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為何會在那麼多「同情」和「保護」下死去？

壹

2017年1月1日，作家老舍的所有著作將成為公版書。按照現行的著作權法，從作者去世之後第二年算起，版權保護期是50年。自此之後，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將不必支付版稅。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去世。

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二樓的過道里，總編室主任王海波從一個老舊的書櫃里找出老舍文集其中一卷。老舍作品的絕大部分版權屬於這裡。「這個黃綠格封面的版本不好找了。」我接過她遞過來的書，翻開封面，看到了「舒舍予」和「胡絜青」的紅色印記。

這套文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整理，在此之前，全中國能看到的作家文集只有魯迅一人。「魯郭茅，巴老曹」，從一個短語，重新開始成為一排長長的書籍。

1987年，從吉林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的王海波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為一名編輯。她作為責編的第一本書便是老舍文集第9卷。和她一個部門的同事有老舍的女兒舒濟。為了整理老舍文集，舒濟被調入出版社。

舒濟

這不是王海波和舒濟第一次見面。王海波的碩士畢業論文寫的是老舍。為了寫好論文，她曾經到北京豐富胡同的丹柿小院採訪老舍的家人。「我還記得，見到舒濟的時候很緊張。」

80年代是文學佔據耀目舞台的時代。大學中文系的錄取分數往往最高。王海波就讀的吉林大學中文系，出了不少日後影響中國文壇的人，比如徐敬亞、王小妮等等。

此時，蘭州大學中文系的吳小美也已經開始了她對老舍持續深入的研究。她曾經擔當老舍研究會會長多年，如今在北京生活。2014年，她所著的《老舍散文三十八講》出版，老舍散文是少有研究者關心的領域。這年同時是她從教60周年，在北京舉辦的研討會上，到場的有舒乙、舒濟，還有北大中文系的嚴家炎、錢理群。吳小美1954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1949年之後，對於老舍作品的研究很長時間裡是沉寂的。北大中文系的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里第一次對《駱駝祥子》作出了高度評價。同樣是北大中文系的樊駿，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論的現實主義》。這些研究打開了一些缺口，老舍研究的局面開始改變。

1986年，大學畢業後的傅光明進入現代文學館工作。他很快認識了作家蕭乾，成為忘年交。蕭乾喜歡跟年輕人交談，他曾對傅光明說，感謝光明，以你的青春在延緩著我的暮氣。

一次聊天中，蕭乾和傅光明說到了老舍。「蕭先生跟我建議說，老舍值得研究，你可以做一做，一些當事人跟我熟，我可以幫你聯繫。」

一條通道被打開了。此後多年，傅光明投入了對老舍的研究。「當時沒有想太多，只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歷史的書記員，去找到和歷史相關的人，把他們說的東西記下來。我那時候以為，這樣就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

貳

蕭乾幫傅光明聯繫採訪的第一個人是黎丁。黎丁原是《光明日報》的副刊編輯。他曾跟蕭乾說過，1966年8月23日之前一兩天，他去過老舍家。

1993年，傅光明和央視的記者去了兩次黎丁家。

傅光明

在黎丁的回憶里，接了老舍電話後，1966年8月22日晚，他到了老舍家。「我去老舍家的時候，他就和我講起來，他從醫院出來了。講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是很興奮的樣子，很激動。」「他說，我們年紀大了，不能落後。」

老舍夫人胡絜青曾經回憶：「老捨出事的前兩天，文聯開會，老舍問茅盾，明天的會你參加不參加？茅盾先生沒有作正面回答，只輕輕地向他搖了搖手。第二天，老舍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鬥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他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

1949年之後的各項「運動」，老舍大多數時候是積極的響應者。1957年6月號的《劇本》發表了關於老舍的報道《老舍談劇本的百花齊放》，他說：「應該放膽寫諷刺劇，諷刺官僚主義和舊的思想作風。悲劇問題也是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現在劇本創作還應該大膽地放，對於那些思想不反動、藝術性強的劇本應該發表出來。」

隨後，他又在《創作的自由》中進一步表達了自己的文藝觀：「有人說，創作必須自由，不受任何干涉。這似乎是說，作家宜有絕對的自由，否則礙難創作。可是世界上從古至今有沒有絕對自由呢？沒有。」「領導為的是明確方向，不是干涉自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創作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文藝事業的社會主義領導。」

