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宗教學十大觀點

「宗教在中國」與「宗教中國化」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宗教來到中國、發生社會接觸的歷史現象，體現的是外源宗教對華傳播的地理到達；後者是宗教融入中國、成為其中一部分的現實過程和結果，體現的是外源宗教本地適應的全方位、深層次到達。只有通過落實「宗教中國化」，才能做到政治上認同、社會上適應、文化上融合，才能真正稱得上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召開，向宗教事務管理和宗教界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和新任務。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進宗教工作？各宗教如何繼續深入進行中國化和現代化？民間信仰該如何管理？宗教慈善有何作為？學界、教界和政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討——

宗教中國化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

2016年，教界與學界繼續探討宗教中國化問題，從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宗教中國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浙江省社會主義學院教研室副主任孔陳焱在《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適應社會的根本課題》一文中指出，沒有在天上飛翔的宗教，只有在地下行走的宗教。無論什麼宗教，要想生存和發展，總要面臨同所在社會相適應的問題，這是一個趨勢和規律。違背了這個規律，難免會引發社會分歧和矛盾，甚至宗教戰爭。中國是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當代世界大國，宗教中國化的要求更為迫切。

宗教中國化的提出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新發展，實現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破題，明確了宗教界和信教群眾努力的方向和途徑，指明了統一戰線實現宗教關係和諧的新任務。

中國基督教華東神學院講師蘇志明在《基督教中國化之方法論的可能性探索》一文中指出，基督教中國化的神學思考就是基督教和具有五千年文化土壤的中國兩者之間既相互批判地關聯又交流互嵌，來建構既屬於基督、又具有中國文化元素的中國基督教神學。

基督教中國化的神學建構在中國的歷史變遷中呈現出不同的詮釋模式。如唐朝景教的「佛老釋耶」、明清時期的「以儒釋耶」以及當代的「人文釋耶」，這些不同的詮釋模式雖然還不足以成為神學詮釋的「典範」，如基督教神學思想史上的「基督教希臘化」或「基督教拉丁化」一樣，但仍是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史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繼續挖掘「基督教與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呈現出來的是怎樣的關係，對這些關係的分析、歸納、總結與提升是當下繼續建構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借鑒與參照。因此，基督教中國化可以說是中國教會欠普世教會一份未還清的債，亦是中國教會在「神學自我」的建立上一項未完成的歷史使命。對於基督教中國化的建構，並不是要畫地為牢、固步自封，而是要存開放的心態，面對現實、心系基督、立足處境、胸懷中國、放眼世界，借鑒普世教會的神學貢獻或神學詮釋。

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院長高占福在《從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歷史看宗教中國化》一文中指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進程，有著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表現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多樣性和與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的特點。

伊斯蘭教在中國已有1300多年的傳播發展史，由於歷史發展的進程不同，伊斯蘭教在新疆和內地呈現出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大大豐富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形式和內涵。內地伊斯蘭教的本土化是以與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的特點形成，而新疆伊斯蘭教本土化是融匯、吸收了古代中國西北突厥文化的成分發展起來的，表現出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進程中的多樣性和與本土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相適應的特徵。但是，無論是在新疆還是內地，伊斯蘭信仰體系始終居主導地位。儘管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存在地域和民族等方面的差異，本土化的進程與呈現的特點也不盡相同，但伊斯蘭教信仰體系的完整延續是共同的特質。在歸屬感上，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是友好團結的穆斯林兄弟民族。中國穆斯林社會是一個豐富博大的有機整體，核心的凝聚點是本土伊斯蘭教的信仰體系與10個少數民族從精神到物質的存在緊緊相連。從歷史到現在，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的歷史進程與社會生活莫不與此息息相關。今天的中國穆斯林也充分認識到：國家昌盛才能實現民族振興，宗教也才能得以繁榮。只有中國大社會的發展，才能促進中國穆斯林社會的不斷進步。這是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發展所證明的客觀事實。

形成網路宗教的秩序與良性運行，需要各方共同發力

網路宗教是社會各個層面和各個部門的綜合性問題，政府、宗教團體和社會大眾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網路宗教的秩序與良性運行，需要各方共同發力。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石麗、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法宣處處長陸紀鴻在《網路宗教的興起及其社會治理初探——以上海市調研為例》一文中指出，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網路社會大規模、快速崛起，以宗教信息為主要內容和以宗教傳播為目標的網路宗教開始興起。這一社會事實與政府管理、社會秩序之間的關聯隱含著政府、社會與個體之間關係的基本問題。

