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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應該如何描述中國當下的詩歌生態?


如果比較寬泛地說,大概可以看到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種認為現在中國的詩歌寫作非常活躍,甚至可以用繁盛或者盛世來形容。另一種則認為當下的詩歌都是垃圾,詩人已經死了。


積極的看法主要來自詩人或者詩歌寫作者,判斷的標準主要是文本性的。後一種則是數量龐大的網友,或者籠統地稱之為大眾,判斷的標準則主要是讀者數量。這個問題既複雜又有趣,通過對它的觀察,或許可以觀察當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角。

沒人讀詩的時代,余秀華們為何卻能走紅?


不得不承認,現在大眾對詩歌確實沒有什麼熱情。幾乎沒有幾家重視經濟效益和傳播影響的大眾媒體會有興趣發表詩歌作品。



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鳳凰詩刊》最近幾條詩歌新聞,無人問津。


然而,在大眾媒體上發表的這些詩歌作品一般只有兩種命運:無人問津,或者被罵——是的,不是一種基於對話態度的批評,僅僅是宣洩式的謾罵。越是在詩歌界被認可的詩人和作品,可能被罵得越慘,諸如「不說人話」「這也是詩?」等語句就會紛至沓來。



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隨意翻檢幾條澎湃新聞上的詩歌報道,幾乎每篇都有類似的評論。這種評論不是針對詩歌文本本身的討論,而是一種定型觀念的發泄,可以放在任何詩歌新聞下面。

不過,這幾年,中國的幾大文學事件、甚至可以說社會事件,詩歌從來沒有缺席。從2010年的官員詩人車延高獲「魯獎」而產生「羊羔體」,到2014年的柳忠秧被指在魯獎評審前的曖昧活動,再到自殺的打工詩人許立志,以及迅速躥紅的腦癱詩人余秀華。這些詩歌事件,一次次成為當時輿論關注的熱點,但除了丟下幾句「詩歌已死」或「詩歌又活了」之外,並沒有改變什麼。


余秀華、許立志能引起大眾的強烈關注,除了他們本身詩歌有一定水準,是站在現代的維度上進行寫作外,更多是因為附著於他們身上的具有強烈刺激性的符號:腦癱、草根、自殺,諸如此類。也就是說,這依然是非詩歌文本因素的勝利。


實際上,人們在對當下詩歌作出「沒落」「死了」的判斷時,是因為他們認為確確實實存在著鼎盛和紅火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往近了說是1980年代的中國,往遠了說是古典的詩歌世界,尤其是唐詩宋詞的時代。



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許立志的死將打工詩人呈現到大眾面前,由此引發的底層文化的討論持續發酵。詩人余秀華的走紅,一開始無疑與她身上的諸多符號——腦癱、農村婦女等有關,而離婚新聞更是走向了娛樂化,與詩歌毫無關係。中國當代詩歌只有置身於話題之中時才會受到大眾的關注,但是這關注背後又有多少是基於詩歌本身的呢?


詩歌是小圈子的自娛自樂,但是這個圈子真的小嗎?

這裡有必要快速回顧一下中國的詩歌發展脈絡。中國詩歌肇興於先秦時代,民間有民歌,精英有雅樂,集合在一起而成《詩經》。漢朝將《詩經》作為官方欽定的有限數種教科書之一。唐朝詩歌大發展,而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這種對歐美現代詩歌產生影響的國際性詩人。順此而下千年到帝制崩潰後的中華民國,古典詩歌的脈絡在時代變局和胡適等人刻意為之下被打斷。


胡適等人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精英群體之一。他們認為,面對歐、美、日等世界豪強的生死存亡威脅,中國要想強國,就必須徹底拋棄自己的傳統和文化,轉而完全擁抱西方的文化政制。所以他們在1916年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其中之一就是放棄古典詩,改用剛剛創造的白話寫新詩,也就是現代詩。


中國新詩發展到現在剛好一百年。這百年來,國家動蕩,政治詭譎,詩歌在時代和權力的揉捏下,反反覆復,曲曲折折,始終難以顯現一個清晰的面目。


直到1980年代,北島、顧城、芒克、多多、楊煉等「朦朧詩」一代出場,製造了至今仍被追憶和懷念的詩歌時代。從那時到現在的30多年,詩歌界普遍認為,新詩寫作在廣度和深度上同時拓展,中國新詩寫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謂繁盛。


到這裡,可以清晰的看到,詩人們評價當下詩歌的狀況主要是基於詩歌本文,而大眾或一般讀者則主要是從詩歌、詩人與大眾的關係和距離上著眼的,但都是以1980年代作為比較對象。簡單來說,詩人認為現在的詩歌寫得比八十年代好,大眾認為現在詩歌遠不如八十年代受歡迎,讀詩的都是寫詩的,詩歌成了小圈子的自娛自樂。


且不說沒人讀詩究竟應該歸因於何,就說這個圈子真的小嗎?實際上,如果你問任何一個處於現場的中國詩人,他都會告訴你,現在寫詩的人太多了。



到底是詩歌盛世還是詩人已死?


