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朝「歷代帝王廟」祭禮，完全模仿明清制度

阮朝歷代帝王廟的建築布局為：「廟一堂五室……東上，俱南向；東廡……西廡……每廡五室，俱北上，東西面」。「廟四圍繚以磚牆，前為門樓，樓前為坊門三。中門額內曰『景仰前徽』，外曰『帝王統紀』；左、右門額內曰『曠儀光往牒，鴻貺奠炎郊』，外曰『芳徽今古在，道統北南同』。廟垣北為宰牲所。成泰十四年重修」。阮朝歷代帝王廟坐北朝南，正殿「一堂五室」，神位次序以東為上；作為配殿兩廡各有五室，方位是東西相對，均以靠正殿的北方為上位。這種正殿五室崇奉帝王，東西兩廡配祀名臣的的廟制，是取法明制而來的。

圖3、前人所繪歷代帝王廟之正殿

阮朝歷代帝王廟所奉祀的神祇，在《大南實錄》、《大南會典事例》及《大南一統志》中均有內容相同的記載，只是文字略有出入，其中《大南實錄》關於兩廡配祀名臣的記載均列有銜爵，略詳於其他記述，故據以製表如下：

從表中所列阮朝歷代帝王廟奉祀的神祇看，歷代帝王神可分為三類：夏商周三代及以上的華夏古帝王，越南追尊為王的傳說人物及北屬時期的地方長官，丁至後黎的歷代開國及承業之君；配祀臣神亦分兩種：上古三代賢輔和丁至後黎名臣。這一神祇供奉體系與明清兩朝均不盡相同，意在昭示越南歷代王朝帝統源出於華夏且自有傳承，與秦漢以降中原諸朝兩途，用以論證其不遜於明清的統治正當性。

歷代帝王廟建立之後，所奉祀的帝王神與配臣神先後都略有調整。如明命十一年（1830）「奏准改祀士王於文廟從祀之列，再省黎英尊峻皇帝一位」，十六年（1835）又「奏准遷祀太公望於武廟正案」。結合相關史料的記述，可知這種調整是各有原因的。首先，明命十一年對士燮和黎英宗兩神遷省的議定，《大南實錄》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九月，更定歷代帝王廟祀典。先是，議定廟祀五帝三王及本國歷代諸帝，間有士王燮及黎英尊亦預焉。至是，禮部奏言：「謹按士王燮在東漢朝為交州刺史，未嘗正位居尊，非是我越正統明矣！惟我國文教自士王始，南邦學祖鏗乎在聞，就其道學之功，正宜預在文廟從祀之列。請俟文廟祀典議定之後，列入西廡漢儒鄭子玄之次，不應列在正統廟祀。再查《黎史續編》，載英尊與其子四人夜幸於外，至乂安為鄭松所逼遂遇害。據此，則英尊雖非無道之比，然當此危疑之際，乃棄其社稷以至於不克終。其統紀已紊矣，豈可與正統之君並同享祀者乎！請毋須列入廟祀以正祀典。」帝可其奏。

從當時禮部官員的意見看，議將士燮神遷出歷代帝王廟，是考慮到他生前僅為地方治長沒有稱王稱帝，其有開啟南交文明之功，正適合在文廟從祀孔子；黎英宗不甘心做鄭氏的傀儡而出逃，因抗拒而遭戮，自身尚不能保全，功業更有所不及，所以被省祀而出，這都是據史實所做的相應調整。其次，明命十六年將太公望從東廡配位的名臣神祇中移出的原因，是該年九月，明命帝創立武廟，以與文廟之祀形成禮儀相配的格局，用以表彰其國家文武彬彬的盛況。武廟之設是取法唐玄宗設「太公廟」之制，廟中以太公神居中為主，「列在群祀之首」。可見上述諸神的遷省，不僅是考慮到歷代帝王廟奉祀統系的合理化，也與國家祭典總體格局的調整和完善密切相關。

阮朝歷代帝王廟的祭祀禮儀

祭祀禮儀作為特定的宗教儀式，既是宗教觀念可資於觀的外在化形態，也是宗教信仰可踐於行的固態化過程，其所有蘊含於內的象徵意義皆可從人、事、物的構成要素去加以解析。因此，我們對阮朝歷代帝王廟的禮儀也可從「祭禮種類及規格」和「禮神物品與樂舞」進行闡釋。

