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蓋茨夫婦寫給巴菲特的「投資報告」看中國公益慈善的未來

親愛的沃倫：

你十年前的這份禮物讓我們激動得無言以對。這是任何個人給予他人數額最大的單筆贈款，我們也意識到自己欠你一筆巨大的投資回報。

在這封信中，我們將與你分享一些突出的成績。我們會將焦點放在全球健康上，因為它不僅是我們慈善事業的起點，而且在我們的工作中佔據了絕大部分。

2月14日，比爾和梅琳達·蓋茨發表題為《沃倫·巴菲特的最佳投資》的年度公開信，重點回顧了過去十年，收到巴菲特投資百億美元的蓋茨基金會在全球健康領域的投入所產生的回報，以及面臨的挑戰。

每年2月，蓋茨夫婦都會以發表年信的形式討論公益和慈善話題。2015年的公開信《我們對未來的大賭注》重點關注健康、農業、銀行服務和教育，2016年的公開信《如果你能擁有一種超能力，你希望是什麼？》則聊到了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

2016年恰逢巴菲特向蓋茨基金會捐款十周年，由於不久前剛剛被86歲的巴菲特問到這筆投資都為世界上的貧困人群帶來了哪些改變，蓋茨夫婦決定改變以往年信的風格，以回應「投資人」巴菲特的語氣「彙報工作」。

2006年，巴菲特把他的大部分財產捐贈給了蓋茨夫婦於2000年創立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用於消除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現象。巴菲特承諾按年捐出總計1000萬股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當時市值約合310億美金。2006年到2015年間，巴菲特已陸續捐出超過172億美元。

蓋茨基金會在一則新聞稿中寫到，這筆捐贈使基金會的工作得以進一步擴展，從最初的全球健康和美國本土教育，擴大到與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相關的領域，包括農業發展、環境衛生和普惠金融。

在這份交給巴菲特的「答卷」中，蓋茨夫婦寫道：

我們沒有銷售收入和利潤可供展示。但我們在密切關注著一些數字，並且使用這些數字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及衡量我們的進展。

他們在信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數字是，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自1990年以來，兒童死於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案例已經減半，這相當於近26年來疫苗每天挽救18600個孩子的生命。如今全世界已有86%的兒童接受過疫苗接種，覆蓋率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比爾·蓋茨寫道：如果把每年比上一年多存活的兒童人數加起來，在過去25年中共有1.22億名5歲以下兒童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而如果兒童死亡率一直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這些孩子是無法活到今天的。

為什麼基金會資助的免疫項目要優先針對兒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表示，在傳染病防控方面，兒童是脆弱群體，是「易感人群，沒得過病也沒有抗體」。他說：「公共衛生要講究公平，就要扶助脆弱群體、脆弱人群。錢都要花在脆弱的人群上。」

為了更廣泛、更有效地進入傳染病防治領域，蓋茨基金會在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創立之初即與其結成合作夥伴，並於2010年發起「疫苗十年」計劃，承諾在那之後的十年內提供100億美元資金，為世界最貧困的國家進行疫苗研發和供應。自2000年創立以來，GAVI已經在全球為5.8億兒童接種了疫苗。

英仕曼集團中國區主席、GAVI全球董事會獨立董事李亦非說，GAVI的關注點是幫助全球所有需要接受疫苗的國家以可負擔的價格提高疫苗覆蓋率。她舉例說，如果一隻疫苗出廠價是50美元，通過GAVI的大量採購可能只需25美元，再捐贈到非洲某個國家的時候可能只需5美元，另外20美元都是通過GAVI捐贈的方式，這大大增加了疫苗覆蓋率。

過去幾十年，中國在健康與衛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李亦非說，大約在三年前，由於人均GDP漲到6000美元以上，中國從GAVI的受捐國變成了「畢業國」，購買疫苗不再享受GAVI捐贈。兩年前，中國政府第一次成為GAVI的捐贈國。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介紹說，從1991年到2013年，中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從61‰降到了12‰；瘧疾發病人數從1990年代初的10萬左右降到2013年的3000例；到2010年，塗陽結核病患病率為0.66‰，死亡率為0.039‰，分別較1990年下降51%和79.5%，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相關指標。

「防控的成績主要由三個數字決定，」曾光說，「第一是人口期望壽命，第二是營養不良，第三是婦幼衛生問題。」他說，中國人的期望壽命從1950年代的35歲增加到了2015年的76.1歲；嬰兒死亡率從250‰降到10.7‰；孕產婦死亡率也從15‰降到了0.2‰，2015年相比2000年也下降了62.1%，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

李一諾說：「過去這15年，中國處在非常有意思的窗口期、轉型期，從各方面的凈受援國變成凈捐助國。直到2010年我們還是一個凈受援國，雖然外援我們一直在做，但收到的國際援助仍然大於捐贈。」

作為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大國，中國也在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這就要求中國在走出去對外投資的同時，也要愈發注重「公益同行」，甚至「公益先行」，在輸出硬實力的同時，也要輸出軟實力，更多地參與國際公益事務。

