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討皇帝喜歡的狀元郎，結局非常悲慘，死後無錢下葬

歷朝歷代，狀元大都是皇帝欽點的，備受皇帝信賴與提攜，只要他稍懂一點人情世故，稍懂一點「順桿爬」的人生哲學，往往就能仕途通達，平步青雲。何解？因為狀元之於皇帝，就象學生之於老師，所謂「天子門生」也，學生的飛黃騰達，是皇帝慧眼識珠和知人善任的最好證明啊。

不過，北宋狀元胡旦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胡旦（955-1034年），字周父，濱州渤海（今山東濱州）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戊寅科狀元。胡旦才學過人、志在千里，他曾說：「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虛生也」（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只是，理想不等於現實，志向不等於前程，良好的開端也不等於完美的結局，甚至同是狀元，其發展與際遇也常常大相徑庭，象前屆、太平興國二年狀元呂蒙正，三次登上宰相之位，位居人臣之極；象後屆、太平興國五年狀元蘇易簡，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參知政事即副宰相，風光一時。而心比天高的胡旦，卻終其一生都沒有出任過任何位高權重的職務，稍一升遷，馬上被貶，稍一升遷，馬上又貶，仕途坎坷，命運不濟。為什麼會這樣呢？關鍵是胡旦好議論時弊，好批評朝政，不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不懂得討皇帝的喜歡，甚至偶爾拍拍馬屁，都常常拍到馬蹄子上，自取其咎。

太平興國八年前後，宰相盧多遜和趙普先後被貶出京城。盧多遜陰鷙，趙普貪腐，他們被貶，一些頗具正義感的士大夫歡欣雀躍，其中尤其以胡旦喜形於色。恰逢黃河決堤，百姓遭遇水患，時任左拾遺、值史館的胡旦借題發揮，向宋太宗獻《河平頌》，中有：「逆遜遠投，奸普屏外。聖道如堤，崇崇海內」之句，意思是朝廷浮雲蔽日，使得天災降臨，但如今皇帝驅逐了奸臣，排除了水患，終於海晏河清，天下太平。這是典型的馬屁之作，但胡旦卻拍錯了地方。盧多遜與趙普都曾經是位居宰輔的重臣，你以「逆遜」、「奸普」給盧、趙定調，豈不是說宋太宗有眼無珠、姑息養奸嗎？惹得宋太宗雷霆震怒，責怪胡旦「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把他逐出京城，貶為殿中丞、商州（今陝西商洛）團練副使。

當逐臣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尤其是象胡旦這樣心比天高的狀元郎。百無聊賴之際，他重新打起精神，向皇帝上了一篇《平燕議》，建議朝廷北伐，鼓動宋太宗「齊心平敵，恢拓舊境」，收復燕雲十六州。這個建議與宋太宗不謀而合，皇帝一時高興，重新啟用他為左補闕，不久任史館修撰，並以尚書戶部員外郎身份知制誥，成了給皇帝起草詔書的大秘書。只是，這次胡旦沒有總結教訓，他有意見就提、有批評就說，議論朝政、臧否人物的毛病依舊不改，結果惑得同事不高興，皇帝不喜歡。胡旦有一好友翟穎，見外敵擾境、百姓不寧，便數次上書批評宰相李昉，說他在邊事堪憂之際，不忠於職守，飲酒賦詩，沉迷聲色。同時，翟穎還推舉某某等十餘人為大臣。他的這些言行，無形中得罪了許多人，因此成了同僚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屢受攻擊。鑒於翟穎言辭頗壯，又與胡旦友好，大家都以為這些奏摺都是胡旦「捉刀」，便把兩位一起告了。皇帝當然不喜歡部下起內訌，加上對朝政的批評早讓他心裡窩了火，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翟穎流放海島，把胡旦貶為坊州（今陝西黃陵縣）團練副使。

