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 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閱讀需要主張』

「那舊的一年，時常在窗邊／朝我耳語：跳出來吧／這新的，則用狄更斯的聖誕童話，驅散了一切。」這是帕斯捷爾納克在1919年1月寫下的詩。

幾近百年，又是新春。曾經舊的過往，如今新的童話，閱讀橫貫其間，是苦難生活永恆的避難所。今天的「慢讀一本書」即來自2016年度文學類好書《帕斯捷爾納克傳》。

《帕斯捷爾納克傳》作者：德米特里·利沃維奇·貝科夫譯者：王嘎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9月

在慣於書寫失意與民怨的俄羅斯文學語境下，帕斯捷爾納克實屬鳳毛麟角的異數，作為一個平民知識分子，他曾被逼向道德兩難的絕境，卻善於將一切災禍轉化為幸福的機緣，最終經受住良心的拷問。俄羅斯詩人作家貝科夫用雄渾而激情的筆力，書寫了一位在極權條件下依然葆有豐盛的愛與創造力的範本，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機會，重新審視文學與時代，文學與人格的關係，重新理解「穿過苦難，做幸福的人」這一貫穿時代語境的精神命題。

我們致敬《帕斯捷爾納克傳》，這是作者與傳主心靈交合的相互饋贈，也是譯者王嘎六年磨一劍的精神紀念碑。1014頁的體量，從翻譯到閱讀，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用精準洗鍊的漢語，還原了原作的哲思與詩意，更將傳主一生的榮耀與悲情，軟弱與持守帶到我們面前，讓中國知識界在作家獨立人格的燭照下反觀當下的自我。

鮑利斯·列奧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蘇聯作家、詩人、翻譯家。1890年2月10日生於莫斯科。1957年，發表《日瓦戈醫生》，並獲得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後因受到蘇聯文壇的猛烈攻擊，被迫拒絕諾貝爾獎。

｜節選自 第三部 尾聲 死後的生命

1988年，《新世界》雜誌前四期終於在作者的祖國發表了《日瓦戈醫生》（儘管作品剛一完成，帕斯捷爾納克就向該雜誌提供了書稿）。對它的反響有些怪異：報紙上展開了幾次更像是禮節性的討論，難以想像，八十年代蘇聯讀者對這部作品的理解居然如此貧乏。

相比之下，早在1956年，小說在國外就引發了更有成效的探討。1988年前後，還記得革命的一代人，幾乎所剩無幾；帕斯捷爾納克小說所針對的那些人，已不復存在。理應把作品當作其宣言和辯詞的舊知識分子消亡了；新知識分子退化了。少數真正需要小說的讀者，早已讀過了私下流傳的版本。充溢其間的基督教熱情，被大多數讀者視為異樣，可見，在此意義上的蘇聯宣傳遠遠勝過其他方面。最後，讀者的興趣主要集中於相對晚近的事件——對腐敗和鎮壓、對斯大林公然的暴行和安德羅波夫秘密勾當的轟動性揭露，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則無人問津（其間讀者雖然也接觸到阿爾丹諾夫這類作家的優秀著作，但他無法取代皮庫里，也達不到托爾斯泰的水準）。

八十年代後半期，讀書蔚然成風。從普拉東諾夫的《基坑》到尤茲·阿列什科夫斯基較時新的散文，違禁文學的浪潮將讀者席捲。當初在蘇聯文學對最主要問題保持冷漠的背景下，在謊言、虛偽和最好不過是局部真理的氛圍中，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引爆世界文壇，如今卻落入了擅長扼殺某些更深刻作品之語境。