在「反右」的時候，老舍為批判吳祖光寫了《吳祖光為什麼怨氣衝天》，一開篇就表明：「當我看了有關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一種侮辱。」「吳祖光，你這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以前沒有出路，現在更沒有出路。」

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

吳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後，老舍見到新鳳霞，鼓勵她要多給吳祖光寫信。他對不識字的新鳳霞說：「寫信也是學文化，像作文一樣，一天寫一篇，讓祖光看了高興。」某一次，老舍從舊貨攤買到一幅齊白石的畫，發現畫軸籤條上有吳祖光的名字，他動情地說：這可是祖光的心愛之物啊！他下去以後，家裡恐怕有點繩床瓦灶的景況了，將來他若活著回來，我能把畫兒親手還給他，該多好！後來，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親的吳祖光，了了這樁心愿。吳祖光很感動，老舍卻說：「對不起你的是，我沒有能力把你家賣掉的畫全買回來還你。」

老舍和吳祖光結交多年。抗戰結束後，老捨去往美國。1946年6月5日，他從美國寫信給吳祖光表示，中國話劇，不論在劇本上還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儘管還有許多缺陷，但如果各方面的條件能夠得到改善，我們的話劇絕不弱於世界上任何人。

1958年，北京盛夏，作家老舍先生在荷花池邊小憩

1950年代創作的《茶館》，似乎做到了老舍在信里的願望。《茶館》和他未完成的《正紅旗下》，讓他在同輩作家1949年後的創作里顯得與眾不同。

吳小美說到老舍對於悲劇的推崇。「很多人因為老舍的作品裡幽默、笑聲很多，就把他簡單地看成一個優秀的市民作家。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老舍一輩子都在寫悲劇，悲劇實際上是他創作和精神的根源。」這和老舍的出生、成長過程有很大的關係。一個落魄的滿族家庭的後人，在「變革的時代」里不斷地通過文字追尋價值所向。

1986年的夏天，吳小美到香港做了一場關於老舍的講座。和她一起去的還有《茶館》的劇組。那一版《茶館》里，王利發的扮演者是北京人藝的老演員于是之。

《茶館》在香港上演，當劇中主角王利發不堪生活重壓，生意做不下去，準備上吊之前，舞台上撒起了紙錢。「這個情節太好了，被悲涼的氣氛又推進了一步。」吳小美記得很清楚，坐在她旁邊的一個外國朋友涕淚交垂，她用英語對吳小美說了一句，「很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太感動人了。」

香港曾經是吳小美生活的地方。她在那裡長大。抗戰中，香港淪陷，日本人的到來讓她和家人感到恐懼。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媽帶著我們出去，好不容易買到了6個肉包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日本兵，他們搜到了包子，想吃，但怕包子有毒。就讓我們先吃一個。我媽知道包子沒毒，她心疼我，把一個包子給我吃了。其他5個被日本兵搶走。這件事情我一輩子都會記住。」

說到這裡時，吳小美流下了眼淚。「所以我看《四世同堂》，體會太深了，我覺得我是用我自己的心來讀《四世同堂》的，對我來說，這已不是小說，我會把它看成是音樂——怒、憤、傲、烈。」

王海波寫老舍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變革時代的中國人》。《四世同堂》給了她強烈的感觸。「每一代人都代表了他們那一代人的特色，老舍把時代的更迭濃縮在他的作品裡面。這其中有嚴守舊時代規矩的人，還有接受新時代思想的人。有的人努力在變，有的人不知道怎麼變。」

時代不斷在變，大家都在探望著風向。不管風往哪裡刮，一個確定的事實好比《四世同堂》的結尾：槐樹葉兒拂拂地在搖曳，起風了。

叄

北京老舍紀念館門口的兩個銅環也讓我想起《四世同堂》。

吳小美注意到了小說里對銅環的描寫。進入北平的日本人，將各家各戶門上的銅環偷光了。這些見微知著的描寫，吳小美認為只有老舍才能做到。一條胡同里有悲劇，也有被征服者的文化自省。這是一個從惶惑偷生到緩慢覺醒的過程。