1、祭禮種類及規格

阮朝歷代帝王廟的祭禮有春秋常祭和節序特祀兩類。所謂春秋常祭，是「歲以春秋二仲月」即每年於春二月及秋八月舉行的例行祭祀。明命四年（1823）三月，議定的春秋常祭禮儀規格是「歲以春秋二仲月，命皇子致祭」。即二、八月例行祭祀，最初是由皇帝委派皇子主持。其後，明命七年（1326）明命帝下旨：「凡遞年春秋祭，著皇子諸公欽命行禮。著為令」。據文獻所見，阮朝的皇子身份上有普通皇子和皇子公兩個等級，所以，由皇子攝祭改為派皇子諸公行禮，無異於是提高了歷代帝王廟春秋常祭的施禮級別。

節序特祀，是於元旦、端陽及聖壽等節慶之日舉行的非常規祭祀。如《大南會典事例》載：明命四年（1823）定「正旦、端陽均用香燭芙酒」；明命六年（1825）旨「歷代帝王廟嗣凡遞年春秋二祭，除某期朕親詣行禮外，余著部奏請簡派欽命官，其正旦、端陽等禮均由部咨送文班三品以上官一員行禮。著為令」；明命七年（1826）旨「歷代帝王廟諸禮節，除不辰遇有慶典朕親御行禮外，凡遞年春秋祭，著皇子諸公欽命行禮。著為令」。《大南實錄》明命十七年（1836）七月「定歷代帝王廟典禮」條內，亦有「遞年正旦節，行一獻禮用香燈九」的記述。可見，除春秋二仲月例行祭祀外，在正旦、端陽等節，歷代帝王廟也有相應的祭祀活動。只不過在春秋二仲月，是皇帝欽點皇子或皇子公攝祭；而節序祭祀則規定是由禮部「咨送文班三品以上官一員行禮」，禮儀規格顯然不及春秋常祀。

此外，關於歷代帝王廟的皇帝親祭禮，前引《大南會典事例》的明命六年（1825）及七年（1826）的諭旨中均有講到「歷代帝王廟嗣凡遞年春秋二祭，除某期朕親詣行禮外」和「歷代帝王廟諸禮節，除不辰遇有慶典朕親御行禮外」，說明在特定情況下，春秋二仲月或節序的祭祀，皇帝也會偶有親赴行禮的舉措。其實《大南會典事例》關於皇帝親祭的記載還不止這些，如：

（明命）十一年，旨：「本年值朕四旬正壽節，其歷代帝王廟准以仲秋朕親詣行禮。」紹治三年，諭：「遞年曆代帝王廟春秋二祭，循例命官致祭。且朕嗣統伊始緬懷至道、景仰前徽，允宜載舉隆儀用申誠敬，所有八月秋祭朕親詣致祭，用合情文。」六年，恭遇四旬大慶節，欽奉憲祖章皇帝駕詣行禮。嗣德四年，諭：「遞年曆代帝王廟春秋二祭，循例命官行禮。朕嗣統伊始緬懷至道、景仰前徽，允宜載隆儀用申誠敬。茲據欽天監蠲以三月十二日致祭，著依所請，朕親詣致祭，用合情文而昭鉅典。」

這裡記載的是明命、紹治和嗣德期間皇帝親祭歷代帝王廟的情況，從中可見，無論是皇帝四十大壽慶吉還是即位之初申敬，相關親祭活動都是一種不時舉行的殊禮。

2、禮神物品與樂舞

祭祀活動中，祭祀者對神靈的致意和禮敬是要通過物質媒介和儀式程序來表達的，因此，器物的陳設、禮品的敬獻及氛圍的營造都是禮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祭祀種類不同、對不同神衹對象的宗教情感有異，禮神的物質條件和程序內涵也都是不盡相同的。具體到阮朝歷代帝王廟禮，文獻中重點揭示的有以下幾類：

（1）祀器

如前引資料所示，明命四年（1823）定歷代帝王廟禮時，明命帝就「命制牌位、祀器」，但其型制如何則不得而知。

明命十一年（1830）六月，命「換制歷代帝王廟祀器」，其中列述的換制祀器的種類和數量有「原銅酒器二十五副，每副格一、尊一、盞三，換用白金；原瓷器水碗五，口鑲鍮，換鑲白金；正廟五室原神位案小項蠟燭台五對，增中項錫蠟台五對，中項蠟燭十株；原內案中項蠟燭台五對，增大項木燭檠五對，大項蠟燭十株；又增長席緣紅羽緞五對」。可見，此次換制祀器主要不是增加數量，而是去舊更新，新器或金屬材質更貴重、或規格大小有增益，質量總體上較前有明顯的提升或改善。