詩生活詩人專欄



在目前或許是中國最專業的純詩歌網站——詩生活網站上,開設專欄的詩人達到了600人以上。600人看起來不多,但是要知道能夠在那裡開專欄,可是要經過不低的門檻:出版詩集、獲獎、圈內評價等,大抵是由網站編輯(都是成名詩人)把握。


比如80後、90後詩人,在該網站開設專欄的不超過10人,但是80後的詩人有多少呢?以中國目前最為重要的大學生詩歌獎之一——復旦光華詩歌獎為例,每年參評人數均超過700人,6屆的總參評人次達4200,即便按一半的重複率,也有2000人以上。而這只是一個年齡層的一個獎項。


所以說,這600多個詩人,他們每一個人的背後都可能跟著十幾個、上百個同類型、同風格的詩人。而且,大約在2013年前後詩生活專欄關閉了專欄詩人的申請。


至於寫詩的人數,一位80後詩人朋友給了我一個估算方法:青年人是寫詩的主力大軍。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教育類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在校大學生2804萬,按100個人里有一個寫詩的,則有28萬。加上初中、高中,和社會人士(各種地方文學論壇詩歌版的註冊人數都在萬人以上),100萬寫詩的人是相當保守的估計。


另外,我曾做過不完全的統計,中國僅比較知名的詩歌獎項每年就不下52種(不包括綜合性文學獎),目前至少已有13所高校設立了新詩或詩歌研究機構。


實際上,無論是對於嚴肅詩人還是寫詩的人的數量統計要做到精確都很困難,好在我們不是要給出一個準確的數字,只是希望得到一個粗略的印象:詩人或寫詩的人都不少。


唐代和1980年代真的是詩歌盛世嗎?


或許這就是大部分人眼裡的「圈子裡自娛自樂」,我把這個圈子描繪得再大,也無法打消他們對於中國詩歌當下境況的看法。畢竟,盛唐詩歌和1980詩歌年代這兩座高峰立在那呢。


但問題是,那種所謂的紅火和詩歌盛世,真的是詩歌本身的力量所致嗎?在我看來,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神化了。


我們知道,在帝制中國,尤其是唐宋,寫好詩是可以做官的。詩歌是作為官員選拔考試的主要科目。可以想見,如果今天宣布高考或者公務員考試把詩歌創作或評論作為考試內容,那麼明天各種培訓機構、補習班就會開設相應的詩歌課程。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唐代的詩歌盛世,詩歌與普通人的距離真的比現在近嗎?詩人和詩歌的受眾真的比現在多嗎?不見得。


在唐代,詩人當然是精英,所以詩人的數量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以幾乎收錄整個唐代詩人和詩歌的《全唐詩》為依據,其中詩人2200多人,詩歌48900餘首,這是積累了290年的成果。


而要成為詩歌讀者也不是那麼輕鬆和容易的事。古典詩歌這種複雜的文學形式,需要大量的知識作為理解其基本意思的基礎,需要大量的閱讀培養欣賞和判斷其藝術性的能力,更需要時間和金錢上的支持。所以可以想見,在古典詩歌時代,詩歌也是只能屬於一小部分智識群體的,每日奔波操勞的普羅大眾是沒能力也沒願望欣賞它們的。


至於1980年代的詩歌盛況,北島也承認,同樣有著特殊的時代因素和非文學力量所致,是非常態的。1978年改革開放,壓抑許久的中國人需要一個載體釋放,文學藝術沖在了前面,而詩歌又充當了這其中的急先鋒——詩歌是最容易和先鋒結合的藝術形式之一。並且一首詩歌的誕生所需要的物質成本也是最低的,相比於畫畫、彈琴,一張紙一隻筆就可以寫詩了。


正因為此,對於當下的詩歌狀況,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詩歌只是回到了正常的狀態,回到了它原本的狀態。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詩歌理念——詩歌應該讓更多人理解——只是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的功能和需要。如今再用這種非文學性的要素(受眾多寡)來衡量當下的詩歌寫作,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為什麼外國大眾也讀不懂詩,卻不像中國人這樣愛罵詩人?


我接觸過的一些國際詩人,包括英國、美國、羅馬尼亞、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的,都曾談及:20世紀以來,在這些國家詩歌與大眾都有不同程度的分離。他們的普通民眾也無法理解當下的詩歌寫作,詩集不好賣。


但從沒有一個國家的詩人面臨過如中國詩人一樣的窘境。一方面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詩歌和詩人被理想化為神聖和超脫的存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一種抽象的「詩歌」和「詩人」的印象:詩歌是美的,詩人是聖人一般的存在。這種抽象的印象來源很複雜,大致有:古典世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徐志摩等浪漫派、1980年代北島、顧城、舒婷等朦朧詩人,以及汪國真、席慕蓉等大眾詩人的塑造。


而當代詩歌和詩人不能與這種印象相契合,因此往往遭受批評。但是在歐美,即便人們讀不懂詩人的創作,也不會以「讀不懂」作為堂而皇之的理由來否定當下的詩歌。可是在中國,「讀不懂」這個因人而異的變數,卻幾乎成了大眾衡量一首詩歌好壞的標準。而且更讓人困惑的是,這些動輒扔出激烈批評的人,往往是那種平日里根本不讀詩的。


當然,「讀不懂」的詩歌,可能確實是無法被信任的詩歌,但自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讀者缺乏與當下寫作相適應的藝術審美能力,或者僅僅是接觸或閱讀量不夠。但中國讀者更傾向於忽略這一切可能性,然後把問題歸咎於創作,並且拒絕一切以權威和專家的視角進行的闡釋。


為什麼同樣不讀詩、讀不懂詩歌的西方民眾,並不會對他們的當代詩人給予如中國這般的批評、誤解、謾罵?


實際上,詩歌在今日中國的遭遇並不是特例,整個知識群體多少都曾有過類似的遭遇,比如此前戴錦華對「看不懂」藝術片還理直氣壯的人開炮。這種遭遇的背後折射的是當下中國人的整體心態。1980年代以前,我們被要求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學習。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自我意識被打開,加上知識共享的程度加深,個人意志在得到一定舒張的同時,一些相對安全領域的權威逐漸可以被反對,被打倒。


可以質疑權威當然很好。懷疑精神,正是西方科學的起點,也是西方文明得以發展的動力。然而不給出理由和根據的懷疑,只能催生出一種危險的情緒——反智。(文/北鳥)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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