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晚年李鴻章的為官和自保之道

在封建專制下，「臣下」說到底只是朝廷的「家奴」，生殺予奪之權，全在朝廷。宦海風波險惡難測，官員有時會面臨堅守「原則」與如何「自保」的矛盾。少數人為了「原則」而未能「自保」，更多的人則為「自保」而不顧「原則」，只有少數人才能既堅持「基本原則」，即自己的基本政治信念、觀點而又能「自保」。尋常時候，這種衝突並不嚴重，但在「非常」時期，這種衝突有可能異常尖銳。在新舊兩種政治力量激烈鬥爭的維新運動中，李鴻章就面臨著這種嚴峻衝突。

對待維新謹小慎微

甲午戰後，李鴻章為千夫所指，一直投閑散置，直到1896年10月24日才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也只是見習大臣，並無實權，被人稱為無用的「伴食之宰相」。從權傾一時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到被視為只是「陪人吃飯」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這時，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民族危機，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維新運動勃然而興。對維新運動，李鴻章的態度頗為複雜。雖然從思想觀點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維新運動，但作為多年身居高位、深諳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維新運動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捲入其中的危險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捲入朝廷政爭之中；而且，他與支持維新運動的重臣翁同和之間又積怨多年，甲午戰後他聲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這一切，都使他在這一嚴重的政治危機、衝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支持維新派，但同時小心謹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對一外國人說過，現在權力在守舊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學」的官員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否則很難做成什麼事。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以推動維新，李鴻章對強學會的主張表示贊同，自願捐金二千入會，但因此時他已名譽掃地而被拒。後來上海強學會成立並出版《強學報》，他還是捐金一千表示支持。雖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強學會，卻又難忘與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難忘甲午戰後「帝黨」官員對自己的強烈抨擊，一直伺機報復。所以又暗中讓人上疏抨彈帝黨中堅文廷式，因為文廷式是帝黨官員中上疏抨擊李鴻章最嚴厲者。慈禧見此疏後，立即勒令光緒將文廷式革職返鄉永不敘用。慈禧意在打擊帝黨，削弱光緒力量，因文廷式是帝黨最敢言、最忠於光緒的官員。

從1895年「公車上書」起，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維新聲勢越來越大，康有為的變法主張終於打動光緒皇帝。光緒非常想破格召見康有為，但為守舊力量所阻，只得讓總理衙門先傳問康有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鴻章、榮祿、張蔭桓等在總理衙門約見康有為。在長達幾小時的會談中，榮祿明確表示「祖宗之法不可變」，而李鴻章只在康有為說「宜變法律，官製為先」後追問了「然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這一個問題。在這次約談中，李只問此一個問題而未明確表態，可見其謹小慎微。

暗中支持康有為

不公開表態不等於沒有態度。對康、梁維新派，李鴻章實際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詔明定國事，歷史上的「百日維新」開始。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康有為退下時途中遇到李鴻章，李的臉色大變，悄悄將榮祿參劾康有為、剛毅反對授官康有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

還有一次，榮祿到頤和園謁見慈禧太后，正好李鴻章因太后賞他食品要向太后謝恩故同被召入。榮祿在太后面前告狀說康有為非法亂制，皇上如果聽從必將有大害；同時他以李鴻章「多歷事故」，應對太后直陳變法的害處。李鴻章則以叩頭稱「太后聖明」搪塞支應，並將此密告康有為。

變法的各項措施如獎勵工商等都是李鴻章多年主張的，其中將科舉考試中的「八股」廢掉，改為策試更得李鴻章讚賞。他曾對人說：「康有為吾不如也」，因為廢八股「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但是，這種讚賞都是私下的。當李鴻章聽說廢八股遭到許多讀書人反對、甚至有人放風要刺殺康有為時，特派人前往康處，要康「養壯士，住深室，簡出遊以避之」；康有為奉命出京，李還「遣人慰行」，加以保護。創辦京師大學堂時，他曾勸奉旨管理大學堂事務的孫家鼐請康有為出任總教習，雖然此議未成，但對京師大學堂創辦、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西學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則是因他與孫家鼐的力薦就任的。丁韙良後來對人說：「戊戌舉辦的各種新政，惟設立大學堂一事，李鴻章認為最關重要，贊助甚力。」

一折一片明哲保身

改官制是維新的重要內容，由於知道「立憲」根本不可能，所以維新派只是提出了裁併閑職冗員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對最為強烈，有關大臣拖延不辦。光緒皇帝大為光火，要大臣表態。李鴻章遵旨與其他大學士上了一折一片，這是他對「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與他人聯名。此時新舊鬥爭已經白熱化，李鴻章顯然迴避巨大的政治風險。此折也頗為折衷，一方面承認裁併官職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張，有同新創；其中頭緒繁多，一切事宜，非倉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從事」，提出對裁併各員應「由吏部酌量分別補用，以免向隅」。此議獲光緒首肯，下詔准行。

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殺，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新法盡廢。在這嚴峻時刻，李卻能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如張元濟因參加維新被革職，他不僅派人前去慰問，而且要盛宣懷在上海安排張的工作。由於他的許多思想與維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彈章告他是維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這些彈章，並對他說：有人說你是康黨。李鴻章卻回答說：「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只能「默然」。李鴻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為他了解慈禧最關心的其實並非「法」變不變，而是她的權力是否受到挑戰；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對「變法」的觀點，而是其是否參與光緒、帝黨、維新派的實際政治活動。所以他強調「廢立之事，臣不與聞」，表明不參與宮廷政爭，不參與朝廷的「家務事」。

就在政變發生幾天之後，李鴻章奉慈禧之命宴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隨員大崗，席間李鴻章說如果康、梁逃往日本，應將其引渡回國，被日方以按國際法政治犯不能引渡拒絕。大崗隨後說根據他的看法，「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地步」，同時說李鴻章「創行新法」時間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為沒有這種幫手，所以不如讓康「卒其業之為善」。

對此，李鴻章回答說：「洵如君言，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惟據目下觀之，了無異能耳。」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認為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只是現在能力、閱歷還不夠。從後來梁啟超給李鴻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點，李曾託人帶話給梁，要他在海外認真研究西學，歷練才幹。當然，他對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氣，未必沒有一個老於世故的官僚為未來預留後路的考慮。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