對於政府來說，網路宗教治理的目標是善治，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對於社會來說，網路宗教治理的目標是發展與秩序，也即多數人可以在公共領域合法地行使自己的各種權利，達到一種和諧平衡的狀態。對於個體來說，個人可以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在自我倫理和道德的約束下，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和享有個體信仰自由。只有各方在長期合作博弈中達到某種權力和利益邊界的確認，才能達到國家、社會與個人關係的最佳狀態。當然，其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約束無底線的挑釁性言論，給不同信仰的「神聖」領域留出一片天空

各種文明都要學習尊重「他者」的文化價值，從法律上設立言論自由的邊界，尤其要約束無底線的挑釁性言論；同時，也要考慮在世俗社會中，給不同信仰的「神聖」領域留出一片天空。

河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白貴、邸敬存在《地方性知識與涉宗教報道媒體倫理的文化衝突》一文中指出，在傳播全球化時代，涉及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敏感的挑釁、攻擊性報道，往往容易引發衝突甚至暴力對抗，背後每每體現出媒體倫理的文化差異。即：在西方被廣泛定義為「言論自由」的媒體行為，並不被非西方以及重視宗教神聖性、宗教氛圍比較濃厚的國家完全認可，最突出體現在以「言論自由」為名而出現的對宗教無底線的攻訐。言論自由的精神具有普適性，但人們往往忽略了言論自由的具體模式又是基於具體歷史過程形成的一種「地方性倫理」，它是有邊界的，它的部分觀念並不真正具有跨文化的普適性。全球化時代，人類正在從千姿百態的舟船登上一條同舟共濟的大船，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媒體倫理的文化差異？媒體又當如何思考言論自由的邊界問題以及對待「挑釁性言論」？如何對待「他者」的「神聖」地帶？這些已經成為當下媒體倫理研究不可迴避的問題。

理直氣壯地弘揚宗教的正能量，發揮宗教的正功能

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弘揚宗教的正能量，發揮宗教的正功能，關注並推動宗教在文明對話中的參與，呼籲並促成宗教在民族和解、社會團結、國際合作、世界共存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在《關於宗教與文化戰略關係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們在當今錯綜複雜的世界局勢中，要想守住人類可能共存的底線，使宗教爭取在世界和平中發揮其建設性功能，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就必須解放思想、調整思路，做到整體思維、涵攝兼容。宗教的底蘊及本真乃是對人之慈愛和對己之超越，這種原則所指導的人際交往、社會交流應該是積極的、建構性的、共贏的。由此，宗教的溝通和理解就可以幫助相關國家或民族及其不同群體鑄劍為犁、變恨為愛、化干戈為玉帛，讓人們走上和解之道，使世界有著和平發展。這種對宗教的充分肯定和積極引導，是我們合力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顯而易見，尊重宗教的政治是充滿睿智的政治，包容宗教的社會是洋溢和美的社會，洞觀宗教的科學是真正徹底的科學，善待宗教的民族是擁有信仰的民族。

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國，更應該鼓勵和支持宗教深化並擴大這種在國際範圍內的建設性對話，致力營造出人類友誼、世界平安的和諧氣氛。宗教在當代世界新文明、中國新文化的構建中有著積極作用。我們應該發掘出宗教的這種潛力，讓宗教以與時俱進的姿態進入當代社會，為人類提供其智慧與勇氣。

推進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對於民間信仰而言，重在「還俗於民」

事實表明，民間信仰根植於民間，已成為百姓的生活方式。堅持民俗化取向、真正「還俗於民」，是實現傳統民間信仰自我凈化和社會化治理的應有之義，必由之路。

杭州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張祝平在《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係及其治理路徑》一文中指出，道教是中國本土固有的傳統宗教，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改造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文化因子，並時常與之混融為一，深刻地滲入廣大民眾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和日常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道教與民間信仰同根同源不同質。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民俗性、民間性為各宗教在中國的存續演變提供了豐富的精神文化土壤和生長空間，包括道教在內的各大宗教也為傳統民間信仰體系的自我完善和構建提供了資源和路徑參照。但民間信仰畢竟不同於制度性宗教，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鮮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質以及生活化方式是其他任何宗教都無法取代的。