吳小美

「小說裡面絕大多數人物，是缺乏英雄氣概。舉個例子，像祁老人，祁老人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因為侵略者的槍炮，他只想平靜地度過自己的晚年，但這個不可得。再看中年這一代，祁天佑這個悲劇人物，他只想靠自己安分守己的勞動，給自己掙到最低的吃喝，他本本分分做自己的生意，最後落得丟掉自己的命這個下場，被迫自殺。像祁瑞宣，一個知書達理很有愛國心的壯年，非常想奔赴國難，可是家把他拴住了，他的弟弟祁瑞全，想馬上到戰場上和敵人廝殺，可是家裡不同意。最後大家只能在惶惑中偷生。」

舒乙寫到過：「父親1945年在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里寫過一個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親的死法竟是驚人的一模一樣，好像他在20年前就為自己的死設計好了模式。」

「誠實，守規矩，愛體面」的祁天佑，被日本人污為「奸商」，讓他穿上寫著極大的紅字「奸商」的白布坎肩遊街，日本人用槍逼著他大聲喊「我是奸商！」這讓他感到屈辱而絕望：「他的老父親，久病的妻，三個兒子，兒媳婦，孫男孫女，和他的鋪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見了護城河，與那可愛的水；水好像就在馬路上流動呢，向他招手呢。他點了點頭。他的世界已經滅亡，他必須到另一個世界裡，他的恥辱才可以洗凈。活著，他只是恥辱本身；他剛剛穿過的那件白布紅字的坎肩永遠掛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將永遠是祁家與鋪子的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黑點子，那黑點子會永遠使陽光變黑，使鮮花變臭，使公正變成狡詐，使溫和變成暴厲。」

「他雇了一輛車到平則門。扶著城牆，他蹭出去。太陽落了下去。河邊上的樹木靜候著他呢。天上有一點點微紅的霞，像向他發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經等他等得不耐煩了。水發著一點點聲音，彷彿向他低聲的呼喚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輩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將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涼，乾淨，快樂，而且洗凈了他胸前的紅字。」

老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里，女學生李靜為了替叔父還債，賣給老張為妾，不能與傾心相愛的王德結為連理。她最先想到的就是死，但「『死』是萬難下決心的，雖然不斷的想到那條路上去。『希望』是處於萬難之境還不能鏟凈的，萬一有些轉機呢！『絕望』與『希望』把一朵鮮花似的心揉碎，只有簌簌的淚欲洗凈心中的鬱悶而不得」。當一切生的「希望」落空，她選擇了自殺。小說里有這麼一段話：「人們當危患臨頭的時候，往往反想到極不要緊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盡的對著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時向水問：宇宙是什麼？生命是什麼？自然他問什麼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還瘋了似的非問不可；於是那自問自答的結果，更堅定了他要死的心。」這樣的描寫彷彿能看到老舍多年後面對太平湖水的心理。

舒乙

舒乙說他有一次和冰心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問：「您怎麼知道？」「他的作品裡全寫著呢，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

《茶館》的結尾，掌柜王利發的結局跟老舍也相似。王利發「變盡了方法，不過是為了活下去！」「我可沒做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就不叫我活著呢？我得罪了誰？誰？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絕望的王利發送走了家人，一個人留下來，他弔死在了開了六十多年的老裕泰茶館。

舒乙曾說：「乍一看，這些說法和模式的出現，只是表面的孤立和偶然的現象，即使有相似之處，也是不可思議的。但這些話和這些文字畢竟都出自他一個人的嘴和一個人的筆，我想，這只能證明，什麼事情在他的心裡確實是有一條明顯的界限，到了超越這個界限的時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辦法。」

這個界限是什麼呢？1966年8月23日的經歷，大概便是老舍心中的界限。

傅光明採訪過許多當年的在場者——

蕭軍：「下午我由家回到文化局，不久就來了一隊紅衛兵，在院中不由分說就將我揪倒在地，開始了拳打腳踢，和皮帶的抽打。因為全是些女孩子，我只好任她們辱罵、毆打。」

浩然：「當時我正在辦公室里寫材料，……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里集合。侯文正在那裡喊：老捨出來！那些被揪出來的人站成一排。」

楊沫：「下午約3時，女紅衛兵（多是中學生）來了一群。約莫下午4時，被揪出來的人，都被趕上一輛大卡車開走了，聽說開到了國子監。」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確到過北京市文聯。」午飯前，看到文聯院里有好多人，聽說是抓蕭軍。「我出於好奇很想看看蕭軍本人，但等了約莫三五分鐘，也沒有看到抓蕭軍出來，就離開文聯返校（北大）了。」「當天批鬥老舍和其他人是我離開文聯後發生的事，因此並不知道。」「關於我把紅衛兵叫到文聯一說，浩然在揭發材料和後來的文章中說的都不一致。」

