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從汴京到杭州，蘇軾精心謀劃的一場私奔

文 | 祝勇

▍一

朝雲是在蘇東坡第一次外放杭州時來到他身邊的。

上一章說過，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蘇東坡在38歲上任杭州通判。有一次，他與知州陳襄觀賞歌舞，見一小女孩氣質不俗，眉宇間卻暗含憂傷之氣。問她，才知道她父母雙亡，被親戚賣到杭州的青樓楚館，只因年僅12，還未成人，便讓她先學才藝。她的歌聲與身世，都讓蘇東坡動心，斷然將她贖身，帶回家中，取名朝雲，只是當丫頭養著，並未當作侍妾，直到四年後，朝雲16歲，蘇東坡才正式將她納為侍妾，那時蘇東坡，正任徐州知州。

朝雲善解人意，冰雪聰明。蘇東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後都會在室內捫腹徐行，這是他的養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著自己的肚皮問：「你們且說，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說：「都是文章。」一婢說：「都是識見。」蘇東坡不以為然，只有朝雲脫口而出：「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話音落處，蘇東坡捧腹大笑。

[清]余菱《朝雲頌偈圖》

▍二

按理說，司馬光重返政壇，蘇東坡的出頭之日來了。但蘇東坡獨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沒有改。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與蘇東坡一個戰壕的戰友司馬光，在67歲上受皇太后之命重返朝廷，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壇又發生了無法預料的逆轉。這個司馬光不僅會砸缸，而且會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徹底砸爛。他新官上任，就對王安石變法做出全盤否定。

劉仲敬在《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一書中說：「他們是現實政治家，不能滿足於純理論的勝利……他們像蘇拉和龐培一樣，用非常手段修補慘遭革命者破壞的『祖宗之法』，從不相信毀法者有資格向護法者要求平等待遇」，並說：「他們是最後一批唐代人，不願意為虛偽的高調放棄事功」。

此時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經實行的新法一樣，到了彌留之際。當司馬光廢除募役法的消息傳至他耳邊時，他只微微嘆了一聲：「啊，連這個法都廢了。」又不甘心地說：「此法終究是不該罷廢的。」

王安石死後，病重的司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

假如反過來，王安石也會如此。

他們在政治上或有輸贏，在人格上卻都是勝者。

蘇東坡原本已在司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禮部郎中，獲賜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成為帝國的三品大員，可謂扶搖直上，身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澤寫過的伍子胥，永遠沒有辦法讓上級喜歡，永遠不能苟且將就，永遠像他的小妾朝雲形容的那樣「一肚子不合時宜」，加上一直欣賞他的宋神宗、一直保護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誤國小人的忽悠下，開始瘋狂打擊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蘇東坡又開始了一路被貶的歷程。

司馬光、呂公著兩位宰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盡行廢除。蘇東坡卻挺身為王安石辯護。蘇東坡不喜歡二元對立，他喜歡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他不僅對司馬光有意見，而且在政事堂上與司馬光急赤白臉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氣還沒消，連罵：「司馬牛！司馬牛！」

「一肚皮不合時宜」，朝雲一句戲言，把蘇東坡描述得其神入骨。

▍三

蘇東坡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煙花三月，第二次來到杭州。這是他屢次請退之後，朝廷終於同意任命他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知州，領軍浙西。

彷彿是對朝廷上的官僚們說：不麻煩你們了，我自己滾。

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那一年，他39歲，就是那一年，他把朝雲帶回了家。此次赴杭，他已經54歲。十五年過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卻已迥異。

在蘇東坡眼裡，朝廷上的官員只會唇槍舌劍，爭權奪利，一件正經事干不來。對於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語堂先生有著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釀成朋黨之爭，因為大權集於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豐元年（1078），政府制度改組簡化以後，仍然是宰相沒有專責。……在當政者與反對者之間，也沒有職權的嚴格劃分。朝廷由多數黨統治的辦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動只不過是私人之間的鬥爭，這一點較西方尤有過之。……這種制度是使庸才得勢的最好制度。這種政爭之中也有些規則，不過主要在幕後進行時遵守而已。」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被相繼貶官，並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自此以後，黨議不斷發生。孔子曾說：「君子不黨」。但是，在實際的環境下，一個官僚的政治理想，怎麼可能全憑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歐陽修曾在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過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黨論》，把朋黨定義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體，但宋代朋黨，還是沒有像歐陽修希望的那樣，成為「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的「君子之朋」，而是淪為爭奪權利、排斥異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團，以至於宋代後來的黨爭，連「政見」都不見了，純粹成了人事之爭、利益之爭，甚至神經過敏，到處捕風捉影，誣陷好人，弄得滿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

