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縹緲的第三條道路——讀安東尼 吉登斯《氣候變化的政治》

田松教授

作者 田 松（本號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安東尼吉登斯《氣候變化的政治》，曹榮湘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下文中提及數字為該書頁碼）

哥本哈根現在是媒體的焦點，是各種思想交匯的大市場。會場裡面是激烈談判的政治家，會場外，是全球的綠色分子上演的嘉年華。與之相關的是關鍵詞是「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碳排放」、「碳交易」、「碳稅」、「新能源」，粼粼種種的新辭彙讓人眼花繚亂，排不出個子午卯酉來。科學問題、技術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民生問題、發展問題，各種問題絞在一起，亂作一團。在這種情況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氣候變換的政治》可謂應運而生、恰逢其時。

關於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大體有如下幾種觀點：

一，相信全球變暖，並相信全球變暖是人類行為導致的，進而相信，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等）；

二，相信全球變暖，也相信全球變暖是人類行為導致的，但是不認為其原因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三，承認全球變暖，但不認為這與人類活動有關，認為這不過是自然的漲落，因為在有人類之前，地質變化也導致溫度升降；四，不承認全球變暖。

總體來看，前兩者的立場基本一致：地球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是人類造成的。但是第一種觀點更強，它給出了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所以解決的途徑也很明確，就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絕大多數環保分子都屬於這一類，這也是當下媒體的主流。哥本哈根會議之所以能夠開得起來，也是因為這種觀點成為政治氣候的主流。

在這本書里，吉登斯對涉及「氣候變化」的科學、技術、社會和政治等問題作了一個綜述。他首先從科學的意義闡述了「氣候變化」這一問題的由來，從溫室效應理論的創始者19世紀前半葉法國科學家傅立葉說到當下的IPCC。同時，他也介紹了懷疑論者的觀點。懷疑論者的觀點除了否定全球變暖，還包括這樣的觀點：承認全球變暖，甚至承認全球變暖是人類行為導致的，但是認為，相對於戰爭、饑荒、艾滋病等問題，全球變暖是個小問題。

從主流的立場出發，為了減排，必須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而能源又必不可少，所以需要開發新能源。因而，此書第二章討論的就是能源問題：關於石油產量的峰值以及各個國家對能源的爭奪。

然後，吉登斯話鋒一轉，在第三章綜述了綠色運動，討論了綠色運動提出的謹慎原則及可持續發展觀念。再後，吉登斯進入了國際政治領域，在後面的章節里，先後討論了不同國家的對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技術開發的方向，以及國際社會的博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分歧與應對策略。

譯者對此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是目前為止英語世界第一部有關氣候變化政治學的著作，內容之全面，分析之深入，在當代學術界實屬難得一見。」（譯後記）從綜述的意義上，這部書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當然，此書不僅是個綜述。如江曉原教授所說，描述當頭，觀點自在其中。書中也穿插著他自己的觀點，以及對所綜述事物的評述。

關於氣候變化，吉登斯本人的立場與當下的主流是一致的。他也相信人類活動導致了全球性問題，並提出了吉登斯悖論：全球變暖的後果是毀滅性的，但是對普通人來說，它在當下的生活中並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跡近於無，所以沒有理由改變當下的生活；而這種影響一旦有形、直接、可見，就已經晚了，來不及了。（2）這個悖論很生動地解釋了人類整體的短視。

不過，作為著名的第三條道路的提出者，吉登斯在環境問題上仍然尋找第三條道路。

綠色運動提出「謹慎原則」，即對新技術採取有罪推定的態度。吉登斯給出了很好的歸納：「除非技術被證明既不會給人類也不會給生物圈帶來損害，否則就應該遭到排斥。」（60）。吉登斯認為這個原則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可以導致無所可為。對於當下的氣候變化，也只能什麼也不作。所以它可以為相反的兩個方面進行辯護。吉登斯這種批評顯然無視謹慎原則在具體應用時的語境，不足為據。而吉登斯提出的「比例原則」：即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我們必須根據與獲得的收益關聯發生的成本來評估風險和機遇。」（68）不過是老調重彈，不足為訓。人的認識永遠是有限的，當下通過了評估的技術，完全可能會在將來造成重大的環境傷害。

吉登斯仍然有很強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他說，回到自然是不可能的（7）「作為科技進步的結果，我們好久以前就已經衝破了用來把我們和自然界分開的樊籬。倘若我們嚴肅地對待氣候變化的問題，我們就需要更多的這類東西，而不是更少。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放棄了綠色運動的一個核心概念——即那條警示原則：『不要干擾大自然』。而且，為了阻止氣候變化，不管人們愛怎麼說，我們都不想去『拯救地球』，因為地球的存在不依我們的所作所為而定。我們的目標就是保護——如果有可能的話，改善——人類在地球上的體面的生活方式」（7）