在回憶當時的採訪時，傅光明頗有感慨：「我在做了一段時間口述歷史的事情後，跟老舍之死所相關的許多人都知道了。有的人不願意我去找他們，有的人則是等著我來。我發現一個現象，幾乎所有的敘述者，在回憶1966年8月23號那天時，對老舍都是關心、體貼的，可是，老舍在這麼多人的『愛護』當中死掉了。」

1957 年，老舍(左)和畫家葉淺予(中)向國畫大師齊白石祝壽

在現場敘述者那裡，北京八中的女學生是直接的施暴者。她們在孔廟——一個供奉老師的祖師爺孔子的地方，對她們的師長輩施以拳腳。這是傅光明最難找到的群體。這麼多年來，只有一位當年在場的女學生接受過他的採訪。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學生被傅光明用「她」代替。

「她」：「上了車，老舍對我說，昨天剛出院，能不能不跪。……我當時很同情老舍，就讓他站起來。」火好像是在大殿前燒的。「我忙著跑前跑後，到處張羅，等到那圈時，老舍的頭已經破了，被包了起來。當時天非常熱，她們還搡著跪地上的人往前去烤火。」不記得是誰把老舍先接走了。大約持續到三四點，或者更晚。

傅光明：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老舍自殺的？

她：後來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老舍自殺了，聽說就是在被我們批鬥之後。我很內疚。後來又聽說還有另一個學校也斗老舍了，心裡覺得好受一點了。

傅光明：「文革」結束後，有沒有想過去給老舍的家人道歉？

她：想過，但不知道該怎麼說。（哭了）……對老舍，我是敬佩的。

傅光明還採訪到另一位重要的人——作家草明。草明被認為在老舍之死上負有責任。

浩然：「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大伙兒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從他頭上摘牌子，這時老舍打了紅衛兵。」

曹菲亞：草明對紅衛兵說，老舍的《駱駝祥子》拿了美國的版稅。「有紅衛兵這麼一敲他腦子，『呼』一傢伙那血就出來了。……他火了，他把那個牌子摘下來。……不知打到哪個小孩的腳上了，……那小孩就喊，啊！老舍打人，老舍打人。又遭到一場拳打腳踢。」

草明：「開始時紅衛兵沒有打老舍。我說過一句，就是『他還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外國人』，就說這麼一句。」

傅光明付出了許多努力，才採訪到了草明。

「『文革』結束之後，這批人想起當時所說所做，陷入很大的自責，此外還有輿論和社會的壓力，讓他們講述這個過程很難，難免要為自己開脫和辯解。這很正常，這是人性里的東西。採訪草明是件很艱難的事兒，她最開始是不願意接受採訪的。因為我所在單位的領導舒乙是老舍的兒子，她一直以為我做這個事兒可能是跟舒家有關係。為了打消她的顧慮，我連續兩個新年都去拜訪她。我跟她說，與其讓外人在這件事上說來說去，你作為一個親歷者，不如自己來講。可能是金石為開吧，草明最後願意說了。我感謝草明。我對接受我採訪的這些人都表示感謝。他們讓我完成了口述實錄這樣的工作。但同時，我得從這些講述中跳出來，我是一個學者，我需要分析人性和產生自己的看法。從這方面來說，我有些替草明感到遺憾。」

「遺憾的是什麼呢？」我問傅光明。

「我覺得她在這件事上懺悔不夠。當然，我沒有任何權利去要求一個人懺悔，那是個人選擇。」傅光明說。

老舍自殺之後，草明面臨很大的壓力，很多人都認定是她的這個揭發，導致老舍遭遇更慘烈的毒打，最後自殺。「文革」結束之後，80年代初，草明所在單位的一次職務選舉中，大家商量好不投她的票，讓她落選。

