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獨特而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

圖片來源：Time.com

摘要

觸發聯想，激發情感，誘發認同。影像在社會運動中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不容小覷。

夕岸/ 政見觀察員

相比單純的文字，革命與抗爭的影像總是能在大眾心中駐留更久。從自焚的僧侶到燒傷的小販，從槍管上的康乃馨到賽場上的黑人力量敬禮，過去幾十年的社運經驗告訴我們，影像不僅可以左右抗爭的走勢，還往往通過媒體的擴散，成為未來抗爭的符號。

研究者們也從未放棄過對社運影像的關註：社運學界早就發現，一方面，主流傳媒傾向於用衝突性的影像來醜化抗議者的形象，強化政府一方的權威感，從而瓦解運動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自從 1960 年代末大量家用照相機和攝影機進入市場，另類媒體、社運人得以使用自購設備拍攝並傳播影像，部分抵消了主流媒體的偏見。

對影像的關注在社交媒體普及後達到了頂峰。本阿里在醫院探望燒傷小販的圖片普遍被認為是突尼西亞抗議爆發的關鍵，而同一時間在埃及，行動者們用自焚、塗鴉、漫畫、行為藝術等方式製造反抗的影像，將身體而非武器變成了抗爭的工具。這些抗爭劇目也逐步被土耳其，烏克蘭，香港，馬來西亞等其他地區的抗議者所採納、改編，並作為案例寫入新的社運教科書。香港抗議的影像，更是已經成為最新版牛津社會運動手冊的封面。

然而，拘囿於數據的限制，以往對影像的關注無法超越對單個例子的深描，因而也就無法避免事後選擇的偏誤：我們也許只是看到了那些造成了轟動效應的影像，更多的來不及被看到就已經消失了。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知道相對文字，影像是否有著更獨特的動員力量。

利用 2015 年美國 「Black Lives Matter (BLM)」 運動的線上觀測數據加網路實驗結果，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系的兩位博士生試圖去揭開這些疑問。

使用一系列電腦加人工的編碼手段，兩位研究者從推特上獲取到了近一萬張不同的 BLM 抗議圖片。接著，一群互相獨立的編碼者對每張圖片的情緒色彩，包括憤怒，害怕，噁心，悲傷，熱烈，分別進行了打分。所有編碼者的主觀平均打分被視為這張圖片的情緒色彩。研究者還捕捉了圖片中的符號信息，以及人群的種族構成和數目（具體的數據獲取和編碼方式見原文）。

數據顯示，BLM 的圖片確實從不同方面促進了運動的傳播。在控制了參與討論用戶的社交網路影響力和各種滯後變數後，整個 BLM 運動消息庫中的圖片比率（平均為 38%）升高，提到運動的推特數量也會增多，同時會有更多新用戶加入運動相關的傳播和討論。根據模型預測，如果半小時內推特上沒有出現抗議圖片，相關討論大約是 220 條，如果有 40% 的帖子包含圖片，那麼這個數量會是 365。如果沒有圖片出現，只會有大約 12 個新用戶加入討論，但有了 40% 的圖片後，新用戶數就上升到了 29。

這種效應為何存在？社運研究長期以來一直都強調情感因素對動員的影響。所以，是否因為特定的圖片可以激發特定的情緒，從而激發了人們的參與意識？如果將消息按照不同的情緒分類，包含熱烈情緒的圖片確實可以導致更多的討論，而相反，展現出恐懼情緒的圖片，則對動員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相較之下，悲傷雖然也是負面情緒，卻可以招募更多用戶參與政治討論。

另外一些影像的性質也會對公眾注意力造成影響。比如當影像中包含旗幟或者重要標誌的時候，會有更多新用戶加入討論。影像中出現的人群的種族也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出現的白人或者黑人比例越高，在線動員作用也越明顯，而西班牙裔，亞裔和原住民群體的出鏡則沒有影響。這也說明，我們距離超越一切身份政治的社會抗爭，還非常遙遠。

除了推特的觀測數據，兩位研究者還設計了一個在線實驗，來解決觀測數據不能處理的因果推斷問題。5000 名通過亞馬遜招募的志願者被邀請填寫一個關於 BLM 的問卷，並在結束問卷後收到一個在線請願的鏈接。其中四千人的問卷開頭附上了四張傳遞不同信號的照片：街道上遺留的紀念物（悲傷），荷槍實彈的警察和軍車（恐懼），街道上大量抗議的人群（規模），抗議人群中有一具披上美國國旗的死者（團結的標誌）。剩下 1000 人的對照組則看不到任何圖片。

儘管每個人看到圖像的時間可能非常短暫，但如此短的時間足以造成影響。綜合來看，看到圖片的 4000 人中有 6.1% 的人最終參與了請願，而控制組的比例只有 4.2%。其中，看到警察與軍車照片的那組參與度是最高的，達到了 7.3%，這與觀測數據抑制參與的結論恰好相反。

這也是這項研究最有趣之處。研究者推測認為，由於在線請願不具備可見性，個人的政治參與並不會被其他人所看到，所以個體會表達出自己最真實的意願。相反，在社交媒體的關係網路中，每個人的行為對家人朋友都是可見的，個體往往不太願意公開表達自己對敏感政治話題的支持，特別當這種話題被證明是高風險的。這雖然並不構成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卻點出了政治參與和社交網路間關鍵的交互作用。換句話說，社會網路是情感動員和政治參與間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

雖然兩位研究者只觀察了 BLM 運動，其發現已經可以被最近的社運局勢所佐證。兩個月前，美國北達科塔州反輸油管運動的階段性勝利，就極大得益於影像的傳播。九月初獨立記者 Amy Goodman 拍攝的七分鐘抗議現場視頻，在 YouTube 上獲得了一百多萬的觀看數，為運動初期積累公眾關注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後期立岩保護區對峙的圖片，特別是抗議者在冰天雪地里紮營的場景，又進一步提高了公眾對運動正當性的認同。可以說，沒有這些影像的廣泛傳播，美國原住民的抗爭會艱難很多。

隨著寬頻的進一步提速，手機設備的更新，無人機的普及，和城市空間中大量監控攝像頭的出現，影像在未來社運中的作用只會越發重要。然而，那些激起人一時情緒的圖片，並不能代替社運組織。當影像帶來的震撼效果漸漸消退，內部組織和外部機會的缺乏輕易就可以消滅早期聲勢浩大的動員。影像讓抗爭的主體變得強大，但社運也變得更加無法預料，更容易受到監控甚至操縱，也更加脆弱了。這恐怕是研究者和行動者共同要面臨的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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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s, A. (2012). Visual protest material as empirical data.Visual Communication, 11(1), 3-21.

文字編輯：郝小書

圖片編輯：魏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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