李一諾說，蓋茨基金會希望根據中國過去三四十年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成就，把中國的經驗借鑒給其他發展中國家，讓中國在全球健康和全球發展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蓋茨基金會表示，2017年是基金會進入中國的第十個年頭。基金會在支持中國應對國內健康和貧困挑戰的同時，也將繼續支持中國在幫助解決世界上最貧困地區的健康和發展難題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而與此同時，面對國內外慈善事業的興起，如何在政府主導的同時，放手民間力量做公益，鼓勵商界投入，也是擺在中國面前的一個課題。包括教育、醫療健康、環境、養老等社會問題，都需要跨部門、跨領域的創新解決方式。

GAVI採用了時下在國內很時髦的公私合營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除了蓋茨基金會，GAVI的董事會成員還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組織，多國政府以及大型跨國醫藥公司，形成了公益民間組織、政府和商界三方合作的機制。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慈善聯合會副會長徐永光說，GAVI的模式由比爾·蓋茨創立，蓋茨提出了「風險慈善」，就是慈善的錢不能拿去布施，而應該用投資的理念投入公益創新。徐永光自稱「公益界的市場派」，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希望工程的創始人。

在他看來，公益事業應當通過公共部門、商業部門、慈善部門三方合作，三方都找到自己的利益點，利益最大化。他把慈善投入和市場投資行為用一條光譜線來形容：從左到右，最左邊是「純給錢」的善人，「最極端的左就是濫行布施、撒錢」；最右邊是趨利的市場，最極端的右就是「急功近利，甚至謀財害命」。

徐永光表示，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互聯網興起以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公益向右、商業向左。「商業向左，就是說商業有更多的公益因素出來了」，而「公益是強調要有效，就逐漸出現了用商業的手段做公益」。

「公益向右、商業向左，最後應該是沒有那麼明顯的邊界，實際上是在融合，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他說，「我們都要改變觀念，不要說你怎麼公益裡帶有商業因素，就要消滅它，這是不對的。尤其在中國，經常對公益進行道德綁架，這個我們要防止，其實創新的部分是一個模糊地帶，我們要鼓勵公益創新。」

儘管過去二十年來，全世界已在健康衛生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一些數字也在提醒人們，當下仍有不少生死攸關的問題亟待解決。

比如，儘管兒童死亡率降低，但全世界在減少新生兒死亡方面並沒有取得長足的進步。蓋茨夫婦在年信中指出，去年在出生當天死亡的嬰兒有100萬，在出生後一個月內死亡的則超過250萬。目前，新生兒死亡占所有兒童死亡的45%，而在1990年這一比例是40%。

梅琳達·蓋茨還寫道：避孕藥具能挽救生命，減少貧困，把孩子活到1歲的幾率提高一倍，但仍有2.25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不能獲得和使用現代避孕藥具。

不過，自稱「樂天行動派」（impatient optimists）的蓋茨夫婦仍然表示，「我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也更加急切」，特別是急於實現「零瘧疾、零艾滋、零結核」。

他們寫道：小兒麻痹症離「零」這個「神奇的數字」最接近。1988年，全世界共有35萬新增小兒麻痹症病例，而去年只有37例，僅存於奈及利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今年有望見證人類歷史上最後一例新增病例。

正如美國新生代慈善家扎克伯格夫婦希望能在21世紀「治癒、預防或是管控孩子們一生中所有的疾病」一樣，蓋茨夫婦也樂觀地表示，「小兒麻痹症將很快成為歷史，我們在有生之年將得見瘧疾被根除，再沒有人會因為艾滋病而死亡」。

1月27日，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商學院的一場沙龍中說，他很欽佩蓋茨夫婦支持疫苗接種的慈善行為。

「當梅琳達在非洲，懷裡抱著一個嬰孩時，她想的是『這小傢伙需要接種疫苗』，」巴菲特說，「我對這個孩子也持有同樣的看法，而我那一刻的想法會是，『這小傢伙不會尿我一身吧？』」

在以扎克伯格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商界領袖接過巴菲特和蓋茨夫婦兩代慈善家公益事業衣缽的同時，中國可能也即將迎來更多民間資金流入慈善領域。

徐永光說，比爾·蓋茨曾對他說，勸中國富人捐財產比勸美國富人更容易，因為美國富人多數是財富的傳承人，是一個家族，但中國的富人基本上全是第一代，是創富者，對自己財富的安排一個人說了算。

他說：「現在已經到了財富的代際傳承密集期，很多富人已開始安排未來的財富傳承，應該帶著文化、帶著慈善來傳承，有商業（傳承）但是起碼有一部分要捐到慈善，所以大量的財富（會）進入慈善領域，而且這種財富我相信他們都會帶著一種創新的理念進來，對改變整個中國的慈善環境將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蓋茨夫婦對慈善的未來很樂觀。他們在給巴菲特的信的最後寫道：

我們十分確信，未來的美好將遠超悲觀主義者的想像。感謝你的信任，沃倫。我們不會讓你失望。

新聞報料

商務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