從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牛李黨爭、宋代元祐黨案到明代東林黨案，朋黨政治一直是中國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趙氏孤兒》，掩藏的卻是黨派鬥爭的無情。以至於像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王詵、秦觀、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這樣一批有學問、有抱負、有見識、有氣節的人物，都不得不為朋黨政治而終生纏鬥。

在中國，朋黨始終沒有發育成政黨，根源在於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協意識。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像《伏爾泰的友人們》一書的作者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在總結伏爾泰的思想時所說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有說話的權利。」不能顧及別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無論誰在台上，都把自己視作正統，對反對派無情打擊，連王安石這樣的清流也不例外。當政治成了拚死一搏，成了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報復，循環不已，王朝政治，就將因此而不斷顛覆，永無寧日。因此，封建中國的朋黨，永遠不可能成長為近代意義上的政黨。

朝廷上的混亂與紛爭，每每使蘇東坡陷入過於喧囂的孤獨。在他看來，朝廷政治，帶來的不僅僅是無效的溝通，是對生命的損耗，更會帶來人格的墮落，與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馳。在儒家思想中，修身與治國是一回事，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將天下變成天堂？但這些儒家士人，要實現他們的家國理想，朝廷是他們唯一的去處，而進入朝廷，他們就變成了帝國的政治動物，蠅蠅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氣，一朝掌權，便隻手遮天，掩盡天下耳目。

正像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帝國的體制，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劣勝優汰，最後勝出的，一定不會是優選出來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惡人（後來蔡京、高俅的上位證明了這一點），那金碧輝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虛偽與墮落的大本營。這或許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論。這是體制決定的，而不是理想決定的。

所以林語堂又說：「政治這台戲，對有此愛好的人，是很好玩；對那些不愛統治別人的人，喪失人性尊嚴而取得那份權威與虛榮，認為並不值得。蘇東坡的心始終沒放在政治遊戲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慘的，便是無決心上進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會輕而易舉地弄到手的。作為皇帝的翰林學士——其實是屬於太后——他與皇家過從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戲，毫無問題，他有足夠的聰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斷喪天性了。」

他早就不想這麼玩兒下去了，他決定換一種活法，在體制允許的空間里，把個人的價值最大化。與其在朝廷扯淡，不如在基層實幹。他的政治經驗告訴他，要實現救世濟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黃州赤壁，讓他看到了功名的虛無，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務實。在蘇東坡看來，官越小，自主權反而會大，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當然，做小官，也不是沒有條件的。關鍵是官不能太小，無論在哪一級政府，最好是當一把手。對蘇東坡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何況這個基層，是他最愛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過，這種喜悅被他深藏在心裡，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話來形容他此時的心境，那就是：

小草在歌唱。

▍四

蘇東坡離開汴京的時候，年已83歲的老臣文彥博為蘇東坡送行，蘇東坡上馬時，文彥博滿面憂色地說，不要再寫詩了。蘇東坡聞之大笑，答道：我若寫詩，我知道會有好多人準備作註疏呢。意思是說，朝廷里的那些人忙著對他的詩進行曲解和構陷，假如自己不寫了，那些人豈不失業了嗎？

說罷，揚鞭而去。

就在這個時候，他收到朋友陳傳道的信札。陳傳道聽說蘇東坡被貶杭州，以為他被朝廷所貶斥，急忙來信安慰，他哪裡知道，在杭州，蘇東坡度過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他給陳傳道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

但蘇東坡的心裡，並非總是純然一色的。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內心豐富而敏感；而作為一個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凄楚又讓他時刻感到憂傷和不安。那時的朝廷，被一種難言的黑暗和沉寂籠罩著，歐陽修、司馬光已死，富弼和范鎮已退隱林下，司馬光躲在洛陽的獨樂園裡，獨享著讀書修史的快樂；張方平縱情飲酒，不問政事；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明哲保身，對政治諱莫如深；而蘇東坡本人，雖然用佛道，用藝術把自己一層一層包裹起來，他的稜角，終究還是裹藏不住。

