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罪行館用侵略實物還原歷史自證其罪

日本侵華罪行館 陳羽嘯/攝

吳志維

甲午戰爭中，日軍攻陷旅順，隨即屠城。當時的美國報紙稱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今脫文明之假面露野蠻之本體矣。」

之後的半個世紀，這隻怪獸繼續肆虐中華。如今，一切彷彿已遠去成歷史，但留給我們的卻不只是「勿忘國恥」。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位於成都大邑縣安仁古鎮的建川博物館聚落開了新館——日本侵華罪行館。記得抗戰勝利甲子之際，抗戰系列的中流砥柱館、國內唯一的正面戰場館、援華美軍館、川軍抗戰館和亞洲唯一的不屈戰俘館、世界規模最大的二戰題材雕塑群「壯士廣場」在這裡誕生。如今，又迎來這座堪稱國內文物品級最高、規模最大的日本侵華罪行展館。

樊建川到日本看望鹽谷保芳並送上日本侵華罪行館「眾籌成館」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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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日本侵華罪行館」，由日本人設計

建川博物館聚落佔地500畝，由二十餘座獨立的博物館組成，每個館的建築都是大師之作。

樊建川說：我想建一個能吸引大量日本民眾來參觀、思考的博物館，讓博物館成為一個陣地。我特別希望日本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識分子能到建川博物館來看一看，來看一下日本人是不是犯下了滔天大罪，日本侵略我們幾百個城市，每一個城市都被炸得稀爛，到處是屍體。我不是簡單地說其罪行和暴行，我會完整、冷靜、理性地記述日軍行為，完全用日軍的文物來還原歷史。我讓日本設計師來設計這個館，這最有說服力。我希望日本人能夠心平氣和地來看，促進我們之間的交流，影響政治家的情緒和決策。

於是，樊建川邀請了日本最優秀的建築師磯崎新設計日本侵華罪行館。他曾設計了巴塞羅那奧運會場館、路易斯安那州現代美術館等大型建築。

為設計這個館，磯崎新前後來了7次。磯崎新說，日本右翼分子寫信威脅他：「你是我們大和民族的驕傲，是我們最好最優秀的設計師，為什麼給中國人設計抗戰博物館？」他回答說：「這是為了中日兩國友好，為了中日兩國的長期和平相處。」

磯崎新的父親也是個左派，當年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磯崎新曾對樊建川說，你不給錢我也做。磯崎新認為：從前，兩國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後若要有好的未來需從理解開始。理解來自溝通，博物館是沉默的溝通使者，他的設計也是溝通。面對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脅，他說，這把歲數不會考慮這個，我考慮的是道義和未來。他還提醒樊建川，南京大屠殺要講夠，重慶大轟炸也要講夠。

磯崎新設計的日本侵華罪行館，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建築物採用弧線為主的結構凸顯時代感。而所使用的又都是中國西南一些比較原始、能凸顯古韻味的建築材料，「既結合了當代建築的精神，又兼顧了其歷史展示的作用」；氣勢恢宏，莊嚴肅穆，是一處以史料、文物、建築、雕塑、影視等綜合手法，全面展示日本侵華罪行的專史陳列館。

文物見證日本侵華之罪

步入日本侵華罪行館，迎面而來的是密密麻麻、列隊整齊的1200件日軍鋼盔，隔著鐵柵欄照樣讓人感覺到壓抑和窒息。對面的牆上「1931年日軍蜂擁」幾個大字，帶你瞬間回到了「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

整個日本侵華罪行館，展陳文物6000餘件，按照1931年到1945年的「編年體」形式展開，適時穿插十二個專題：經濟掠奪、細菌戰、奴化教育、大屠殺、三光政策、化學戰、奴役戰俘和勞工、大轟炸、姦淫、慰安婦、中國戰區大受降、日俘日僑大遣返。這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全面展示日本侵華罪行的博物館。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眾多文物中，有國家一級文物14件：侵華日軍佔領古北口木雕擺件、《日獨戰役寫真帖》、《青島近傍圖》、侵華日軍明信片、侵華日軍家書、侵華日機轟炸上海的炸彈碎片、《八·一三日記》、日軍暴行揮淚摺扇、馮玉祥題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最新實測南京市詳圖》、《荻島靜夫日記影集》、《日軍殺傷山東民眾實錄》、《台灣省解征日僑遣送名冊》、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每日新聞》。

「日軍暴行揮淚摺扇」印製於1925年，一面是「最新大中華民國地圖」，另一面是密密匝匝的小楷。扇子的特別之處在於，扇子上赫然寫著「此扇用於揮淚！」提起這把扇子，樊建川說：這便是那把令人心碎揮淚的扇子，上面寫滿了討日檄文。

制扇者寫道：「日本口曰東亞和平，心施兇殘毒計，近兩年來煽動我內亂，助長我軍閥，慘殺我同胞。」隨後列舉了民國十二年到十三年間日本人暴行十餘次，「綜以上被殺者確有數百人之多，若以十年內計算之，則不知凡幾何。」最後疾呼：「我國民若不急起直追，則韓覆轍旋踵即至矣。」而那時候，「九一八事變」尚未爆發。制扇者能詳細記錄日本人的暴行並對局勢有如此遠見，令人嘆服。

