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的「崛起」模式，絲毫不值得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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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電視劇《大秦帝國·崛起》海報

文 | 諶旭彬

近日，電視劇《大秦帝國第三部：崛起》熱播，引起很多討論。後續劇情將如何呈現「大秦帝國」的「崛起」，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就史實而言，「大秦帝國」的「崛起」模式，是絲毫不值得稱頌的。

商鞅設計的秦國「崛起」模式

秦國為什麼能夠在戰國時代勝出，成為最後的統一者？可列入討論範疇的因素很多。如地理位置、外交策略、軍事實力……等。但就維持一種長達百餘年的攻擊態勢而言，上述因素顯然不足以成為主導——據學者統計，「從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滅齊完成統一），秦國在96場有大國捲入的戰爭中發動了52場戰爭（佔54%），並取得了其中的48場勝利（佔92%）」。惟有保證對資源的強大汲取能力，才能維持如此高頻率的對外戰爭和如此高比例的戰爭勝率。

這種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依賴於商鞅變法為秦國帶來的嚴酷的基層控制體系。簡而言之，為強化國家對民眾的直接控制，商鞅採取了如下措施：

1、摧毀一切有組織的「中間力量」，使民眾以原子化形態直接面對國家的汲取

（1）打擊貴族，推行以吏治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為主奴。先秦貴族的權力、土地和民眾，不受君主直接控制。國家在汲取資源時，面對的不是原子化的自耕農，而是組織化的貴族。為維護自身利益，貴族會自發抵制國家的過度汲取。商鞅以成文律法的形式，推行無軍功不授爵等制度，來打壓貴族，推行以吏治國，吏的權利和任免完全操於君主之首。脫離了貴族「小共同體」保護的普通民眾，遂不得不直接面對國家的汲取。這種汲取較之貴族更甚——學術界一般認為：商鞅變法後的秦帝國普通民眾，須向國家繳納年產出的2/3。

值得一提的是：無軍功不授爵等律法，因平等對待貴族與普通民眾，長期被認為具有「進步性」。這種評價大有問題。真正有意義的「平等」，必須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在法律層面上的平等，而非兩個被統治者之間的平等（貴族相對民眾，是統治者；但相對秦王和秦國，仍屬被統治者）。對照歐洲歷史，可以說貴族的消亡，是中國歷史上一極重大的損失。5-13世紀的很多歐洲國王，只能在王室領地內直接行使權力，不能染指貴族的封地。宮廷和政府開銷，須仰賴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領地收入、司法收入、貴族繳納的「封建協助金」等，若王室的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徵稅，必須得到類似「貴族大會議」等代議機構的授權。「無代表權不納稅」等近代法治理念，即由此類制衡中誕生。

（2）用成文律法，強制解散大家族。秦律規定：民眾「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賦加倍徵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個屋檐下。大家族消亡後，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然無力抵制其無節制的汲取。

2、用告密手段、恐怖手段來控制民眾

（1）製造特務國家。商鞅規定：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個編製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會被株連腰斬，告密者則可得到重賞。秦國被變成一個遍地告密者的「特務國家」。不獨鄰里之間，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互相告密義務。據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秦律規定：丈夫行盜，妻、子知情，並共享所盜之物，妻、子與丈夫以同罪論處。凡盜竊及其他犯罪，同戶之親屬都須連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發前主動告密，則妻子的嫁妝可以不被沒收。這種告密制度，將民眾牢牢捆綁在國家機器上不得動彈，也導致社會風氣的嚴重敗壞。據《漢書·刑法志》記載，直到漢文帝時代，民眾樂於告密的風氣才得到扭轉。

（2）恐怖主義治國。秦法暴虐，與商鞅的個人理念有關。在商鞅看來，要震懾民眾，使他們不敢觸犯朝廷的法律，必須輕罪重刑。用死刑來懲罰犯輕罪之人，用酷刑來處死犯大罪之人。犯輕罪而處死，就不會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以至矣」）。《商君書》里還說，犯罪發生之後再來懲罰，已經晚了；政府必須在民眾實施犯罪之前懲罰他們（「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疑罪從有」，一旦被懷疑存在犯罪可能，即進行嚴懲）。

3、把制服本國民眾，放在治國的第一位

《商君書》里說：「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夠制服天下的統治者，必須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戰勝強敵的國家，必須先戰勝他的百姓。在商鞅看來，制服本國百姓，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懂得愚民、弱民。

（1）全方位愚民。商鞅為秦國制定的國策，以農、戰為核心。秦國民眾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農耕，要麼征戰。經商、求學、耕作達不到政府的要求，本人及妻子兒女就會被抓起來淪為官奴。在商鞅看來，除了農耕和作戰，其他行業如商賈、隱士、學者、游士、手藝人，對國家都是有害的。因為這些職業的存在，不利於讓民眾保持愚昧。國家要強盛，必須消滅「五害」，必須徹底愚民。《商君書》里說得明白：「民愚則易治也」 ——民眾愚昧，就易於治理。「民朴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民眾沒有知識就弱，有知識就強；民眾弱，就安分守己，民眾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