這一點，蘇東坡後來離開杭州、到揚州擔任知州時結識的佛印禪師看得最通透，所以他經常挖苦蘇東坡，把他打擊得七犖八素。

最有名的，還是「八風吹不動」的故事吧。

蘇東坡曾經寫詩表揚自己內心的淡定，那詩是這樣的：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

端坐紫金蓮。

蘇東坡寫了這首詩，很得意，派書童送到金山寺，給佛印禪師印證。佛印禪師是雲門宗僧，日本學者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宗史》中評價佛印「頗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氣概」，這一點，與兼融儒釋道於一身的蘇東坡頗為相合，他也成了蘇東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禪師看後，批了兩個字：「放屁」，就叫書童帶回去。蘇東坡氣得半死，跑到金山寺去大罵佛印，佛印就哈哈大笑說：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蘇東坡立刻意識到，是自己的心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篤定，有時風動，幡也會動。

這樣的蘇東坡，才是真實的蘇東坡。他的精神世界，永遠成分複雜；他的心裡，也永遠是五味雜陳，既與現實相糾纏，又不失宗教的寧靜與超脫，更有藝術的瀟洒與奔放。所以他的文學，既載道又言情；他的書畫，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個混合體，一個精神世界裡的雜種。但這種混雜，卻讓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場的源，而是逢內心的源、藝術的源。蔣勛先生說他：「可豪邁，可深情，可喜氣，可憂傷」，但那底色，還是儒家的，是救世濟民。他沒有一刻忘記他的國家和黎民，即使「處江湖之遠」，也沒有放棄過對儒家的忠貞。無論漂到哪裡，讓他「不思量，自難忘」的，依舊是塵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蘇軾行書書法《歸去來兮辭》

▍五

當年初來杭州，蘇東坡就在西湖的水光山色的背後，看到了這座城市的憂傷。那時正值王安石變法，私鹽販賣遭到朝廷禁止，而窮困的百姓，因無力還債，只能鋌而走險，做私鹽生意。官府的監獄裡，一萬七千多名待審囚犯擠在一起，人滿為患。

蘇東坡的臉上，布滿了憂愁，因為他知道，這些人都是為了活命才鋌而走險的，朝廷把他們逼成了囚犯，然後再審判他們。但當時蘇東坡只是通判，雖有一定權力，但畢竟不是一把手，而且，最令他痛苦的是，作為一個在州府長官領導下掌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等事項的命官，將這些無辜的人「繩之以法」，正是他不能不履行的職責。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除夕，蘇東坡坐在都廳值班，將獄中囚犯一一點名過目。那些囚犯面色污黑，表情陰鬱，拖著沉重的鐐銬，從蘇東坡面前一一走過，像一團黑雲，重重地壓在蘇東坡的心頭。蘇東坡面無表情地執筆點名，沒有人看得見他心底的暗潮湧動。他知道這些人犯罪，都是無奈為之，很想像古代的仗義之士，為這些囚犯們開釋，卻終究沒有這樣的膽魄，只能在內心裡罵自己。天色將暮，心情黯然的蘇東坡仍然沒有返家。他坐在官衙的黑暗裡，猛然間站起了身，揮手在牆壁上寫下一首詩：

除日當早歸，

官事乃見留。

執筆對之泣，

哀此系中囚。

小人營餱糧，

墮網不知羞。

我亦戀薄祿，

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

均是為食謀。

誰能暫縱遣。

閔默愧前修。

但這一次重返杭州，蘇東坡擔任知州，一切都不同了。在宋代，地方行政機構分為路、州、縣三級。州一級行政長官通常派赴京官擔任，而且一律「以文臣知州事」，稱為「知州」，以避免像殘唐五代那樣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離開汴京之前，蘇東坡收到黃庭堅專門寫來的一封信，勸他不要來，但蘇東坡還是沒有理會黃庭堅的建議，義無反顧地奔赴杭州。

劉仲敬在《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一書中評價蘇氏兄弟代表的蜀黨（與其相對的是程氏兄弟代表的洛黨）時說：「他們嘲笑新黨和洛黨，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哪一種制度註定比其他制度優越，虔誠的信念和鄉民的愚蠢區別不大。……不能指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則束縛自己，……他們鄙視腐儒，不是從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從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們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嬰、王導和謝安，必須儒雅和事功兼備，並不佩服熱忱和悲慘的殉道者。」

從朝廷上逃離，好似一次精心謀劃的私奔，讓他的身心感到一次暢快淋漓的洗禮，讓他意識到自己身體里的激情還未曾泯滅，讓他笑傲現實世界裡的所有成見與約束，去絕然地投奔自己的夢想和希望。

題圖：杭州西湖蘇堤

【作者簡介】

祝勇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供職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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