在舒乙的回憶里，草明曾經到家裡為老舍之死道歉，但在老舍家人看來，她說到此事時，顯得輕鬆了些，讓他們不能接受。

肆

2016年8月中旬的一個下午，炎熱，無風，遊人陸續進入了北京豐富胡同的丹柿小院。這是老舍從國外回來後花錢買的小院，後來成了老舍紀念館。在老舍的生平展上，一對年輕的情侶在看著老舍作品的介紹。女生忽然問男生，《活著》是不是老舍寫的？男生答不上來。女生接著說，我看過電影《活著》，對福貴的印象很深。這些都是變革時代的故事。大概在年輕人眼裡，那個時代的故事長著同樣的面貌。

在許多文字記錄里，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早上，向自己的小孫女說了句「跟爺爺說再見」，便從丹柿小院離開，穿過漫長的街道，來到了太平湖畔。次日早上，漂浮在湖面的屍體被發現。

北京王府井北口豐富胡同 19 號，老舍的「丹柿小院」舊照

對「老舍之死」的採訪越深入，就越令傅光明感到困惑。「如果說『八二三事件』的歷史真實已不可能按照支離破碎但似乎都能自圓其說的『記憶』還原，那老舍自殺前後的情形及屍體打撈的過程，就更加語焉不詳。不知是歷史模糊了人們的『記憶』，還是人們的『記憶』使歷史變得模糊不清。」

胡絜青：「24日我一夜沒睡，心神不寧地給他等著門；25日，我到處打電話探聽他的下落，都是毫無音訊。……到了晚上9點多鐘，電話響了，一個陌生人給我打來電話，讓我去太平湖西岸……那天，天上正下著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電車，還得換車，快10點鐘的時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

浩然：在我通知胡絜青老舍自殺的消息時，她反應很冷淡，「她說死就死了唄。」

舒乙：「浩然在說謊！……家屬是受害人，我們到處求助，浩然怎麼可以這樣說話呢？……他怎麼能一點自己的責任都不談？」

柯興：「我是8月25日晚上六七點鐘知道的，……讓我到太平湖把屍體交給舒家。……我去之前，文聯、文化局已經各派了一個人在看守老舍的屍體。」「有名片，名片上豎寫著他的職務。」屍體「用一個破席頭蓋著，衣服和鞋都是乾的。他穿的是白底步鞋。他的遺物手杖、西服上衣、錢包和大約有一尺厚的一摞書稿放在身邊。我們等舒乙來了，把遺物交接給他」。

舒乙：（25日）下午，我突然接到北京市文聯的電話。大概下午4點鐘我到了北京市文聯，被通知到新街口豁口外西側的太平湖去處理後事……屍體是25日清晨發現的。

老舍的屍體是誰從太平湖裡打撈上來的呢？在這件事情的採訪上，傅光明遭遇了「羅生門」。

郝希如：我記得老舍是24日出的事。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我是早上6點左右接到電話，一個男同志說湖裡死了人。……我和太平湖養漁場的韓文元駕著船，用竹竿將屍體拉到岸邊。……他懷裡抱著捆著的一摞宣紙，大概是《駱駝祥子》或《茶館》的手稿，上邊寫著老舍名字。由此判斷死者是老舍。……印象中他穿的是一件淺色的大褂，是過去文人穿的那種到腳面的大襟。

韓文元：記得好像是上午11點多鐘，是我和郝希如用船把老舍屍體撈上來的。身上穿的好像是灰色的便服。

舒乙：我覺得他（郝希如）顯然是電影看多了，解放後老舍從來不穿大褂，而且沒有大褂……他說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我很難判斷。……《駱駝祥子》的手稿根本不在家裡，在上海的陶亢德先生家裡。《茶館》的手稿在家裡，保存得完完整整。

白鶴群：有人說是他撈的老舍屍體，我說是我撈的。……發現老舍屍體是24日，確定無疑。……我那天剛好上中班。……7點多人就撈上來了。……和我一起撈的人叫韓慶祥。……是拿棍和鉤子鉤過來的。……9點多，看見我們撈人的唐浩瀾，跑到我家說死者是老舍。……11點多我又去了。

朱軍：印象當中我總記得是8月23日，可現在人們都說是8月24日。大概7點多，派出所值班員說太平湖死人了。……當時，我和葛林騎著自行車，幾分鐘就到了太平湖。……我和看漁場的孟兆祥，駕著船用竹竿把屍體推到岸邊。……遺物中有名片，中間兩個字是老舍。傅光明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把老舍屍體的打撈分為ABC3個版本。「這3個版本里只能有一個是真實的，因為不可能撈起3個老舍，肯定只有一個老舍。我還問學生，有沒有可能，這3個版本沒有一個是真的？」

