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軍：被朝鮮戰爭成就的美國霸權

圖為本文作者錢文軍 亦忱攝

亦忱按語：在朝核危機因朝鮮於2016年9月9日進行第五次核試爆，又鬧得驚天動地的時候，回顧一下美國是如何被60多年前的那場朝鮮戰爭逼上世界霸主地位的故事，可能有助於破除一些腦殘的魔障。為此，筆者不揣冒昧將好友錢文軍老兄寫於十多年前的大作《朝鮮戰爭打出來的美國霸權》，換過一個自以為是的標題，並略微修訂一些內文，在移動端用手機再一次轉帖。（亦忱於2016-9-11）

一個似乎無需論證的觀點是：美國是利用二戰才確立了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這個觀點並非沒有道理：二戰中美國在歐亞兩個戰場上都成為主力，而且，即使在以蘇聯為主力的歐洲東部戰線，斯大林儘管是一時客套，但真實的二戰歷史也充分表明，斯大林的說辭是實事求是的：

「如果沒有美國的大力援助，戰勝德國法西斯是不能想像的。」

至於太平洋戰場，美國憑自己的軍事實力，獨立消滅了日本的海空軍，並殲滅了日本陸軍主力。戰後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統計的數字表明，日本軍人死於與美軍作戰的有1，587，814人；如果加上在中國戰場被美國空軍擊斃以及印緬戰場被中美聯軍擊斃，這個數字約為188.8萬人；分別佔二戰中日本軍人陣亡總數239.2萬人的66.38%和78.9%。上述數字還不包括非軍事人員。

儘管如此，在二戰結束後美國並未獲得、也未曾企圖獲得世界霸權。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羅斯福提議、迫使斯大林贊同的「四大警察」共同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的政策。美國只是想管它願管的國際事務，並不想獨攬世界警察的責任。

另一個原因在於，戰後美國國內回歸孤立主義的勢頭急速上升。美國人民普遍認為，二戰勝利後的美國應該管好自己的事情，照顧西半球的和平就已經足夠了，對於歐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應該讓那裡的人民自己去打理。雖然當時有繼續推行理想主義的意見在激烈爭辯，但左右不了美國急於安享和平紅利的社會主流意識。

曾任蘇聯外交部長和蘇共政治局戰後安排委員會主席的李維諾夫認為：「冷戰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條主義地堅持認為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帕尼爾著、段若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第97頁）這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稱，馬列主義並沒有過時，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蘇聯人民必須對戰爭有所準備，發展基礎工業，削減消費品生產。和平是不會有的，國內的和平和國外的和平都不會有了。美國《時代》周刊稱之為「自對日作戰勝利以來一個高級政治家所發出過的最好戰的聲明。」 這個演講還引起了著名的「凱南意見書」以及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漫長的冷戰隨即漸次展開。

其實，從1945年開始，斯大林便開始違背雅爾塔、波茨坦兩次協議的約定，逐步地、謹慎地蠶食東歐，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拉科西稱之為：「薩米拉熏腸」戰術。即以蘇軍壓陣，把秘密警察交給共產黨人，以其來折磨和威脅非共人士，瓦解他們的鬥志，實現用蘇聯路線控制國家。到1948年基本實現了目的。其間並非無懈可擊，但美國的當國者竟沒有理會邱吉爾等的大聲疾呼，甚至連簡單的外交抗議也沒有提出。到1948年2月，斯大林分別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檢討了當初鼓勵中共與國民黨妥協的錯誤；5月又對派到中共的專家組長科瓦廖夫說：「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兩國沿著相同的道路前進，那麼，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保障的。我們就不怕任何突發性的事件的威脅。因此，對於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科瓦廖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續）》，載《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77頁）年底又封鎖柏林，以求擠走美國的勢力。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年3月發表了「杜魯門主義」：

在當前世界歷史關頭，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面臨著兩種生活方式的抉擇：「一種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數人的意志的基礎之上，其特點是自由體制，代議制政府，自由選舉，保證個人自由、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壓迫的自由。第二種生活方式以少數人把意志強加於多數人為基礎，依靠恐怖和壓迫、受控制的新聞和廣播、指定選舉和取消個人自由」。

美國的政策必須支持那些人民，他們正在抵抗武裝起來的少數人或是外來壓力企圖加於他們的奴役」，「必須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來規劃自己的命運。

這個「主義」似乎僅滿足於西歐國家的復興，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沒有涉及軍事，讓西歐自己具備自我保護的責任。對日戰爭剛結束，美國就退出與英國的特別親密合作關係，撤銷了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組織。就連在德國的佔領區，盟軍也各自為陣。1945年8月21日，杜魯門連看也沒看就簽署了利·克勞利草擬的命令，停止租借法案，鬧出軒然大波來。

在中國，美國也奉行完全不支持蔣介石獨裁政府的政策，極力撮合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政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馬歇爾使華。1945年12月15日，杜魯門總統為馬歇爾壯行，向世界宣布：除非美國的忠實盟友中國允許共產主義份子進入政府，否則美國將切斷援助；1946年7月29日，鑒於中國內戰爆發，美國正式對華實施軍火禁運；幾乎同時以拖延討論的方式使議會討論的《軍事使團法案》、《援華法案（俗稱「美國軍事援華法案」）》成為廢案。後來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包括羅斯福、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都受到指責或調查，稱他們「丟掉了中國」。