一語成讖，隨後的歷史軌跡確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料。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是抗戰爆發後，英國著名記者田伯烈收集了大量「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編著而成，1938年6月在英國出版，是世界上最有影響、最早全面揭露日軍暴行的圖書。封面有馮玉祥將軍題寫的「紀法細讀」，時間是1939年7月15日。

《八·一三日記》，起記於1937年8月12日，止記於9月11日，共31天，作者是當時就職於上海長城唱片公司的職員張德治。張德治原是浙江餘姚的一位熱血青年，因家境敗落輟學，為謀生只得到上海投奔舅舅。經由舅舅幫忙，他剛剛在上海長城唱片公司謀得一職，卻不料戰事爆發。張德治目睹形勢，自忖大戰迫眉，自己體弱多病，尚不能親上戰場，便想到自己有責任記錄這一切，為後人留下史料，也留下日軍侵華的證詞。在31天的日記中，他飽蘸血淚之筆，記錄了日軍的侵華暴行，記錄了中華民族如何渴望和平，如何愛國愛家，特別是由於日本軍隊的野蠻入侵如何迫使中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荻島靜夫日記影集》幾乎就是一部鮮活的侵略史。日記的作者叫荻島靜夫，曾是名「火葬兵」，專門負責焚化戰死的日本士兵屍體。僅僅在淞滬會戰一役中，他就焚化了近千具屍體，足見當時戰況的慘烈。之後他當過傳令兵、武器發放兵。他從自己的視角記錄的淞滬會戰等重大戰役，雖不足以構成完整的歷史，但許多歷史細節，對研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有著十分珍貴的價值。

從1937年8月參加侵華戰爭，到1940年3月回國，日記幾乎沒有中斷。日記中，日軍掃蕩、燒房、殺人、搶劫、強姦的內容比比皆是。他們殺中國的俘虜，不需要任何手續，不需要任何報批，對中國戰俘是非常殘暴的。像這樣的文物，是日本人自己寫的，是鐵的證據。

這座「日本侵華罪行館」，最初的定名是「侵華日軍館」。逐漸地，樊建川意識到侵華的罪行，已遠遠超出了一支軍隊的所為。

在日本侵華罪行館中，經濟掠奪、奴化教育、奴役戰俘和勞工、姦淫、強征慰安婦等罪行，都放在了顯要位置，用大量的文物和文獻加以佐證。

馮玉祥題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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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復原再現戰爭災難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陳列，大量使用了場景復原技術，內容包括盧溝橋事變戰場、大轟炸、執行「三光政策」、細菌戰和活體解剖實驗等。

在「大轟炸」專題展廳，一個熟悉的場景被複原得讓人頓感身臨其境。這個場景，取材於一幅著名的新聞照片。

1937年8月28日下午，日本飛機轟炸了上海火車站，當時車站裡有1800 多名平民在候車，轟炸後生還的不到300人。攝影師王小亭趕到現場，發現有個母親已經被炸死在鐵軌上，而渾身沾滿鮮血的孩子正呼叫著媽媽，放聲痛哭，極度恐懼和悲傷。他立即拍下了孩子號啕大哭的情景。

兩星期後，照片以《日機空襲下的上海南站兒童》為題，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的封面上，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據估計，當時全世界有1.36億人看到了這張照片。

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大部分城鄉不分軍事設施還是民房，戰區還是後方，均實施了大規模、長時期、無差別的空襲轟炸。全國各城鄉因空襲傷亡人數達20餘萬人。

另一個令人髮指的場景在「三光政策」專題展廳。一隊日本兵衝進村莊，有的在前面射殺中國人，有的在用火把縱火燒毀房屋，有的在搶奪牲口糧食。

日本侵華罪行館對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進行了翔實闡釋。「三光」是對日軍「燼滅作戰」中製造的「殺光、燒光、搶光」暴行的簡稱。從1939年秋開始，侵華日軍針對中共抗日根據地，進行以殺戮當地居民、對糧秣房舍等物資進行搶劫、焚燒和破壞為目標的「三光」軍事行動。

在日軍的細菌戰這個單元，一組復原日軍活體解剖實驗的蠟像讓人觸目驚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城郊的平房和長春孟家屯設立了731和100兩個細菌實驗秘密部隊，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實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是唯一在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侵華期間，日本在中國先後組建了5支細菌作戰部隊，發動的細菌作戰攻擊數達161次，攻擊縣市190餘個，細菌戰造成疫病蔓延中國20餘省、298個縣市，活人細菌實驗殺害2萬人以上，使用細菌殘害中國民眾約120萬人，直接死亡人數74.8萬餘人，總計受害病患者約700萬人，造成死亡約200餘萬人。