要怎樣讓民眾保持愚昧呢？商鞅提供了三種辦法：一是要驅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二是政府不要因戰功、農耕以外的任何理由獎賞百姓，如此，「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民眾鄙視學問，就會變愚昧，就不會有多餘的外部交往，就會安心耕種，國家就不會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許做展示自己博學多聞、能言善辯的事情，以免成為百姓的榜樣。

商鞅執行愚民政策的手段是非常徹底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案例可資說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秦國百姓早年反對變法，被商鞅抓起來排隊在渭水邊上砍頭，砍到河水變赤；後來，秦民有人稱讚變法，結果又被商鞅抓起來全家流放邊關。在商鞅這裡，反對者要被殺頭，稱頌者也要被流放。因為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最極致的愚民，不應該思考國家政策的好壞，不應該擁有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能力，不應該產生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念頭。愚民只需要服從國家的法令。

（2）全方位弱民。《商君書》里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赤裸裸地宣稱「強國之道在於盡最大可能剝削民眾」。他如此解釋自己這種倒行逆施的「內在邏輯」：「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如求學、經商）；民眾從自己的角度有了多餘的想法，對國家不是好事，是害國的「虱子」。只有讓國家富有、讓民眾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才可以使國家強大。怎樣讓民眾保持貧窮呢？一種辦法是持續剝削，不斷發動大規模戰爭。《商君書》里說，「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財富積累夠了就必須去打仗，否則民眾會放鬆，會去追求耕、戰之外的東西，國家就會變弱。另一種辦法是國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鹽鐵在內幾乎所有核心經濟資源，如實行嚴格的「國家授地制」，確保「利出一孔」的國家壟斷，消滅民間競爭。

圖：《大秦帝國》劇中的商鞅造型

古人已不恥這種「崛起」模式，今天更不值得稱道

商鞅死後約80年，荀子西遊秦國，其所見所聞是：秦國沒有知識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飾簡樸，相當害怕官府，相當服從——「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顯然，秦國採用商鞅之法，對民眾的控制非常有效。這種有效控制，使秦國動輒能夠「空國中之甲士」出兵數十萬發動戰爭，乃至徵發上百萬人營造宮室陵墓。

反觀東方六國，雖然也都搞過變法運動，但因貴族的強大影響力仍在（活躍於政治舞台的「戰國四公子」等，即東方六國貴族勢力的代表），故資源汲取能力遠不能與秦國相提並論。 「貴族對基層社會的影響力，是導致其餘六國不能徹底變法和完成對社會基層控制的原因所在，這也間接地導致了六國的覆亡。」

對東方六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而言，秦國的資源汲取模式，是令人恐懼的。秦昭王四十五年，秦軍攻韓，韓國將上黨割給秦，但上黨百姓「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不願做秦人，集體倒向了趙國。齊人魯仲連也說得非常直接：「彼秦者，棄禮儀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秦國這種棄禮儀尚殺戮的國家，拿本國的民眾當奴隸般使用，如果得到了天下，我魯仲連只好跳海而死，決不願做秦國之民。

略言之，「商鞅變法為秦國締造了一個強大到極點的政府、一個萎縮到極點的社會以及一群沉默到極點的個人。」（11）這是秦國「崛起」的根本原因。這種「崛起」模式，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前228年，滅趙；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滅魏；前223年，滅楚；前222年，滅燕；前221年，滅齊。短短9年時間即完成統一。這種速度令人驚嘆，也帶來直接的後果，即：秦帝國無法消化東方六國殘餘的貴族、知識分子以及宗族勢力，無法使新領土上的社會迅速萎縮到極點。驪山、阿房、長城、匈奴、南越……秦帝國對民眾的直接的征斂汲取政策繼續推行，「天下苦秦久矣」的原子化民眾，與擁有社會組織能力的六國舊貴族勢力相結合，遂燃起了熊熊的反秦烈火。公元前207年，秦帝國滅亡，距離其實現統一，不過14年而已。可供對比的是：自商鞅變法至完成統一，秦國對原子化民眾的征斂持續了130餘年，因為消滅了擁有社會組織能力的貴族勢力和宗族勢力，秦國政權一直穩如泰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恰恰是秦國的「統一」，引入了擁有社會組織能力的六國舊貴族這一變數，反直接導致秦帝國的迅速覆滅。（12）

圖：公元前257年左右的群雄形勢圖

注釋

許田波，《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61。《漢書·食貨志》稱秦「收泰半之賦」，「泰半」即三分之二。可參看：施誠，《論中古英國「國王靠自己過活」的原則》，《世界歷史》2003年第1期。此一政策，使社會道德極大地敗壞。見《漢書·賈誼傳》：「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78，P97-98。《商君書·弱民》、《商君書·畫策》、《商君書·定分》、《商君書·墾令》等。見《荀子·強國》。這是荀子對秦相范睢所言之語，其真實意見可能更激烈。王威海，《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P55。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P224-225。（11）《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人民出版社，譯者序。（12）對秦國的征斂汲取，限於資料難有較準確的統計。史學界的一種估計認為，「秦時全中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被徵發造宮室墳墓共一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假定五十萬人，再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范文瀾）」另有一種推算認為：「當時農業生產所提供的剩餘糧食只能負擔二百萬人從事徭役勞動。但秦始皇濫用民力，徵發徭役往往超過二百萬。（肖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