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2016年最愛的一本新書

文 |雲也退

被名人罵是件好事，你自己也能跟著出名。認識到「人氣為王」，「壞口碑也是口碑」，多少人借著與名人爭鬥炒熱自己。這跟以往大不一樣。想那魯迅就說了一句「尼采發了瘋」，讓幾代中國人深信尼采就是個瘋子；至於法國人聖勃夫，因為馬塞爾·普魯斯特寫了一本《駁聖伯夫》，似乎也不怎麼樣。中國人知道《駁聖伯夫》的畢竟少，但因為這本書而低看聖伯夫的文學愛好者，在各國各地都多了去了。

《駁聖伯夫》/[法]馬塞爾·普魯斯特 著/王道乾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普魯斯特的地位無法撼動，如果他不算20世紀的頂級作家，那也沒人能稱No.1。所以被普魯斯特點名駁的聖伯夫，就像《三國演義》里被諸葛武侯罵死的王朗一樣，大概就是個不中用的頑固老朽吧。聖伯夫生於1804年12月23日，雙親老來得子，而且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雙雙去世了。想想福樓拜、巴爾扎克，19世紀法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就五六十，聖伯夫性格憂鬱，多半與此有關。他就一直讀書，用從母親那裡學來的英語作翻譯，家裡還有天主教氛圍，更加壓抑了他的性情。看照片，這個人成年後禿頂，肥胖，面相平庸，也就看得出點文人氣，大概可以說是福樓拜或巴爾扎克的某個缺少才華的兄弟。而他從事的事業也確實符合「作家的兄弟」的身份：寫書評。

聖伯夫（1804-1869）

聖伯夫寫了四十年書評，64歲去世後，留下了教人瞠目結舌的四十多卷作品。在盛年時期，聖伯夫趕上了紙媒蓬勃發展，他每周都給文藝副刊寫書評，今年下半年，由早已辭世的法語翻譯家范希衡先生編選翻譯的《聖勃夫批評文選》（「聖勃夫」系范譯，「聖伯夫」為今之通譯），在原稿擱置了三十多年後終於出版，是一件盛事，從這部一千多頁的書中，就能看出聖伯夫作為文學批評家的特點了：他幾乎掌握了一個作家全部的身世資料，讀過無數書信、日記和別人關於作家的回憶，當然也有作家本人的自述和回憶。自述體文字以及書信本就是法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只是聖伯夫可用的資源如此豐富，關於莫里哀、拉封丹、夏多布里昂、雨果等等他都能寫上長達數萬字的評論，每個人的出生身世，與什麼人交往，在什麼時候完成了什麼成就，陷入怎樣的麻煩，就連作家的父母親戚婚配子女都要言不煩。

《聖勃夫文學批評文選》/[法]聖勃夫 著/范希衡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而普魯斯特駁的就是這點。聖伯夫逝後兩年（1871年），普魯斯特出生，這是一個轉折時代：由雨果和巴爾扎克開創的法國19世紀文學，在波德萊爾和福樓拜接棒後有了質的改變，「現代派」萌芽了。在普魯斯特走上寫作之路後，「為藝術而藝術」成為文人和藝術家的共識。普魯斯特說，通過作家的身世背景來研究其作品，是一種「科學」路徑，但是，

「哲學家並不一定真正能發現獨立於科學之外的藝術的真實，因此，關於藝術、批評等等，他們不得不像對待科學那樣加以設想，認為在科學領域先行者取得的進展必不及後繼者。但是在藝術領域……並不存在什麼創始者、前驅之類。因為一切皆在個人之中，任何個人都是以個人為基點去進行藝術或文學求索的。」

