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商鞅變法是一場影響中華文明的巨大改革！

我們對秦的了解也多限於寥寥的「商鞅變法」、「焚書坑儒」、「孟姜女哭長城」等歷史片斷。

但曾經有這麼一個時代，秦國陷入四面楚歌之絕境，輜重耗盡，兵源匱乏，國力虛弱。而六國虎視眈眈，時刻準備分秦。

當一心要富國強秦的年輕君主贏渠梁，遇上誓要一展抱負的法家士子商鞅，一幕改變秦國、甚至影響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歷史上演了。

孝公張榜招賢士，商鞅入秦展雄才

商鞅，本姓衛，因是衛國皇室之後，又稱公孫鞅。後因變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稱為「商鞅」、「商君」。

商鞅自幼研讀法家刑名之學，學成之後，來到當時的強國魏國，試圖大展雄才。魏國丞相公叔痤很賞識他，任命他為自己的家臣。但還沒有來得及向魏惠王薦舉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這時，魏惠王來探病，問：你一旦過世，誰可以當丞相?公叔痤就說：「我的門客公孫鞅雖然年少，卻是一個奇才，我死之後，大王可以讓他擔任丞相，魏國必然大治。」

魏惠王聽後不以為然，所以含糊其詞。公叔痤看出魏惠王決不會重用商鞅，於是屏退左右說：「如果大王不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不要讓他被別國所用，以威脅魏國。」

這大概算是戰國時代的「人才觀」——要麼重用你，要麼殺了你。魏王許諾而去，一出門就說：「公叔看來是病糊塗了，竟讓我把國政委任給一個年輕小子，太荒謬了。」

魏王走後，公叔痤招來商鞅，實情以告，勸他趕快逃命。商鞅膽識確實不尋常，他沉著地說：「大王不能聽你之言重用我，又怎麼會聽你之言殺我呢?」

事實證明，商鞅是正確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沒有殺他——他根本沒有把商鞅當成一個人物。

此時，地處西部邊陲的秦國，國勢日衰，民生緊迫，士無鬥志。剛剛繼位、年僅21歲的秦孝公，面對咄咄逼人的六國，憤然說道：「諸侯卑秦，丑莫大焉」。

他張榜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強秦的決心溢於言表。

壯志未酬的商鞅，終於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

第一次，商鞅對秦孝公大講「帝道」，勸他要「順天而成」，秦孝公幾度瞌睡，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五天後，商鞅又向孝公推銷「王道」，類似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他依然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極力宣揚「霸道」，終於合了秦孝公急於富國強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國變法談何容易，因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變法就是跟列祖列宗過不去。於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當場辯論。

商鞅面對責難，慷慨陳詞：禮制、法度都是因時而定，政令要符合實際需要。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打破古人的條條框框。既然歷史已經證明了，不法古的湯武能成就大業，而不改變禮法的夏商卻滅亡了，那麼變法也就沒條件可講了。

在論辯中大獲全勝的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一場壯懷激烈的變法就此展開。

劓太傅動用酷刑，行新法秦國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現實又最速效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農戰」二字，並以國家意志來強力推行，手段之強硬、態度之堅決，亘古未見。

司馬遷將商鞅變法的內容概括為：「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具體如下：廢除井田制，准許買賣土地，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取消貴族特權，廢除「刑不上大夫」;獎勵軍功，即使是奴隸也可以因軍功恢復自由身，而貴族沒有軍功者不授爵位;厚賞重刑，建立連坐制度，對耕織、作戰、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賞，對那些私相鬥毆者、不積極外戰者、懶惰貧窮者、隱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

但如何讓新法得以推行呢?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來試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傳遞了一個信號：推行新政，賞必重賞，罰必重罰，態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經頒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頑固抵制，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來樹立威嚴。

太子觸犯新法後，因是國家儲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塗墨)。新法實行四年後，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於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這等於是向商鞅認錯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將這些人全部發配遠方，從此以後，秦國再沒人敢批評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車裂作法自斃

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從一個貧弱偏僻的二流國家，一躍成為強國，卻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他重新確立的等級制度，使大量靠世襲、資歷、行賄等途徑成為貴族的人失去特權。

而新法中最讓人爭議的就是「連坐法」。這種制度是建立戶籍制，把百姓置於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並使他們互相監視、監督。告發奸人，予以重賞;隱情不報，予以重罰;藏匿奸人，刑罰更重。在同一個社會組織里，一人有罪，則人人受刑，甚至株連三族。至於酷刑，什麼腰斬、鑿頂、抽肋、鍋烹，哪一樣都讓人心驚膽戰。

商鞅實際上把「告密」行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處處都有監視的眼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後，已經醞釀了20年的風暴驟然來臨。

對商鞅恨之入骨的貴族們乘機告發商鞅謀反，失去後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關，想住客店卻沒有證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連坐之罪！

商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無路，只好回到封地，倉促地組織了一支人馬，起兵造反。戰敗後，秦惠文王對他實行了嚴酷的車裂之刑，告誡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

變法是使秦國富國強民的良藥，也是商鞅給自己釀的苦酒，他的悲劇充滿了歷史的宿命。

商鞅執掌秦國朝政19年，才有了繁華富庶、氣勢如虹的強秦;才有了始皇帝「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統一大業;才有了歷代王朝沿用的秦漢制度、霸道王道並存的治國傳統。而他死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維護了變法的尊嚴。

後人對商鞅的評價，褒貶不一，爭論不休。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商鞅的嚴刑峻法歸結為他的「天資刻薄」，這也成為後世評價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據。即便國富民強，試問又有誰願意生活在那樣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認為，商鞅之法，實為戰爭時期的非常之法。當時的秦國，民風強悍尚武，私鬥濫刑，不知畏懼，欲使民畏法，輕罪重罰是必要的手段。而為了讓被剝奪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讓步，嚴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後，又一位力排眾議、走在時代風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朧、清風拂面的夜晚，在隱隱半山掩映的書齋中，面對商君一生事迹，淚濕衣衫，揮筆寫下詩句：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我不是尚書

細細想來，若無商鞅變法，何來秦一統六國？何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承？商鞅乃是中國歷史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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