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徵求老百姓的意見嗎？變法最後為何失敗？

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宋史》說：「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嘆息之餘，不忘加一評語說：「王安石無他，就是太執拗了！」批評他固執任性。宋元時期小說更是說他性子拗，菩薩都勸他不轉，都叫他「拗相公」。

王安石之所以得了這樣一個名字，主要是他在推行「熙寧變法」過程中，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心和勇氣，竭力而為，放言無忌，得罪了很多人，那些對他有怨憤的士大夫說他固執己見，獨斷專行，搞一言堂。一個「拗」字，士大夫對他的印象和態度一目了然，就像今天說人很「牛」一樣，蘊含著嘲弄和鄙夷。

王安石性格中確有固執的一面，不過說他在變法中獨斷專行，搞一言堂，卻與事實不符。融合如下：

一、王安石非常重視各級官員的意見。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副宰相，讓他牽頭組織推行變法時，他即向宋神宗建議說：「除弊興利，非合眾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請下詔三司判官、各路監司和內外官懂得財政之人，大家各陳己見。」他認為，除弊興利之事，必須集眾智，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為了使財政改革方案做到盡善盡美，他建議向各級官員徵求理財意見。在他的建議下，朝廷下發詔令，要求三司判官、發運使、轉運使、提舉輦運使、糶糴、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與財政工作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的各級官員，在收到詔令兩月內，將當前財政工作存在的問題和改進財政的建議上奏朝廷。徵求意見的對象甚至還包括「諸色人」，也就是一把手以外的其他僚屬，要求他們向自己的主管領導報告，可見徵求意見對象之廣。

二、王安石非常重視基層老百姓的意見。在制定和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為了更加切合實際，合乎民意，他經常向宋神宗建議向下面徵求新法推行的意見。比如，對於助役法，此法規定凡當役人戶，分五等出錢，募人充役，使原來享受免役特權的豪紳、官吏、僧道等也要出錢助役。此法在朝中討論一段時間後，他對宋神宗說：「議助役事已一年，須令轉運使、提點刑獄、州縣具體問百姓，然後立法，法成又當曉諭百姓，無一人有異論，然後著為令。」意思是免役法研究了一年，目前要安排部門和州縣，廣泛徵求老百姓的意見，然後立法，立法後又再次徵求老百姓的意見，最後形成政令，再正式推行。

這一形成法令的做法，把老百姓的意見當作新法推行與否的「紅綠燈」，全部同意則行，一人不同意則緩行或不行，體現了王安石以民為本的思想。在士族寒門壁壘森嚴的帝制時代，許多帝王士大夫內心並不真正關心百姓，很多時候，「百姓」二字只是一種裝飾，掩藏的是加強統治、穩坐江山或升官發財的目的。而王安石是少有的幾位真正具有民本思想的人，其「具體問百姓」「法成又當曉諭百姓」「無一人有異論，然後著為令」等等，是民本思想的真實踐行，超越時代。

王安石知行合一，他怎麼說，就怎麼做。所以，他既驚世駭俗，又實事求是，在當官只為稻粱謀的同僚們眼裡，他驚世駭俗，在老百姓眼裡，他實事求是的。在徵求百姓意見中，他又不厭其煩，體現了他的擔當精神。而且，他並非一時如此，而是一貫如此，在制定和推行其他各項新法時，幾乎都是按照這樣的程序，先把新法條文在各地公告，曉諭百姓，百姓無異論，然後實施。

三、將真正的黎民百姓召到政府議事。同時代的監察御史里行劉摯，曾在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說：「其（王安石）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他說王安石在研究財政新法時，甚至把那些地位卑微的屠夫小販都邀請到公堂議事，來徵求和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個彈劾王安石的奏章，恰恰最能證明王安石善於聽取群眾意見，他的變法，搞的並非「一言堂」，而是「群言堂」。

可見，王安石在操盤改革具體舉措過程中，是非常注意聽取各方面和各階層意見的，而且，其思想之超前，著眼之長遠，考慮之細緻，方法之科學，同時代無人能與之比肩。

其實，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長期基層工作的實踐中得出的經驗，大都是在「群言堂」中向老百姓謙恭諮詢、反覆研討得出的真知，他只是站得比同時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時代人遠，關注的問題比同時代人更根本，更深入，所謂曲高和寡，非庸常輩能理解和認同。而最關鍵的是，他的改革觸及了一個龐大利益群體的既得利益，所以樹敵太多，反對的聲音就顯得很大。誰觸及了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誰就會遭到批評、反對和詛咒，這與哪個時代、哪種社會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