這是傅光明不斷思考的問題。「以前以為找到目擊者就能把事情弄清楚，慢慢地，找的人越來越多，談的內容越來越龐雜，矛盾衝突的地方越來越多，我開始面臨不知道該信誰的問題。而且，你無從判斷絕對的真假。再後來，我開始意識到，那些看上去不靠譜的講述對口述歷史來說也是有意義和價值的。」

「意義和價值是什麼呢？」

「當我們面對沒有證據的情況時，口述歷史可能是惟一的史料提供，但這又帶來某種冒險性。惟一就是孤證，可能口說無憑。但不是所有的口述史都不可信。我們從許多口述者的敘述當中能夠梳理出一些歷史的痕迹。面對歷史，歷史的敘述者和歷史的書寫者，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做加法或減法。我跟學生講課的時候，反覆提醒他們，當我們面對歷史敘述者說，當時只有我在場，這個時候要注意，你要在發出驚嘆號的同時，馬上追加一個問號。」

「這彷彿已經超越了老舍之死這件事情了。」

「我們已經不是在研究老舍這個作家了。這是哲學層面上詮釋生命的一個文本。人性的複雜，生命的無常，歷史的弔詭，文學篇章背後的歷史真空，我覺得都是共生的存在，你看，這些在我剛才說的那些事情里全都有。」

用一個喻體去形容歷史，會是什麼呢？歷史可能是一隻精緻的瓷瓶，它在發生的瞬間就打破了，碎片散落了一地，如果有哪個歷史學家真有本事把所有的碎片找全，拼貼起來，那它也不是原來那隻瓷瓶了。更大的可能是，瓷片散落在黑暗的角落裡，無從撿拾。——這個比喻來自傅光明。他當年研究老舍的時候，頭腦里可沒有瓷瓶的比喻。他想到的是另一個詞——書記員。他認為辛苦地找到人，把他們說的記下來，就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現在他覺得，還原不了。

伍

老舍是否曾被諾貝爾文學獎青睞，似乎也是難以還原的一個事實。

吳小美認為，如果老舍不去世，憑著《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三部作品，他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台灣作家陳若曦在1966年10月經由歐洲飛回大陸，在登機之前，從報紙上看到了老捨去世的新聞。這說明歐洲人得知此消息還是很迅速的。

1945 年，老舍與茅盾(左)、於立群(右)合影於重慶

許多人試圖去找到老舍曾經在諾獎評選中的各種證據，但仍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這彷彿更多的是一種中國還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急切盼望的心理補償。如今，眾所周知的是，這個問題已經解決。

在傅光明看來，對於老舍這樣的作家，不必糾結於他是否獲諾獎。太多偉大的作家沒有獲得過諾獎。「我思考過我們文化中的一些東西，就是我們那種形容詞最高級方式的思維特別厲害。學術研究也好，政績宣傳也好，我們都要第一，最高最快最好，總之就是那個『最』。最高級在作祟，會導致文化的偏執。」

2002年的高考文綜試題里，有這麼一道題：

20世紀50年代，著名話劇《茶館》和《等待戈多》的上演均引起轟動。它們的共同之處是：（ ）

A. 屬於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

B. 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

C. 描寫了社會歷史的演變

D. 反映了當代人的精神創傷

答案：B

這道試題被印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之一的《茶館》里。叢書里的另一部作品是《駱駝祥子》。

「許多家長都問我要老舍的這兩本書，都是為了考試用的，樂不樂意都要讀，真正屬於興趣愛好的比較少。」王海波說。教育部定的這批書單里，有許多是人民文學社的專有版權，他們就做了這一套書。這套書每年的銷量都很多。「對於學生來說，這屬於比較功利性的閱讀。」

王海波身後的玻璃書櫃里，放著一排《老舍全集》。再過幾個月，這家出版社將失去這套書的專有版權。

「這樣的情況還沒有發生過。」王海波說，「像老舍這樣的大作家，像《駱駝祥子》這麼大銷量的作品，在這個時候成為公版書，之前還沒有可參照的。魯迅的作品在有著作權保護後，就一直是公版。其他的作家，比如徐志摩、郁達夫、戴望舒、朱自清這些作家，他們的影響力不及老舍，作品也沒有像《駱駝祥子》影響廣泛。老舍的作品成為公版書後，市場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現在還無法預測。」