再回到美國國內，看看美軍是如何大幅度裁軍，更可以看得明白。二戰結束時的1945年，美國的軍隊從1210萬人，經歷傷筋動骨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裁軍狂潮，到朝鮮戰爭爆發的1950年6月，居然裁減到區區160萬人，約減少87%；美國1950年的軍事預算開支也減少到1945年的1/8，約為110億美元。而且，最關鍵的是，美軍中重要的有軍事訓練素養富有戰鬥力的人員基本都複員了，整個美國軍隊處於難以緊急動員的狀態，已經不可能對外應付一場像樣的局部戰爭。

當時，在美國軍界和政界，對究竟維持一支什麼樣的軍事力量，其高層陷入激烈的爭吵之中。時任國防部長的詹姆斯·福雷斯特爾曾在日記中寫道：「在三軍之間關於軍事組織的癱瘓性爭吵獲得解決以前，要制定一項長期的軍事計劃或政策，要正確地決定所要保持的軍事機器的體制或結構，或者要首尾一致地、深謀遠慮地應付這個機器當其存在時就應當解決的根本性的政治軍事問題，都是不可能的。」對美國軍事狀況的疲軟極度不滿的福雷斯特爾反對杜魯門把國防開支限制在150億美元以下，但毫無作用。此君終因憂思強烈而患上「精神衰竭症」，於5月22日自殺在醫院。

隨即，新任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則按照杜魯門的意旨取消了新航母「美國號」的建造計劃，從而導致海軍部長憤而辭職；接著這位迫於總統壓力的部長又削減了軍事預算14億美元。對此，極度憤慨的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氣得口不擇言，說杜魯門「無意間以一個精神病人取代了另一個精神病人。」

而杜魯門的解釋則是：「我們必須尊重我們的對手。我們必須懂得，在很長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他們將繼續相信他們所做的事情；而在很長很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都將居住在這個巨大宇宙空間中的旋轉著的星球上。」那時，美國的反對意見充分表達於《生活》雜誌上，那些反對總統過度裁軍的人對此評論道：

美國正以一支64萬人的作戰部隊對付蘇聯的260萬人，一個美國師要對付30個俄國師；美國一年生產1200架飛機，蘇聯生產7000架；在美國唯一佔優的海軍方面，蘇聯潛艇是美國的3倍；美國國民收入的3%用于軍費，蘇聯則用25%。

夾在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間左右不討好的約翰遜，其精神面臨崩潰是確鑿無疑的，他需要同時面臨這兩個方面的強大壓力。一方面是總統方面來的限制國防開支、避免一切軍事衝突的意見；另一方面要面對國內強硬派的指責，不用說別人，僅杜魯門本人在1949年一年內就接獲1925項書面或口頭的威脅。麥卡錫主義就是在這個特殊年代產生的。特別是當蘇聯爆炸了原子彈，美國高層討論是否發展氫彈並發生劇烈爭論的時候，約翰遜終於歇斯底里發作，最終失去國防部長的職務。一連兩屆國防部長精神崩潰，還有一位自殺，可見美國高層當時的矛盾狀況。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協議在華盛頓簽字。這是美國憲法簽署以來美國參加的第一個和平時期軍事同盟，但它是一個防務同盟，10個簽字國承諾：對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攻都將視為對所有條約國的進攻。歐洲盟國擔心蘇聯擴張，這種擔心是有歷史依據的：斯大林與希特勒瓜分了波蘭；隨後發動對芬蘭的戰爭，搶掠了大片芬蘭領土；接下去吞併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二戰中又侵奪了東歐的土地；在中國取得沙皇奪取的基地與租界，並且正是西方國家接連放棄中國租界的時候。戰後蘇聯竟一度對土耳其提出領土要求，企圖控制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然後干涉伊朗內政，甚至還要控制利比亞。

歐洲要求美國軍事介入歐洲，美國卻以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駐在德國的佔領軍也只打算完成佔領期限就撤退。對日本的佔領也採取同樣的做法，而在南韓的美軍已經撤退完畢。到1950年初，美國在菲律賓有軍事基地，但沒有保證一定使用；在英國有一個軍用機場；在沙特擁有飛機過境權及一些設施。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軍事存在。

1949年12月23、30兩天分別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48/1、48/2兩個文件，前者認為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如果日本也加入蘇聯集團，那麼將失去世界均勢；後者認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利益和戰爭目標，顯然都不在亞洲」，「重要的是以最低限度的軍事人員和物資確保『東方』戰略防禦的勝利，以便把主要力量投入『西方』」。（《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372-373頁）