一張《七三一部隊細菌實驗主要類型一覽表》，視之令人不寒而慄。諾門罕細菌戰、華中細菌戰、浙贛細菌戰無一不是令人髮指的罪行。

哈爾濱「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捐贈的日軍細菌彈殼生產車間的牆磚、日軍細菌實驗的各種儀器設備，都是侵華日軍罪行的鐵證。

同時，展廳的實物與文獻向世人展示：

日軍在中國大量研製化學武器，先後在山西、武漢、南昌、長沙等戰役中大規模投入使用。

日軍在強佔中國領土的同時，面對反抗的中國軍民，慘無人道地舉起屠刀，大肆屠戮，製造了一起起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慘案。

日軍在「武士道」精神和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熏染下，喪失道德良知，大肆殺戮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在侵華戰爭期間，日軍有計劃屠殺中國平民一次達1000人以上的慘案有200餘起，屠殺中國軍民2000餘萬人，殺人的野蠻方式達250餘種之多。

……

日本侵華罪行館入口處密密麻麻的日軍鋼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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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的「反掃蕩」，用日本文物講述侵略歷史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文物都來自樊建川多年來個人的悉心收藏。

拍賣會上的文物，品級高，但是價格昂貴。國家一級文物《台灣省解征日僑遣送名冊》，是日本投降後，台灣地方政府給國民政府的一份公文，請示一千多名日本中高級的公務員，如銀行行長、海關關長等如何處置和遣返。這三本花名冊是中國取得抗戰勝利、摧毀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的珍貴物證。拍賣會上，有疑似日本背景的機構參與競拍。樊建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不菲的代價才最終得以收藏。國家一級文物《八·一三日記》也來自拍賣會。

國內的文物市場網路是樊建川收藏的主要渠道。日本侵華罪行館的部分文物，包括國家一級文物日軍暴行揮淚摺扇、馮玉祥題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最新實測南京市詳圖》、《荻島靜夫日記影集》、《日軍殺傷山東民眾實錄》皆來源於此。

在眾多的日本侵華文物中，有若干件是一位叫鹽谷保芳的日本老兵捐贈的。鹽谷保芳，原侵華日軍第59師團伍長。戰爭結束後，他一直享受日本政府的供養，後來開了一家家庭旅館。他用個人積蓄在日本四處購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日本侵華相關的文物，定期帶到中國謝罪，並把文物捐贈給建川博物館，至今有六七次之多。行李箱打開，裡面都是日本軍服、戰刀、彈殼、地圖、畫報……有次，他對樊建川說：在抗戰壯士群雕對面，給我塑個跪像，讓我永遠跪著謝罪。他還拿出其畫的草圖，具體指明跪像地點，並且表示塑像的錢由他支出。

如今，鹽谷保芳93歲了，已卧床不起，難以再來中國謝罪。前不久，樊建川親往日本探望，給鹽谷保芳帶去了日本侵華罪行館即將開館的消息。樊建川還告訴他，為了這個館的陳列布展，建川博物館還發起了一個「眾籌成館」活動，預售門票，獲得廣泛關注和支持。他還將一張「眾籌成館」活動的紀念狀贈給鹽谷保芳。鹽谷保芳說：反省戰爭，永遠和平。他又說：我動不了，樊先生，多努力。

這座日本侵華罪行館，一個獨特之處是大量文物來源於日本，都是當年侵華日軍帶回到日本的實物。樊建川說，就是要用日本人自己的建築、自己的文物來見證他們侵略中國的歷史。

在國內收藏中，特別是在拍賣場中，樊建川曾有幾次失手，後來他發現，是日本的收藏家和他爭奪這些文物。於是，樊建川想，你能到中國來買東西，我也能到日本去買。套用當年戰爭時期的說法，你可以「掃蕩」，我也可以「反掃蕩」。

1996年，樊建川到了日本，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時，發現當地的文物店鋪里和地攤上竟有大量的日本「二戰」時期的雜誌、畫報等物，其中有不少與中國有關。他見到就買，僅購買、翻拍的圖片數量就超過三十萬張。

樊建川的「反掃蕩」進行得非常徹底，經常是一次性「買絕」一個門類。比如說當時的畫報，他一次買了一千餘本，《歷史寫真》、《支那事變寫真》、《日支事變畫冊》、《北支事變畫報》、《國際情報寫真》、《躍進之日本畫報》等，還有上千張日軍的明信片、作戰地圖，日軍的信件、鋼盔、望遠鏡、指揮刀、綁腿、指北針……

除此之外，中國的留學生、日本開文化商店的華僑等，構成了樊建川收集日本侵華文物的網路，良好運轉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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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的，不僅是國恥

7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使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災難。今天，建川博物館收藏日軍罪行實物，建立侵華日軍罪行館，是為警醒國人，銘記歷史，勿忘國恥！

我們銘記歷史，不是記住仇恨，而是吸取歷史教訓，並呼籲中日兩國人民珍惜和平，一起為人類美好世界共同努力。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的徐永昌曾留下反思之語：自固吾圉，改良政治。這大概也是我們面對那段歷史最應當謹記並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