這是在主張藝術家的獨一無二——無法作常規的研究也抵制武斷的解釋。普魯斯特初出茅廬，年輕氣盛，很需要為自己樹立藝術家的地位，因而早生半個多世紀的聖伯夫就被他豎作靶子了。他說，聖伯夫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他）無非是要求不要將作品同人分開，評判者不可不注意書……還要收集有關作家一切可能有的資料，核查作家的書信，詢問曾經認識作家的人，如果他們活在人世，還要同他們進行討論，如果他們已不在人世，則需查閱他們寫的有關作家的文字。」

聖伯夫說，要想評論司湯達，他就要拋棄個人的所有印象，寧可聽取對司湯達的青年時期，以及對他的出身、血統有了解的人給出的評價，這很像刑偵查案，從熟悉嫌疑人/被害人的人入手去了解，綜合別人的印象，再對照嫌疑人/被害人的行為和他/她留下的書證，探究他/她真實的內心世界。普魯斯特駁斥說：這樣做是為什麼呢？藝術家創作作品所用的「自我」，是一種「創造性自我」，和朋友們眼裡藝術家的自我是兩回事，為什麼要讓後者來淹沒前者呢？

藝術作品高於作者，所以哪怕荷馬只是一個代號，我們仍可以欣賞《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需要了解到底是誰寫的，他的人生是怎樣的。不過，普魯斯特的主張也不是完全適切的。聖伯夫雖然喜歡爬梳作家生平，但他也承認作品的重要。在這部《聖伯夫文學批評文選》中，篇幅最長、也是聖伯夫最經典的批評文章之一《夏多布里昂》，就提出若要發現夏多布里昂這位大文豪的內心生活，只能通過他的文字。

「拉布呂耶爾完全生活在他的書里，我們必須在他的書中，而不是別的什麼地方尋找他。」像這樣的話，聖伯夫也說過很多。如果沒有對文字的興趣，聖伯夫不會去干書評這一行：他起初是嘗試寫小說的，後來在他二十四五歲時，雨果等人在文壇颳起了狂飆，他被吸引住了，去讀那些人的作品，並按捺不住寫下了評論，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自從有了聖伯夫，人們就容易忘了一個事實：在他之前，就連「文藝批評」這回事幾乎都不存在。不管他採用怎樣的方法，人們都得承認他是開創者。

當普魯斯特聲稱「聖勃夫的一生，似乎從未有哪一段時期對文學有過真正深刻的認識」的時候，他應該想一想亨利·詹姆斯的話：聖勃夫是「世上有史以來最睿智的批評家」，雷米·德·古爾蒙也說，聖勃夫「幾乎是19世紀唯一的批評家，唯一創造價值的人」。把那個刺眼的「駁」字拿開，其實，普魯斯特與聖伯夫之間的共同點要大於他們的分歧，聖伯夫同樣認為，一個人的人格是他的文學人格，對文人來說，一切自我都是文學自我——斯湯達、福樓拜的書信，和孟德斯鳩、伏爾泰的書信一樣，既是他們個人世界的信息的載體，也參與構建了他們文學世界。

福樓拜遺有極具藝術和藝術史價值的書信，夏多布里昂寫下了篇幅浩大、細節翔實的《墓前回憶錄》（也譯作「墓中」「墓畔」「墓後」），盧梭則有《懺悔錄》名世。在那一兩百年里，文字的價值遠比現在為高。文字指向真實，非誠勿寫，作者也會認真對待作品和他們虛構或真實的人物，像《懺悔錄》，即使搪塞、遮掩、扭曲、自我標榜時都有明顯的痕迹，見出盧梭其人的真性情。聖伯夫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寫作的，所以也好理解，他在拿到那些背景資料時多麼在意，不願意漏過去不用在自己的文章里。讀范希衡先生編譯的這部一千多頁的文選，深感文字在它最值錢的時候，讀起來會有怎樣的一種飽腹感。

題圖：普魯斯特（1871-1922）

（本文原標題：《聖伯夫真的被普魯斯特駁倒了嗎？——兼及2016年最愛的一本新書》）

【作者簡介】

雲也退|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記者，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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