儘管如此，還是出現了若干更具實際意義的評論：「愛國主義傾向」（新斯拉夫派在八十年代的稱謂）的批評家弗拉基米爾·古謝夫發表文章，希望最終停止對帕斯捷爾納克小說意義及長處的誇大，關於主人公，他卻道出了關鍵的一點：日瓦戈醫生，在他看來，屬於本國「多餘人」傳統，而俄羅斯所謂的多餘人，即是將自我與超時間的理想人格相提並論之人。誰都未曾對日瓦戈形象予以更到位的評述。英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德米特里·烏爾諾夫《個人力量的無限拔高》一文，從傳統現實主義角度批評了小說。為作品辯護的是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他稱《日瓦戈醫生》是二十世紀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對這一評價，葉甫圖申科隨後也表示認同，強調這是唯一將個人衝突置於社會衝突之上的俄國小說）。關於帕斯捷爾納克魔幻現實主義的本質及其基督教觀念，則鮮有論者提及。

《日瓦戈醫生》被草率地納入中學教育大綱，而在改革前期，當局卻一直致力於打消中學生閱讀此書的願望。用中學生的眼光來看，這純粹是一本沉悶的書，因而很難理解，起初它憑什麼在西方暴得大名，隨後卻在我們這兒遭到禁止，它的收藏和傳播都可能招致刑罰。

直到1994年，「好萊塢大風格」舊片重映活動隆重進駐莫斯科，或多或少喚醒了人們對小說的興趣。由大衛·里恩執導、奧馬爾·沙里夫和朱莉·克里斯蒂領銜主演的電影《日瓦戈醫生》在莫斯科展映數場，場場爆滿，放映廳擠得透不過氣。大部分觀眾覺得影片場景有如「參天的酸果蔓」，但筆者欣然發現，這反倒吻合於（當然是在不經意間）帕斯捷爾納克的現實主義及其奇思異想。某些鏡頭，譬如日瓦戈身處一片水仙花開放的原野（豈止西伯利亞，就連克里米亞都從來沒有水仙），或者一座帶有許多小圓頂的巨大木屋，激起了哄堂大笑；而斯特列里尼科夫一上來就問日瓦戈為何寫詩反對蘇維埃的那個片段，則博得暴風雨般的掌聲。事實上，這些看似愚蠢的處理遠比死摳字眼更符合原作精神：它們能夠傳達本質，至於局部細節，向來不為象徵主義者所關注。俄羅斯方面沒有推廣影片的租賃，眾多電影愛好者只得觀賞錄像。

就在蘇聯公開發表小說的1988年，葉甫蓋尼·帕斯捷爾納克來到斯德哥爾摩，替父親領取了瑞典科學院頒發的證書和獎章。正式認定當年的放棄為虛假和被迫，至此，帕斯捷爾納克的諾貝爾獎得主稱號終獲確認。

1990年，在帕斯捷爾納克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舉行了帶有改革時期自由氣息卻不乏蘇聯式浮華的紀念活動——他的五卷本文集開始出版，第二年，完成了這套迄今為止最全的文集。九十年代，陸續推出了一批跟帕斯捷爾納克相關的大部頭作品，包括數卷書信集、同時代人的回憶集、傳記、研討資料、抒情詩和散文的大量再版。2002年，英國根據《日瓦戈醫生》拍攝了電視劇。自1995年起，塔甘卡劇院開始上演尤里·柳比莫夫編劇、阿爾弗雷德·什尼特克作曲的戲劇《日瓦戈（醫生）》。2003年，小說搬上熒屏的工作在俄羅斯也終於啟動，攝製了五集電視連續劇。

從1990年開始，位於別列捷爾金諾的帕斯捷爾納克故居博物館正式開放，平常開館時間為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博物館所在的街道，仍然叫作巴甫連珂街。

帕斯捷爾納克一共有四個孫子和十個重孫。

……

改革終結以後，大眾文化作為市場產物來勢兇猛（國家當時淪入愚蠢的境地，實為有意識的自由主義自殘策略之結果），在此期間，帕斯捷爾納克彷彿變成了他自己的墓碑。他從鮮活的文化語境中消隱，他的小說好歹還有人讀，以便應付考試，詩歌則幾乎不再受人青睞。經過八十年代末的熱捧和一百周年紀念的喧囂，他儼然成為一整套正宗俄蘇遺珍的一部分：魚子醬、套娃、普希金、宇宙空間、《日瓦戈醫生》。偶或有人模仿他，卻是拙劣之極。正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永恆的較量，佔上風的一方要麼是前者舊約式的威力和唯理主義，要麼是後者新約式的敏感和病態的昏熱，在曼德爾施塔姆與帕斯捷爾納克的角逐中，頻現於引文並被後現代主義者奉為先知的曼德爾施塔姆暫時贏得了勝利（他眷戀著世界文明！）。