老舍有4個子女，一個兒子，3個女兒，出版社會把他著作的稿酬分成4份，平均發給他們。2015年，舒乙因為腦溢血，陷入昏迷，至今仍在重症監護室中。

1962年，老舍（左）與曹禺

退休的吳小美不太談老舍了，現在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小外孫女。她在蘭州大學研究了大半輩子老舍，如今已不太想回憶過去。她曾經想把過去的經歷都寫下來，後來想想算了。

舒乙在老捨去世18年後，才又去了一次太平湖舊址。「當我和我的朋友們拍照完父親捨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遺址的時候，城市的喧鬧重新包圍了我們，陽光斜照著德勝門樓，我突然想起了茶館的結尾。王老掌柜和父親的結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還有那舞台上象徵著轉機的陽光和眼前的陽光也是何等的酷似，我吐了一口長氣，踏踏實實地感到：悲劇終於完結了。」

在各種情形下和老舍相關聯的人，老舍這個名字某種程度上已經化身為他們認識周遭世界的參照物。

傅光明二十多年前決不會想到後來會以老舍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就連自己正從事著的採訪，在理論上已經完全屬於口述歷史的行為範疇，認識都還是比較模糊的。

「有趣而意味深長的是，我對歷史的信任度，是與我採訪、調查的深入，年齡、閱歷的增長，以及認識和理論的提升成反比的。採訪之初，我理所當然地對所有受訪者充滿敬意，而他們對我也都充滿了善意。我以為每一位歷史敘述者所口述的歷史，都無庸質疑，是絕對真實的。所以，每一次採訪過後，都興奮不已地感到歷史輪廓漸漸清晰了起來，我在一步一步走近歷史的真實。但一個又一個浮出水面的歷史細節，彼此間卻有著巨大的矛盾、對立與衝突，根本無法按照敘述的樣子去還原歷史的真實。歷史都是由一個個不間斷甚至錯綜複雜的細節建構起來的，而誰又都有權利來陳述自認是史實的細節。到底誰的『記憶』最接近歷史的真實？誰的敘述最具史實的可靠性？換言之，敘述者有說出『真實』的權利，也有製造『真空』的可能。歷史責任當然無論如何也不該由哪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負，且也是負不了的；有人也許是抱著多虧當初沒沾上什麼責任的慶幸，來為自己做幾十年之後的道德升華，甚至在口述中有意無意間摻雜進小說的演繹，這使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文學化了。歷史與文學合二為一的癥結，便是遺留下這樣一個永遠的難解之謎：何以老舍會在那麼多的同情與保護下死去？」

陸

傅光明在研究老舍的過程中，一直想聯繫一位叫韓秀的作者。韓秀英文名叫Teresa Buczacki，1946年出生在紐約曼哈頓，兩歲的時候來到中國，曾經的中文名叫趙韞慧。直到1978年，她才回到美國。韓秀是她1983年發表文章時開始使用的中文名。

2009年，經人引薦，傅光明通過電子郵件聯繫上了她。在給傅光明的諸多回信中，她提到了被稱為「舒公公」的老舍。

1948年9月，在我剛滿兩歲的時候，自美國來到中國，在上海接船的兩個人是我的外婆謝慧中與她的遠房侄女趙清閣。

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我的生活中就有「舒公公」這樣一個人，他來我家，外婆客氣地稱呼他舒先生，有大事發生的時候則直接叫他舒慶春。比方說1959年，上海的電影製片廠逼迫清閣姨寫一部劇本，不寫就要停工資。停工資，清閣姨只能餓死。這封來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與舒公公一塊兒澆花的時候悄悄遞給他的。舒先生告訴他太太我外婆病了，他必須去探病，然後進屋加了一件衣裳就拉著我的手出門了。我們在八面槽儲蓄所停了一下，他關閉了一個活期存款，取出了八百元人民幣。

他說是一筆稿費，他自己悄悄存起來的。回到家，他見了我外婆，馬上掏出錢，請外婆寄到上海去。

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並且說，你騙了清閣，讓她以為她能夠有一個歸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會吃這些苦頭。