在我看來，這是吉登斯的吉登斯的基本立場，也是其基本矛盾之所在。他一方面承認人類活動導致了地球的問題，一方面又要保護人類這種「體面的」生活方式。於是陷入了他自己的悖論。

吉登斯的解決方案大體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技術的，一個是政治經濟的。

在技術層面上，他寄希望於新的技術，他所談到的主要是能源技術，諸如風能、潮汐能、太陽能等各種所謂新能源。這種觀點也是當下的主流，而在我看來，由於垃圾問題的存在和不可解決，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

在政治經濟層面上，他呼籲引入一種「長遠的視野「（7），並提出政治斂合（political convergence）與經濟斂合（economic convergence）的概念。前者指把氣候變化「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合其他價值觀、政治目標重疊在一起」，簡而言之，讓政治家考慮問題的時候，時時把應對氣候變化放在首位。比如「減輕對汽車的依賴」「發展公共交通」「提高建築環境的質量」等等。他問：「經濟增長導致排放增加。如果在某種程度上增長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了福利，那麼製造一個增長的拜物教為的又是什麼呢？」（9）

而「經濟斂合關注的是為了抗擊全球變暖而推進的經濟和技術創新，同時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採用這些創新的人打造競爭的優勢。」（10）並指出，政治和經濟斂合目前最重要的領域是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的重合帶。

作為工黨思想家，他關注公平問題，關注第三世界的發展權，提出「發展要務」（development imperative）概念，「窮國只為全球變暖做出過幾近微不足道的排放，它們必須獲得發展的機會，哪怕這個過程中會在一個十分緊要的時期增加排放。發展是要務，並不只是出於道德的理由。（10）

在當前的國際大背景下，吉登斯的觀點會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從里約熱內盧到京都再到哥本哈根，政治家們一直在進行一場利益的博弈。一方面希望人類整體不會因為人類自身的活動而遭到毀滅，一方面又想在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活動中，讓自己佔有更大的份額。為了保證人類的延續，人類必須約束自己的行為，收斂自己對大自然的掠奪和侵害。同時，每個國家又都在人類有限的可能的對大自然中的掠奪中，多分到一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以往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都是歐美髮達國家制定的，發展中國家（這個詞已經隱含了對於工業文明的價值判斷）總是吃虧的。而吉登斯則超越了自己國家的立場，為發展中國家說話，表現了一個人類知識分子的情懷。

不過，吉登斯的第三條環境道路，在我看來，是一個折中的幻想。簡而言之，工業文明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外，造成了對大自然的毀滅性傷害；一是對內，在人類社會內部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異，兩極分化。吉登斯試圖同時解決兩個問題。然而，吉登斯依然要保留工業文明的總體理念和總體框架，試圖通過對工業文明的修修補補，通過將來可能的技術奇蹟，來實現他所構想的美好社會，在我看來，是不可能實現的。

按照著名的漏船比喻，人類正生活在一條漂浮於海面的大船上，船底已經漏了。人類一方面要拆下船舷去補船底的漏洞。同時，還要拆下船板燒火取暖。更加糟糕的是，人類整體的欲求日見其高。以前燒船板的那部分人還想接著燒，還要燒更多；以前沒有燒的那部分人也主張有燒的權利，不但要燒，而且要燒得一樣多，甚至更多。吉登斯的路子無非是說，燒還是必要的，是權利，是道德，不過，我們應該換一種燒法。而且，大家要好好商量一下，燒的節約一點，燒得效率高一點兒，最好是能找到新材料，可以少燒船板，甚至不燒船板。願望雖然不錯，卻是越人天姥，煙濤微茫。

譯者高度評價了吉登斯的思想，歸納其特點有三：一是面廣，二是中庸，三是原創。（譯後記）無疑，這些特點在書中都有體現。不過，依我拙見，其原創的力度和深度由於其中庸而大大地打了折扣。當然，由於其中庸與溫和，看起來也很有可操作性，我相信他的理論更容易被不同立場的各個方面所接受，更容易流行起來。但是，這個理論所給出的方案，只能是過渡性的方案，因為它們不能對環境問題有根本性的解決，相反，諸如新能源的開發，卻可能導致新的環境問題。

如同吉登斯所說，人類需要更長遠的視野。但是，這個更長遠視野的理論，至今尚未出現。為了解決人類當下的問題，人類需要更加革命性的理論。這個革命性的理論需要對工業文明的基本意識形態，對於我們當下的概念體系和話語方式，進行根本性的消解。

2009年12月22日

北京 向陽小院

【本文發表於《中國圖書商報》2010年1月22日，04版。發表時有刪節，題為：《關於氣候變化的吉登斯悖論：一個折中的幻想》，並加了小標題。另一個刪節版發表於《中國周刊》2016年11月總第196期，pp22-23。並收入作者文集《一觸即崩》（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這裡是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