然而，帕斯捷爾納克終究不可戰勝：對他不友善的人們，談到他始終帶著難以驅遣的憎惡，是他們將榮耀與引用率重新歸還給他。帕斯捷爾納克的基督教思想、他的豐富而自由的創作天賦、他的心靈的健康，曾經讓蘇聯時期的龐然大物感到難堪，如今則刺痛著當代文化的宵小之輩。他們躲避他，唯恐避之不及。而這種在偽先鋒派、道德相對主義者、空洞實驗及醜聞公關手段的愛好者中間激起惱恨的能力，恰恰保證了帕斯捷爾納克的不朽。

他一生主要的教訓何在——假如從某個人的一生總是可以汲取教訓的話？

若要以他為榜樣，起碼需要具備他的才華。這恐怕就是答案。他本人無數次提到「文學學習」之虛幻。仿效他，就像仿效一切大詩人，是徒勞無益的。

他的基督教思想，也並非為了所有人，而僅僅適合於那些值得贈予並與之分享什麼的人。缺乏真正的精神富足，便無從領會心靈極度豐富之經驗。對命運傾盡身心的順服，同樣不適合於任何氣質。勇敢地迎接誘惑，是為了更明確地拒斥，這是行之有效的戰術，但也是危險的，如果考慮到人們在現今時代不得不應對怎樣的誘惑。並非每個人都能夠掙脫魔爪。

或許，他的詩歌和散文、戲劇和書信、風格和聲音的主要長處就在於，它們分別以同等的說服力證明著另一個世界及其瑰麗色彩的可能性，證明著變容的神奇、造物主生動的在場。每一個語法上的錯漏、含混的呢喃、偶爾的口誤，都是新意的透散，是失言和錯誤在其間免於懲處的那些群落傳出的消息。他寫下的一切，無異於幸福與仁慈的許諾：所有人都會被原諒，所有人都會得到垂憐，仍將有許多奇蹟被呈現。

文學對人類別無虧欠。

對話 譯者王噶

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2004年畢業於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獲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中亞五國社會轉型與政治穩定。主持或參與多部譯著，共計一百五十萬字。《帕斯捷爾納克傳》譯者。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這代人理想升起又幻滅

新京報：選擇《帕斯捷爾納克傳》的翻譯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認為對你這一代知識分子有怎樣特別的意義？

王嘎：作為一名「七零後」，我對影響我成長的八十年代難以忘懷。這是一個理想升起又幻滅的年代，但理想主義的色彩揮之不去。多年以後，我有幸站到大學講壇上。坦率地說，象牙塔內的浮躁狀況讓我深懷憂慮。我更願意遵從自己的志趣讀書為文。除了日常教學工作，我拒絕參與任何巧立名目的學術活動——「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某些科研項目的創立，固然是錦上添花，但更多卻是一種強制性的誘惑，扭曲了學術的本來面目，因而當誘惑越強烈，越容易引發本能的反感和抵制。

文學翻譯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倘若原作思想藝術足夠豐富，譯者能力足夠強大，這種「半自由」的活動依然能夠給人帶來創作主體的存在感，正如帕斯捷爾納克通過翻譯《哈姆雷特》與《浮士德》所表現的那樣。中國古人稱翻譯相當於把繡花紡織品的正面翻過去，所謂「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參見錢鍾書：《林紓的翻譯》）。這個比喻妙極了！在我心目中，滿濤先生、汝龍先生、焦菊隱先生以及無法在此一一羅列的前輩譯家，正是這種翻轉錦繡的行家裡手，而他們各自在艱難條件下度過的「信達雅」的人生，無不堪稱後代學人之楷模，對他們的褒揚，大概也是我所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文化保守主義。當然，以上僅僅是我個人的短淺體會，並不具有代表性。