推進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對於民間信仰而言，重在「還俗於民」，即讓民間信仰回歸民間。當然，民間信仰作為傳統社會的產物，自然有它與現代文明不相適應、甚至阻滯現代文明發展的因素。一方面，民間信仰同其他傳統文化形態一樣，有其自身生存與消亡的機制，在歷史的進程中也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調適、淘汰和選擇；另一方面，創新社會治理，做好民間信仰工作，政府自然是責無旁貸，但重在引導，要「聚集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特別是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商業炒作、工業污染和抹黑是清真泛化的主要原

清真泛化原本是外部經濟環境影響下的市場現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有其產生的客觀性、必然性。對清真泛化導致的社會負面問題，應實事求是地解決和糾正。

河南省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劉學強在《部分地區出現「清真泛化」現象之我見》一文中指出，新疆地區的清真泛化問題比較複雜，背後有「三股勢力」的助推，我們必須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對其進行防範和打擊。清真泛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商業炒作，二是工業化生產原料中非清真違禁成分的泛濫，三是以抹黑為目的的幕後操盤。簡言之，商業炒作、工業污染和抹黑是清真泛化的主要原因。

中國廣大穆斯林應清醒地意識到清真標識泛化的危害。其一，泛化是對族群邊界的硬化甚至是隔離，不利於民族和諧；其二，泛化的實質是綁架伊斯蘭的商業炒作行為，要警惕背後懷有不良目的的操盤手；其三，泛化將會消解伊斯蘭教法中循序漸進、因人而宜的人文關懷，致使伊斯蘭教以生硬僵化之態呈現於世人，不利於中國伊斯蘭教的健康發展；其四，泛化必然產生商業陷阱。許多非清真企業，為了爭取政府財政對少數民族企業實施的優惠政策，如優先供應、減免稅收、低息或無息貸款等，不惜巧立名目、疏通關係，削尖腦袋躋身清真企業。為了出口伊斯蘭世界，不惜將所有產品清真化。這些由非穆斯林主體經營的「清真企業」，不但擠壓著穆斯林經營者的生存空間，也會對其他非清真企業的利益空間產生擠壓，從而導致報復性商業陷阱的出現。於是，如「清真衛生紙」、「清真汽車」背後的醜化意圖，成為了清真泛化的又一幕後黑手。

基於清真泛化的危害，相關部門應出台相應政策，對症下藥、實事求是，制止清真泛化現象。我國廣大穆斯林也應該為制止清真泛化作出努力。

在宗教工作與宗教研究中，要深入貫徹、真正落實「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或群眾觀念」

在宗教研究與管理工作中貫徹「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或群眾觀念」，也就是要站在關心、團結與服務廣大信教群眾的立場，站在整個民族與國家利益的高度來認識與對待宗教問題。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張志剛在《落實群眾觀念推進宗教工作與宗教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宗教工作與宗教研究中，要想深入貫徹、真正落實這一合乎當今中國國情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或群眾觀念」，我們在中國宗教工作與宗教研究領域便會發現許多有待探索的重要課題。比如，如何重新認識中國民間信仰，如何加強少數民族宗教研究，如何深入考察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體制性或組織化宗教的群眾基礎等。這些研究課題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就是因為它們都具備典型的群眾性，均涉及我國宗教政策法規的出發點與落腳點，皆能促使我們深入貫徹此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所倡導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或群眾觀念」，從而使我們在中國宗教工作與宗教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中國信仰模式可以為多元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平提供精神和價值基礎

數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始終是多元融合的社會，其間，不僅有數百個民族融入其中，而且有大量不同的宗教信仰隨之融入；不僅有儒、道、佛和本土原生宗教的相互融合，而且有世界大多數主要宗教的融入。其結果是發展演化出多元通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包容性信仰模式和理念。中國信仰模式不僅能有效化解多元社會的矛盾衝突，而且可以為多元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平提供精神和價值基礎。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倫在《正確認識中國本土宗教文化對世界和平的價值》一文中指出，中國本土宗教具有與亞伯拉罕宗教（指信仰亞伯拉罕為始祖的三個世界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迥然相異的模式，這一點常被現代國人所忽視。與此相應，數十年來，我國本土宗教已習慣於以亞伯拉罕宗教的模式定義、塑造自己，模糊了其原有的特點，其中包括某些獨特的優點。由於缺乏對中國本土宗教文化特點的深刻認識，自然難以發揮這份文化遺產對全球化人類社會彌足珍貴的潛在作用。這對面臨全球化重大挑戰的人類來說，無疑是一大損失。如果不甘願坐視這份文化遺產被埋沒荒廢，唯有對中國本土宗教文化重新認識、深入發掘。而成就此舉的最佳途徑，可能是摘掉西方中心論宗教觀的有色眼鏡，還中國本土宗教以本來面目，客觀研討、評估其優缺點，並據以改進發展，以發揮其潛在的積極作用。