祭品

明命十七年（1836）七月，明命帝「定歷代帝王廟典禮」，所定典禮內容之首就是祀器：

遞年春秋二祭，正廟五案每案太尊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一，籩、豆各十，牲俎三，篚一，其太尊、登、鉶、簠、簋、豆、勺用銅質，籩用竹、里鍮，篚用竹、里木，均塗黃色；兩廡從祀十案每案鉶、簠、簋各一，籩、豆各四，俎、篚各一，並依正廟質樣，惟籩、豆塗紅色。正廟每位原設銀尊一、盞三、碟一，增制黃色琺琅尊一、爵三、碟三，用備三獻禮；兩廡每案從祀名臣三，原分設銅尊一、盞三、碟一，增制每案銅盞六、碟一，與原設盞、碟每案各三副。正案神牌覆巾原紅綢紗改用黃，祝版覆巾原紅布改用紅羽緞；從案神牌覆巾原紅布改紅羽緞。正廟五室雙開帳一，疊眉原藍帛改紅羽緞，帳面原黃帛改黃羽緞。

可見主要內容是按照正廟五案和兩廡從案的神衹地位不同，具體規定了其祭祀使用器物的品種多少、質地材料、各應使用的色彩等，從祀器名稱看，屬於仿古的禮器，正案的帝王神享器用黃色且種類齊備，從案配位的名臣神器色用紅，數量也等而差之。

祭祀的雅樂

（2）禮品

這裡所謂的「禮品」即「禮神供品」，也即俗稱之「供品」。明命十七年（1836）七月所定歷代帝王廟典禮規定：

正廟五案，每案牛一、羊一、豕一、粢盛一、太羹玄酒各一、鉶羹一、籩豆之實各十、簠簋之實各一，正中案九位每位帛一、左右四案每案帛一，均用一項帛，兩端金書「禮神制帛」等字；兩廡十案，每案豕一、粢盛一、鉶羹一、籩豆之實各四、簠簋之實各一，帛一用二項帛，兩端銀書。

從供品種類及盛裝器具的數量上看，不僅正廟帝王與兩廡從祀名臣有差異，正廟五案的中案與其他四案之神的禮數也不盡相同，即中案九位（太昊伏羲氏，左一炎帝神農氏，右一黃帝軒轅氏，左二帝堯陶唐氏，右二帝舜有虞氏，左三夏禹王，右三商湯王，左四周文王，右四武王）每位一帛，而其餘四案每案一帛，可見上古三代帝王在歷代帝王廟中是最受尊崇的。

（3）樂舞

明命十七年（1836）七月「定歷代帝王廟典禮」，規定「樂章用六奏」，即：

迎神奏《景徽之章》，奠帛初獻奏《延徽之章》，亞獻奏《崇徽之章》，終獻奏《安徽之章》，撤饌奏《明徽之章》，送神奏《壽徽之章》。

歷代帝王廟祭祀所用六奏樂均以「徽」為名，樂舞使用貫穿了從迎神起到祭畢送神的各個主要祭祀環節。

據《大南會典事例》所載，阮朝不同典禮對象各有專屬樂章和特定的用樂制度，歌詩內容和樂章組合均不盡相同，歷代帝王廟是阮朝包括郊、廟、社稷及文廟在內為數不多的有祭祀樂舞的祭禮，其在「儀注」中也清楚標明歷代帝王廟祭祀時，各種樂章、登歌及佾舞的使用細節。

在阮朝的國家祀典中，歷代帝王廟屬於「中祀」諸禮之一，在祭禮等級上僅次於郊、廟、社稷諸大祀。關於阮朝「中祀」所包含的神祀種類，《大南會典事例》「禮部」屬卷有一詳一略兩處記載，一是卷八十五「祭統」，僅載「歷代帝王與先師孔子和先農」為「中祀」；二是卷九十「中祀」，具列「中祀」諸禮的次序為「祭歷代帝王廟、黎聖尊廟，文廟、啟聖祠與諸直省文廟、啟聖祠，祀先農壇、諸直省祀先農壇，祀先蠶」。由此可見，「祭統」是舉其要者，而「中祀」則具列其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列述的順序中，阮朝歷代帝王廟均是處於「中祀」諸禮之首，相較而言，明清的歷代帝王廟在祀典位序上均未享有「中祀」首禮的地位。

本文截取自越南歷史研究第三十八期《王柏中：越南阮朝「歷代帝王廟」祭禮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