這本書一座詩學問題的迷宮

新京報：從2009年和人文社簽約起，你在翻譯這本大書的六年時間裡，遇見的最大難題是什麼？你覺得對中國讀者介紹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何處？

王嘎：只用八個多月，德·貝科夫創作了《帕斯捷爾納克傳》這部「大書」，我的翻譯則持續六年之久。在此「不對稱」的過程中，譯者見證了作品重新長出它的「鯨鬚骨架和百褶花邊」。六年來，記憶深刻的事件連綿不斷，它們未必是宏大歷史性的，但理應是一個混沌時代里個性的輪廓足夠清晰的。文本的解譯暗含著對「尤里·日瓦戈」的某種效仿——將記憶的觸鬚伸向人與人的遭逢，繼而盤卷於生活的肌體之上，從中汲取一個社會個體所必須的各種給養。而帕斯捷爾納克就像一道口令，讓許多美好相遇超越暗淡現實，不期而至。對於一個普通讀書人而言，這些或許才是真正的大事件。翻譯中的難點主要來自傳記中密集的引詩。我曾零星試譯過若干俄語詩，局部經驗不足以形成譯詩的語感，直至傳記中引用帕氏早年名詩《馬堡》，我才似乎被其中人格化的寫景和哀而不傷的調性一下子點醒。

《帕斯捷爾納克傳》猶如一座詩學問題的迷宮，在繁複到幾乎不留間隙的構架內，匯聚著極盡詳細的生平記述、對作品的釋讀、對極端年代的剖析，由此呈現形象與現實、邏輯與幻想相結合的詩學特徵，並使傳主在非自由中追尋自由的獨立人格得以感知。這些不僅圍繞詩歌藝術，也觸及知識分子精神史的方面，在中國讀者中間無疑是易於引發聯想和共鳴的。

這一年與帕氏的相遇如同吉兆

新京報：2016年《帕斯捷爾納克傳》姍姍來遲，面對這本辛苦六年的譯著的付梓，這一年你有怎樣的新的心路體驗？這一年你本人在生活和治學之路上又有怎樣的新經驗？

王嘎：2016年秋天，《帕斯捷爾納克傳》終於姍姍來遲。貝科夫在傳記中寫道，帕斯捷爾納克是幻想的生動見證，與他的相遇如同吉兆。無論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年，還是在此前更加漫長的日子裡，很難說譯者未曾受到這場相遇的影響或感應。上世紀三十年代，當官方所宣稱「生活越來越好」的假象四處蔓延，他卻脫離眾聲喧嘩，獨自持守著「在沸水中越來越好」的信條。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帕斯捷爾納克的形象定格於「幸福的人」。眾所周知，他其實經歷了諸多不幸，時代的壓力和命運的波折，一齊落在他身上，就像曼德爾施塔姆所云：「獵狼犬的世紀撲落在我肩上。」帕氏的人生，與其說是以幸福為鵠的，倒不如說是以悲劇性作為自我認知的形式，由此實現人的幸福完滿。此種悖論帶有斯多葛學派和基督教福音書的雙重印記——前者使他對一切人為強制所造成的災變與悲劇保持靜觀，同時又對自然萬物、對他所稱的「生活-姐妹」懷著永不止息的摯愛；後者則賦予他使徒保羅般的品格，使他在患難中不失忍耐和盼望，不至於跌倒和羞恥，反而「在壓迫下喜樂，在墓穴中歡慶」。離開悲劇性的映照，就無法理解帕斯捷爾納克悲欣交集的一生。

本文整理自2017年1月10日《新京報·書評周刊》特02版，《帕斯捷爾納克傳》節選內容經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刊發。采寫：柏琳（新京報記者）；編輯：張暢，戶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