全球化的人類社會是一個擴大的多元融合社會，與中國多元社會有著相似的需求和挑戰。因此，中國本土宗教這種不重建制、多元包容、求同存異、與社會融為一體的信仰模式經過改良，可能正是有效化解全球文明衝突，使人類得以和合共生的優秀信仰模式。

宗教財產權法定化乃至於宗教法治的健全不容忽視

以修訂《宗教事務條例》和編纂民法典為歷史契機，以確立宗教法人制度為抓手，依法保護宗教財產，進而輻射到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教職人員的權益保護，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核心問題和關鍵環節，亟須認真研究並擇優實現制度創新。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馮玉軍在《宗教財產歸屬問題的法律思考——我國現行宗教財產政策和法律保護制度及存在問題》一文中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有一項重要議題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宗教財產歸屬與宗教法人資格問題實際上也是現代產權保護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應該成為《宗教事務條例》修改的重要政策基點。規範宗教法人資格、重構宗教財產法律保護制度，必然涉及到宗教組織、團體和寺觀廟堂的主體性質問題，也決定了僅從民事法律角度出發來定性宗教財產關係必然不夠周延，還必須結合黨的宗教政策、憲法、行政法相關規定以及現行立法例，考察各個宗教的歷史發展、教規教理要求，尊重信教群眾的意願，綜合比較不同法人定位對於宗教工作和財產保護的影響，採用既符合歷史發展邏輯、又滿足現實需要的方案。

其中，有三點需要實施：第一，確定「兩類法人」，施行「兩權分離」，分宗教進行管理。第二，建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制度的程序和條件。第三，建立宗教財產監察人制度，強化對宗教財產目的性使用的內部監督。

宗教財產權法定化乃至於宗教法治的健全不容忽視，對於這些問題的相關政策的制定不僅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結合實際制定相關保護政策和完善宗教法律體系更是刻不容緩。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管理宗教、處理宗教問題的方式始終不應該離開法律、偏離法治的軌道。依法保護宗教財產、建立宗教法人資格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這不僅僅是宗教財產合理利用和宗教活動順利開展的要求，更是宗教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宗教慈善的當代轉型勢在必行

當前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對宗教慈善事業的發展極為有利，如何順應時勢、自我調整，實現宗教慈善的轉型，已經成為教內教外共同關注的話題。

江蘇省泰興市民宗局的孔曉梅在《宗教慈善的當代轉型勢在必行》一文中指出，近些年來，我國的宗教慈善事業迅速發展，對緩解貧困人群生存危機、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發揮了積極作用。可以說，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對宗教慈善事業的發展極為有利，同時，社會對宗教慈善事業的積極作為也有新期待。因此，如何順應時勢、自我調整，提升素質、更加有為，實現宗教慈善的轉型，已經成為教內教外共同關注的話題。

應從「扶貧濟困型」轉為「多元服務型」。宗教組織在慈善實踐活動中，在物質慈善方面應當量力而行，而在政府難以顧及、其他社會組織少有涉及的精神領域多下功夫，拾遺補缺，更加重視發揮宗教的特殊作用，大力開展多樣化的慈善活動。

應從「傳教佈道型」轉為「文化傳播型」。發展宗教慈善，應當淡化宗教色彩，注重培育、傳播、弘揚現代宗教的慈善文化。有了慈善文化的滋潤和熏陶，人們的愛心就會播種和發芽，就會齊心向善、從善如流，就能成為一種價值追求。

應從「教會私益型」轉為「社會公益型」。如何既能避免遭受質疑與非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實現宗教組織的「私益型期待」？最根本的，就是要進一步增強宗教慈善活動的規範性和可持續性，使之真正成為「公益慈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