其實，胡旦這次被貶實在太冤，說奏摺是他「捉刀」，也得有個真憑實據吧，一不對筆跡，二不錄口供，三不叫人證，就憑那些平日對他恨牙痒痒的同僚幾句猜測之詞、臆斷之語，就把狀元郎無端謫貶，還真有些「因喜以謬賞，以怒而濫刑」的味道。這說明在爾虞我詐的官場，你得罪誰都可以，但千萬別得罪皇帝，因為他眉頭一皺，就可能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

儘管胡旦為人做官不被皇帝所喜歡，但狀元郎的出身，還是會讓皇帝偶爾念想。胡旦被貶數年之後，宋太宗想了解了解胡旦思想改造的效果，希望看看這位自己親自錄用的狀元郎是否變乖了，便一時興起召回，仍然讓他擔任知制誥，仍然要他參與國史修撰。胡旦回京任職後的幾年，宋太宗年事已高，一心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也就沒去過問百官那些雞毛蒜皮的事了。

當時，宋太宗最喜歡的太監王繼恩因鎮壓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有功，被任命為宣政使、領順州（今北京順義區）防禦史，權傾一時。胡旦素與王繼恩關係密切，堪稱莫逆。後來，宋太宗病危之際，王繼恩在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選錯了對象、押錯了寶，他希望扶持的皇子沒上去，他反對的趙恆卻成了繼位的宋真宗。皇權時代就是如此，吃點、喝點、貪點、占點都沒事，一旦跟錯人、站錯隊，那就前功盡棄，全盤皆輸。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剛剛登上皇位，就立刻把王繼恩貶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第二年，王繼恩便在均州一命嗚呼。而胡旦呢？前回交錯了翟穎，被貶為團練副使，這回交錯了王繼恩，又貶為成了安遠軍（今湖北安陸市）行軍司馬，不久還被削籍流放到潯州（今廣西桂平市），不但被貶蠻荒，而且被端掉了公務員飯碗。

多年以後，胡旦雖然還被朝廷重新啟用過，但任命的職位大都是員外郎、通判之類的小官，無非朝廷考慮到他是老狀元了，給予些安慰和照顧而已。晚年，胡旦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破卷讀書，埋頭著作，撰寫《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等六部著作三百餘卷，最後把眼睛都寫瞎了。一次，久居襄州的胡旦專程趕到京城，希望拜見宋真宗。老狀元來了，焉有不見之理？這是一種導向嘛，宋真宗本來已經同意召見。但就在這時，參知政事王曾擔心能言善辯的胡旦與皇帝見面時放言無忌、攻擊時政，怕到時候皇帝下不了台，便勸宋真宗讓胡旦書面彙報。宋真宗一想，也是，到時一召見，胡旦倘或以老狀元自居，倚老賣老，對朝政批評、對自己指責，那還不讓自己顏面失盡？宋真宗最終拒見胡旦，讓他有事由中書省轉呈。胡旦以盲眼、病體、高年，顫顫巍巍奔波千里來到帝國京都，希望拜見皇帝的要求終於沒有實現，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襄州。

雖然吃了一輩子嘴巴的虧，但年逾古稀的胡旦，卻死不悔改，仍然臧否人物、批評朝政，仍然心高氣傲、尚氣凌物。夏竦任襄州知州時，胡旦就經常對他的工作橫議批評，讓夏竦老不高興，為此，夏竦作了一首《燕雀詩》：「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你說一個行將就木的退休老幹部，有事沒事去操那份閑心幹什麼？你再心憂邦國、再關心百姓，你不在其位，誰會拿你的話當回事？不是自討沒趣嗎？所以宋史上說他「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可見他不但不討皇帝喜歡，而且讓地方領導也十分厭惡。

可悲的是，胡旦死後，家裡一貧如洗，兒子們甚至連安葬他的錢都沒有，只得把他的屍體寄存義莊（存放客死他鄉或者無錢下葬者屍首的地方）。直到宋仁宗時代，襄州知府王田覺得太不象樣，上書朝廷，獲得專款，才終於使這位心高氣傲的狀元郎入土為安。

人就是這樣，性格註定了，路途再坎坷，結局再悲慘，他也不會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