根據這兩個文件，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總統與艾奇遜國務卿分別發表談話，正式宣布放棄對台灣、韓國的保衛責任和任何軍事方面的援助。艾奇遜甚至說：「至於太平洋其它地區的安全，我們必須認清，沒有人能保證這些地區不受軍事攻擊。但我們也必須同時認清，在實際關係的範圍內，這種保證簡直是不合常理或沒有必要的。如果發生這種攻擊――人們很難說出這種武裝攻擊可能來自何方――首先就必須依靠受攻擊的人民起來抵抗，然後再依靠整個文明世界根據聯合國憲章所承擔的義務。對於任何決心抵抗外來侵略、維護本身獨立的人民說來，這個憲章迄今沒有證明是一紙不可依靠的空文。」

1950年1月7日，杜魯門公布了1950年的國防預算：135億美元。

這兩個有關東亞的聲明，明顯地是對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的一種表示：美國不希望中國倒向蘇聯一邊。它們一公布就引起強烈反應：莫斯科與蒙古抗議美國的污衊；中國也挖苦了美國一通；美國國內更是沸反盈天，指責之聲不絕於耳。而且他們顯然沒有達到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還是於2月14日簽字。於是，3月艾奇遜又發表聲明：「（中國人民）應該了解，不管在他們自己國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他們受新統治者的驅使而在他們的邊界以外進行侵略或顛覆活動，那麼，他們只能給自己和在亞洲和亞洲以外的朋友帶來嚴重困難。這種冒險行為不僅違反中國人民的每一項傳統和利益；而且也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憲章旨在維護的和平。我這樣說是為了在美國的態度上不致產生誤解，是為了杜絕對這種態度進行歪曲的機會，同時也是為了使全中國人民知道，如果進行這種冒險的話，誰將擔負全部責任。」美國在此宣布了它承擔了保衛亞洲非共產黨國家的被動義務，只有在中共軍隊越過邊界時做出反應的義務。這與它在歐洲承擔的義務相彷彿，都是一種防衛性的義務，或者甚至只是某種威懾或恫嚇。美國國內嘩聲四起，反對派攻擊杜魯門政府軟弱無比。

1950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對世界形勢，主要是蘇聯侵略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得出了與美國政府相反並且非常急迫的結論。這就是著名的NSC－68號文件，這份文件抨擊了美國目前的軍備貧弱狀態，認為在1954年蘇聯的核力量就足以抗衡美國，美國的優勢已經處於嚴重危險之中，根本不足以應付蘇聯方面發動的任何戰爭。報告要求美國必須立即大規模增加國防經費，以滿足美國軍事力量改變現狀的需要。4月7日這份報告提交杜魯門，25日安全委員會與他進行討論，提出400-5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計劃。杜魯門拒絕做出決定，然後把報告鎖進抽屜。

是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使美國決策層擺脫了猶豫不決的痛苦狀態。杜魯門立即做出決定，美國連同聯合國一起，迅速地介入朝鮮戰爭，他們認定這是蘇聯發動的進攻試探。戰爭的進程我們無需討論，1951年4月19日開始的對麥克阿瑟的聽證會，其實是美國國內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進行的辯論。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朝鮮停戰協議簽字才不了了之。

這場辯論至少得到一個共識：朝鮮戰爭以前美國的軍事準備政策是錯誤的，美國必須維持一個具有結實基礎的軍事編製。美國的軍事開支從1950年的130億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224.4億；1952年459.63億；1953年518.3億，並且連續保持在這個水平上直至60年代。到90年代，這個開支超過3000億美元，並保持在這個水平上。

後來的故事就沒啥好說的了。當我們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在鋪天蓋地地歡慶勝利的時候，憋屈的美國佬正忍氣吞聲地品嘗「失敗」的苦果，這個苦果就是從此確立了美國在世界上出任國際警察的霸主地位。

不僅如此，這場戰爭還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政治軍事同盟變成了真正的軍事機構，艾森豪威爾成為它的第一位總司令。它的標準軍事機構性質從1950年一直延續到今天，並且在四十多年後拔除了歐洲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據點――南斯拉夫；到1955年，美國在世界26個國家設立了450處軍事基地；因為朝鮮戰爭，除拉丁美洲之外有二十個國家與美國簽訂了政治軍事同盟條約，甚至連鐵托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也在1951年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和《軍事援助協定》，這使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得以穩固確立；也促使美國改變了對德國、日本的政策，把原來的遏制政策變成扶持政策，使之武裝合法化並納入美國的軍事勢力範疇。

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的漫長冷戰持續期間，蘇聯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促使美國快速發展，除此之外再無任何作用。1991年聖誕節，蘇聯正式解體，美國從此失去了這個強勁對手。當時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將軍說：「我已經失去了殺敵的力量，因為我已經沒有了敵人。」1996年底，柯林頓贏得第二次大選後宣布：「今天，地球上2/3的國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處在由本國人民選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如果我們承認以上歷史事實而不是摸著腦門編造故事，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美國有今天的世界霸主地位，朝鮮戰爭才是真正的轉折點，二戰卻不是！

對此，曾經擔任過兩天代理國務卿的美國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總結道：「正是朝鮮戰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把美國變成一個世界範圍的軍事――政治大國。」應該是實事求是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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