我早就知道，清閣姨是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陸的。

舒先生無語，面容哀戚。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無助的一個畫面。

……

老舍和趙清閣在1940年代曾經的情感經歷，在圈子裡並不是秘密。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在看了韓秀的這些文字後，曾寫道：「我不想對趙、舒之戀做什麼評論，只能說，在今天這樣一個不尊重個人隱私、只會炒作揭秘之類的文化環境，對人類豐富而複雜的情感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審美態度去接受的惡俗社會裡，對待這樣的事情，出於對當事人的尊重，最好還是沉默相對，更何況我們都屬於後來者，與當時的時代、環境、條件都發生了大變化，我們根本就無權評論這些歷史現象。」

傅光明在與韓秀多次書信來往討論之後，寫成了《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這對他來說，是一本意外之書。「它是那麼的別緻，特殊得由冥冥之中的一種緣帶來。」

「我並沒有把關於趙清閣的這些材料認為絕對可信。我做任何研究，都努力呈現一個開放性的結論，因為任何一個簡單的結論做出來了，它都可能會被輕易推翻，事情那麼複雜，哪那麼容易下結論呢。我受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的影響很深，特彆強調歷史的複雜性、多元性和過程性，而不是結論。歷史是多聲部的，應該聽到很多人的聲音，而不是一個人的聲音。」

在經歷了快三十年的老舍研究後，傅光明不願意再多談老舍了。他覺得要做一些新的東西。他在重新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莎士比亞的世界，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不是說400年前屬於伊麗莎白時代，不是的，跟我們現在是一樣的。單純從人性上講，我們今天沒有比400年前進步多少，今天的壞蛋，不比那時候更壞，人性的溫暖體貼也不比那時候更進步。」

他如今喜歡到歐洲遊歷，回來之後，在人前又無話。他會到文字里待一待。老舍一些不為人所注意的文字會在某些瞬間觸動他。

他欣賞老舍一篇叫《過年》的散文：「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再活多少年月，但我的確知道自己已經丟失了多少時間；我不能說自己的過去是塊空白，因為我寫過一些書；可是我也絕對不能否認，我曾在無益處的小事上白白的擲去了光陰，教我沒有能夠寫出更多的東西來。我後悔？一定！但是，後悔是一種可憐相的自慰自諒，假若沒有更積極的決定陪伴著，我想：我須至少不因過去的努力而自滿，把自己埋葬在回憶里；我須把今天看作今天，而不是昨天的附屬品，今天的勞動是我的光榮；口頭掛著自己昨日的成績是恥辱。況且，昨日的成績未必好，自滿便是自棄。只有今天的努力，才足以增加光榮，假若昨天的成績已經不壞；只有今天的努力，才足以洗刷昨天的恥辱，假若昨天的成績欠佳。」

柒

從地鐵積水潭站出來往西北方向走一段路。就是以前太平湖所在地。如今那裡是地鐵機務段。裡邊是廠房。圍牆的兩邊，是積水潭水系形成的水面。周圍種著一些植物。還有工作的小艇。小橋和涼亭點綴其間。荷葉浮動。看上去，彷彿是縮小的太平湖。

從王府井附近的老舍故居坐車來到這裡需要花些時間。老舍當初是走著來的。

從積水潭坐地鐵二號線往東行駛幾站，就是雍和宮站，離雍和宮不遠的地方，就是孔廟。

正值暑假，孔廟裡擠著許多家長和孩子，講解員正在給他們介紹此地。經過進士碑林、觸奸柏、大成殿，講解員一直在提醒遊客們不要隨意拍照，彷彿這樣的肅穆感從未中斷。

傅光明曾經站在這些地方，採訪了許多當事人。而舒乙也曾帶著攝影師，把這些地方走遍，拍攝了下來。

1929年，老舍在法國巴黎

舒乙描寫過積水潭附近的地鐵機務段，「這兒是這些車輛的家和真正的起點。意味深長的是，這裡就是父親的歸宿和人生的終點。」

傅光明則說，每個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塊太平湖的蘆葦，並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體，成為歷史的永恆記憶。

那些每天奮力擠上地鐵的人們，他們乘坐的地鐵，可能便是從當年曾淹沒老舍的太平湖底駛出，穿越這座城市，周而復始地循環。不管你意識沒意識到，這便是時刻在發生的歷史。（文/衛毅 孟依依 關惠元）

（主要參考資料：《老舍之死口述實錄》、《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走向太平湖》（書稿）、《作家老舍》、《老舍研究資料》等。實習記者梁迪琪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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