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一輩子也沒有想明白的一個問題

2000多年前，當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開始撰寫列傳第一篇《伯夷列傳》時，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說，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馬遷在一篇以伯夷、叔齊口吻寫的詩中看到怨憤之氣，於是他只能懷疑是不是自己對這首詩理解錯了。

接著司馬遷又借他人之口進一步闡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為何像伯夷、叔齊這樣一生「積仁」的人卻終於餓死？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顏淵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盜跖無惡不作卻壽終正寢？司馬遷比照當時的現實，這並不是個別，而是普遍的現象！他終於忍不住將疑惑說了出來：「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司馬遷面對的困惑是循環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齊的死就證明他們不是善人；如果他們是善人，那他們的死又在證明天道不是鼓勵從善的。

解決不了這樣的困惑，司馬遷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裡找答案，找來找去，只找到三條不無勉強的根據：一條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慮結局；一條是「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從商風險太大，太不確定，於是孔子也被迫選擇跟著志趣走；一條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正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顯出偉大，這也就是他們的價值。

很顯然，寫史重在史觀，「個體選擇」、「被迫為之」、「難能可貴」三個理由用於道德說理可以，但如果用來建構史觀、指導歷史敘述卻極其困難。

「司馬遷之惑」所針對的價值與得失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其背後是人類進程的一種必然規律。對這個規律的認識，有助於理解中國目前轉型進程的關鍵任務。 人的管理，實質就是慾望的管理，通過管理實現慾望的釋放與管束。釋放慾望，可以激發人無窮的創造力；慾望的滿足可以帶來幸福感，慾望的不滿會帶來痛苦。於個體而言，慾望滿足往往是暫時的，而痛苦卻是經常的；於群體而言，慾望的創造力與破壞力並存。因此，慾望這把雙刃劍需要約束。

事實上人類一直在尋找管束慾望的方法，以保證社會運作的正常，保證人們痛苦的減輕與幸福感的增進。在這個找尋過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貢獻了智慧，其中一些幸運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並成為約束慾望最有效的方法。時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無不在約束人的慾望。

在釋放與約束消長往複的漫漫歷史進程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了神龕，不同的是龕中的「神」不同。在中國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因而中國人心中的神龕中沒有一個具體的神，但神龕卻不是空的，仁、義、禮、智、信居於其中，它們是中國人心中的「理神」。與其他民族的神一樣，起著約束慾望的作用。

當約束慾望的價值觀成為個人與社會的普遍價值時，約束自己的慾望的人可以由此獲得內心的自我犒賞和社會的精神犒賞，於是產生極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這種精神需要變成另一種慾望，宗教或道德也獲得不依存於物質得失的發展動力，對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類也漸漸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動物。但是，當現實得失與精神價值有巨大落差時，就會出現對價值的懷疑，這就是「司馬遷之惑」。

人類總是在釋放慾望與管束慾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標準，想建立一個價值理想國，社會將喪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實用主義的標準，以絕對的利益得失比較，社會即使在短期內獲得發展，也將陷入物慾橫流，「形勢大好，人心大壞」的境地，最終走向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