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爾·塔米爾：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嗎？

耶爾·塔米爾 ▍《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

序

反思中沒有後退之路。這種自我意識現象以及支持這種意識的機制與過程，構成了過去的生活方式何以不是當下的真正選擇的一個原因，也構成了回到過去的嘗試何以常常在小範圍中產生荒唐的結果，而在大範圍中則產生駭人聽聞的結果的原因。

——伯納德·威廉斯

正當我們進入20世紀的最後15年的時候，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假設：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處在後民族時代的門檻上。現在已非常清楚，這個假設是錯誤的。民族運動正重新流行，而原先被同化的或「已經消失」 的民族，現在又重新出現了。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科西嘉人以及倫巴第人從蘇東劇變或西歐的民族國家強加於他們的麻痹中醒來，活動他們的肌肉，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開始了他們的征程。這種撥返歷史鐘擺的嘗試常常以暴力流血事件與對鄰國權利的侵犯為標誌。在其竭盡全力重獲民族身份、承認與自我尊重的努力中，民族激進主義分子忽視了周邊的政治、經濟以及戰略環境發生的變化，不能意識到有些民族的口號已經變得陳舊過時。同質的、能自行生產發育的民族國家時代已經過去(或者說同質的、能自行生產發育的民族國家是可能的這樣的幻覺已經過去，因為這樣的國家從來就不曾存在)。民族的觀念必須重新界定。

21世紀不可能看到民族主義的消失。自由主義者——有些人把他們看作20世紀的大贏家——必須與「和民族主義共享這個光榮」的需要達成妥協，甚至可能要與宗教的原教旨主義達成妥協。自由主義者需要問問自己：民族的信念是否與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規範以及行為模式，自己的社會正義觀以及自己支持的政策範圍存在重大的關係？換言之，他們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信念與政策並試圖使自己適應他們生存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會主張，自由主義者恰恰應該參與反對民族現象的鬥爭，提供普遍主義的選擇，依賴說服與教育消除民族情感。雖然這一控制個人偏好而不是滿足它的嘗試顯然是家長式的，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民族的抱負最終是邪惡的，它們根本不值得我們尊重，那麼這種嘗試就會被看作是更加可取的。但是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即使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主義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訴求，這個訴求很難被貶斥為明顯且完全是無關緊要的、錯誤的、道德上應受到指責的。當然，某些民族主義類型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但是，幾乎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論也都是如此。人民民主的壓迫性的、有時是殺氣騰騰的本質，由於僵化地追隨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而導致的對窮人有意地忽視，清楚地表明即便是最合乎道德的觀念，推到邏輯極端時也會產生可怕結果。民族觀念的確鼓勵了20世紀某些最具破壞性的政體，但是當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以民族自決的名義進行的時候，民族觀念同樣也激發了20世紀某些最光榮的事物。

本書認為，自由主義的傳統連同它對人的自主性、反思性、選擇的尊重，以及民族主義連同它對歸屬、忠誠以及團結的強調，儘管一般被認為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實上是可以相互補充的。自由主義者可以承認歸屬、成員身份與文化忠誠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的道德信念的重要性，而民族主義者則可以接受個人自主與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價值，保持對於民族內部以及民族之間的社會正義的價值承諾。

但是，自由價值與民族價值之間的某些緊張卻是內在的。某些這類價值導致不可調和的政策衝突，而某些這類衝突(對此我們在最後一章談論)並不是「抽象界定的責任之間邏輯上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而是它們所要求的行為之間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在其他情況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價值是無法比較的，也就是說，沒有可以把它們加以衡量與比較的單一的標準。我們怎樣才能判斷何者對個體的幸福生活是更加重要的呢——是廣泛的公民自由或繁榮的文化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充分的自治，還是一種深沉的歸屬感？

認為民族價值應該得到承認與尊重而不是被貶低為沒有內在基礎的、非理性的主張，向著更大的道德複雜性以及更經常的權利與價值之間的衝突邁進了一步。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衝突應該通過非一刀切的妥協解決，這種妥協的目的是減輕傷害與痛苦。伯林說，對一個異質的社會而言，整齊劃一不是一個適當的目的。對社會問題也不存在完美的解決方法，追求絕對的解決常常導致鎮壓或流血。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放棄以其他價值為代價來追求一套終極價值，它是避免鎮壓或流血危險的一種努力。

《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大國霸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極端的排外性和種族歧視，成為世界衝突的重要因素。這引發了從自由主義角度探索民族主義的學術路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本書是這個流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作。

作者重新構建了民族主義哲學思想，融合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原本對立的意識形態，促進民族主義吸取自由主義理念而變得溫和理性，為解決當今世界的矛盾衝突提供新的理論思路。當今世界矛盾衝突不斷激化，本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如是說

我的研究關注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出發點是每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方法論假定——關於人性的描述。關於存在普遍的、使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徵的觀念，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可能比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更加可以接受。

但是，民族主義對特定環境對個人身份建構的重要性的強調，並不與關於人性的普遍性觀點相衝突。相反，民族主義者可以贊同這個觀點，而且聲稱：從根本上，個體是特定人類共同體的成員，他們不能在這些共同體之外發展出一種語言或一種文化或者設定自己的目標。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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