包再分給群眾，否則，如果人們「自由地」去搶奪麵包，人類就將走向毀滅。否認金錢，認為那是魔鬼的東西，就將把群眾擲給魔鬼，我們不能這樣，而是要接受限制，用一種等級制方式來安排這些：給人們麵包、奇蹟和權威。這正是基督教的愛人類，是服務於全能的主，正是他造就了兩種人。許多熱情的人以為把地上的麵包給窮人就是「天上的麵包」，可是那不是，尤其對於窮人那不是!那對他們恰好是天上麵包的喪失。

那麼什麼是「天上的麵包」呢?勞倫斯認為，每代人都必須自己回答：「天上的麵包」就是生命，是現在的生活。使生命活躍和歡樂的就是「天上的麵包」，地上的麵包只是其副產品。大多數人不會理解這一點，但它是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只有少數人理解，讓他們承擔起責任吧。我們在得到「地上的麵包」的過程中所嘗到的就是「天上的麵包」。奇蹟與神秘是結合在一起的。權威就是那掌握麵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得很深刻：把他們自己的麵包拿來再分給他們，給回他們，那有奇蹟的意義，使麵包味道更好，這就是為什麼在民主制下，塵世的麵包失去了它的香味的緣故。人需要服從什麼人不是他的軟弱，而是他的本性，他的力量，能使他接觸遠處更偉大的生命。正像宗教大法官所說，精選者的神秘是基督教的一個不可解的神秘，歷史上自然產生的人們中的主(Lord)也是人的一個不可解的神秘，我們必須接受這神秘。這樣做並不是殘忍，而是對事實的重新發現，只是到十八世紀末，所有人的完美性的幻覺才佔據了文明民族的想像，但這是一個幻覺。伊凡必須重述老的真理：即大多數人不可能辨別善惡，因為這是極其困難的，甚至那些按生命價值生活的美好單純的人，現在也只能通過金錢來評估價值。讓那些有特別天賦的少數人來辨別善惡，確定對金錢價值的生命價值吧，讓多數人在一種等級制中帶著感激接受這決定、服從他們吧。這裡有何殘忍和邪惡呢?耶穌吻了大法官，意思就是，謝謝你，你是對的，聰明的老人!阿遼沙吻了伊凡，意思也是：謝謝你，你是對的，你挑起了擔子!"讓他們為他們重新發現了真理歡樂吧。

勞倫斯的看法特別值得注意。確實，以前大多數對「傳奇」的評論者和研究者似乎都未充分地考慮由人性、人的差別，尤其是多數與少數之分將帶來的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這個問題不僅在「宗教大法官的傳奇」中是明擺著的，也貫穿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後西伯利亞時期」多部長篇小說的始終--從《罪與罰》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人分為兩種，到《群魔》希加廖夫把人分為兩部分的社會體系，再到《卡拉馬佐夫兄弟》，這個問題始終突出地存在。但人們卻常常對此視若無睹，或採取簡單的解決辦法，這是否是一個簡單化的時代的影響所致呢?無論如何，這裡我們可能要遇到一個最大的神秘，遇到一個近乎無解的問題。即如果情況不是如此又將怎樣呢?如果人性不是如此，不是存在差別，不是有多數與少數之分，就像人在知(知識)、情(幸福)、意(道德)方面沒有什麼局限性，而是完善並且齊一的話，這世界又會怎樣呢?這樣的人類是否還是人類呢?甚至如果多數也是少數，也像少數那樣更為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目標，哪怕他們個人道德水準不低，但在精神目標的理解上卻存在著無法通融的差異，那麼人類間的鬥爭是不是反而會更加激烈、更加可怕呢?甚至人類早就要因這更激烈的鬥爭而不存於世了呢?這樣一來，就又可以說是沉默的、隋性的多數既是拖住了，又是支持了這一世界了。

宗教大法官代表少數對上帝的訴說實際是獨白。百姓不說話，上帝也沒有說話。在故事中，上帝在整個宗教大法官訴說的過程中一直默默無語，他只是一直熱心地靜靜地聽著，直率地盯著大法官的眼睛，不反駁也不解釋。最後也是一言不發地走近老人，默默地吻了一下宗教大法官那沒有血色的、九十歲人的嘴唇，然後他走了。這就是全部的回答。上帝無言，勞倫斯認為這個吻就是表示贊同，而我們卻遠不敢如此肯定。宗教大法官說出了自己最深的困惑和疑問，然而他得不到回答，永遠得不到回答。那也許是無法解答的，或者說是超出人所能理解的。它在我們面前永遠是一個謎，是一個亘古的疑問，一個橫在天地之間的疑問。從上天和地下兩方面都沒有迴音。百姓根本不會提出這個疑問，「百姓默默無語」，而上帝也不開口，也許他是無法用人所能理解的語言來回答。總之，此時還沒有「最後的話」。最後的話也許要等到那最後的一刻。然而，無論如何，問題已經提出，「宗教大法官的傳奇」中畢竟包含著一些非凡的、可以慶幸而又可以害怕的、極其尋常而又不同尋常的東西，它在這一時刻使我們離一種上天的奧秘最近，離一位上帝最近，哪怕這是一個無言的上帝。但上帝還是走了，總之，在人類進入「現代」的門檻的時候，上帝走了，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這也許就是朋霍費爾所說的「世界已經成年」、「人類已經成年」。故事結束了，人類在自己的塵世生活中也只能自己好自為之了。

附錄：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19世紀文壇上享有世界聲譽的一位小說家，他的創作具有極其複雜、矛盾的性質。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於醫生家庭，自幼喜愛文學。遵父願入大學學工程，但畢業後不久即棄工從文。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潮影響下，他醉心於空想社會主義，參加了彼得堡進步知識分子組織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革命活動，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過往甚密。

1846年發表處女作《窮人》，繼承並發展了普希金《驛站長》和果戈里《外套》寫「小人物」的傳統，對他們在物質、精神上備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喚醒他們抗議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雙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白晝》（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幾個中篇小說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劇，乃至關係破裂。後者認為上述小說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態心理以及為瘋狂而寫瘋狂的傾向，「幻想情調」使小說脫離了當時的進步文學。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逮捕併流放西伯利亞。十年苦役、長期脫離進步的社會力量，使他思想中沮喪和悲觀成分加強，從早年的空想社會主義滑到「性惡論」，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義和宗教反對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以溫順妥協反對向專制制度進行革命鬥爭的矛盾世界觀。

他流放回來後創作重點逐漸轉向心理悲劇。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繼承了「小人物」的主題。《窮人》里偶爾還能發出抗議的善良的人，已成了聽任命運擺布的馴良的人；人道主義為宗教的感傷主義所代替。《死屋手記》（1861～1862）記載了作者對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說描寫了苦役犯的優秀道德品質，控訴了苦役制對犯人肉體的、精神的慘無人道的摧殘，無情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統治。

《罪與罰》（1866）是一部使作者獲得世界聲譽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發展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題，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亞強烈的叛逆性和作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與純潔，使小說透出光明的色調。但一些用以攻擊革命者的「虛無主義者」形象，削弱了小說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沒有被侮辱與損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對革命者的攻擊了。

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作者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寫了無恥、卑鄙的卡拉馬佐夫家族的墮落崩潰。對顛沛流離、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極的一面，例如認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價值，只有寬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類社會等說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內心分裂。他對人類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寫是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他的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至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著複雜激烈的心理鬥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資產階級關係的紛繁複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惡矛盾性格組合、深層心理活動描寫都對後世作家產生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