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違背書法精神的「三長」？

沃興華：在現代書法史上，于右任始終是位備受關注的風雲人物。尤其在中晚年間，他創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於一體，將碑學推向了碑草書這一碑學最高發展階段。同時，凝心聚力首創「標準草書」這一書體，晚年又因偏向於章草，陷入爭議中。於晚年局限於章草的「三長」，皆違背了書法藝術精神。

藝術家簡介

于右任(1879-1964年)，陝西三原縣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後以字行。筆名神州舊主、騷心、太平老人等，號髯翁。于右任自幼「讀經史，學詩文」，早年深感清廷腐朽，因而寫出《半哭半笑樓詩草》。1904年，遭清廷嚴令通緝，在鄉伯李雨田救助下，潛逃上海。1906年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後，從此投身於革命事業。1949年定居台灣，1964年仙逝。

他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四大原則，倡導「標準草書」運動

追溯20世紀的中國書法，早期，碑學走向成熟；晚期，強調書體創新。而在這兩個時期中，于右任始終是一位備受關注的風雲大家。沃興華在《論于右任書法》一文中講道：「早期，他是積極的實踐者，開創了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風格面貌，受到普遍的讚譽和推崇；晚期，他是主要的影響者，作為變法創新的榜樣，作品被許多書法家和愛好者借鑒學習。」然而，就其書法發展，沃認為，于右任的書法藝術分三個階段：帖學、碑學和草書。再進一步講，即是于右任中晚年首創的「標準草書」。

翻閱陳墨石(中國書畫家協會副主席)為於所著的《于右任年譜》可見， 「先生自十歲起，臨帖至今未間斷，功底紮實，書藝大增。此期間專寫北魏碑帖，尤以寫何紹基臨《張黑女墓誌》極為神似。」據沃興華考證，從於有年款的最早作品《延長感事》名款來分析，其名字「右任」，與1921年名款寫法已不同。翻看其1921年所書行書聯《與明欽聯》明顯可見，「右」撇比橫長，「任」已連寫。「強調縱勢與縱向連貫，屬於帖學特徵。」沃認為，這時，於的書體風格用筆放逸，結體開張，章法上大大小小，參差錯落，磊落跌宕。他還進一步分析：「根據字如其人的說法來看，於早年以『半哭半笑』為齋室名，後又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自稱『江湖俠士』,逞強使氣的書風，如實反映他當年的精神面貌。」

在跟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後，於對北魏碑誌書法有了更深的認知。鍾明善在《于右任的書法藝術》中說，「他(於)曾告訴友人，孫總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因為魏碑有『尚武』精神。尤喜歡粗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幾分野氣的北魏碑誌書法。」

「然而，帖學與碑學，風格面貌和創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實現這種轉變，不是一件易事。」沃興華指出，中國書法史上有一個現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時都會親近書法，以書法來排遣愁悶，療治精神創傷，于右任也逃不出這種宿命。1918年至1922年，於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與北洋軍閥作戰，悲觀之際，他開始學碑法。訪碑，臨碑，則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於古都陝西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漢魏六朝石刻隨處可見，促使他的書風向碑學轉變。1921年間，據《于右任年譜》記載，「先生開始購置碑石墓誌。」1924年至1927年間，於寫了很多墓誌作品。而《總理遺囑》是他從魏碑走出貼學(楷書)的代表之作，書風跌宕獨具的個人風格逐步形成。為了表現金石氣息，於在用筆上追求縱橫揮灑，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筆不停滯，落筆不作勢，純任自然。」幾經探尋，1928年後，其新的書體被創新出來。對此，沃興華點評：「清以來，帖學大壞，碑學興起，經過趙子謙、康有為等人在結體上橫向取勢，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現。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礎上，又強調體勢與結構造型，因不穩而產生拙樸的趣味，標誌著清初逐漸興起的碑學到此臻於極致。」

1932年是於書法發展的又一轉折期，沃興華指出，有三件標誌性的大事。一是《右任墨緣》出版，彙集了碑版行書的代表作品；二是，於認識王世鏜(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書法家)興趣從行書轉向草書；三是，成立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四大原則，倡導「標準草書」運動。從於1938年所書《文天祥》(六屏)可見，以標準草書寫之，線條流暢，字形簡約，結體開闊，從橫勢變縱勢，是他的典型代表書作之一。「應該說，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書因為有這種追求而沒有完全標準化，表現出一種強力的探索勇氣、精進的發展勢頭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氣象。」沃興華認為。然而，隨著1949年，于右任到了台灣後，晚年書法的藝術遺憾亦隨之而來。

晚年選擇上偏向於章草，並認為它有「三長」，而這三長恰恰都是違背書法藝術精神的

於生前最後一任秘書胡恆先生說：「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灣後，直至先生仙逝為止，其書法再無太大變化了。」而後人在評定標準草書方面，爭議亦未有停歇。姜壽田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書壇一直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吳興人。以書法聞名，民國初年，書壇就有「南沈北於」之稱。)海派帖學所籠罩，碑學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書及轟轟烈烈的標準草書運動幾乎被歷史忘卻。

於首創的「標準草書」，雖是站在極高的審美觀來選定的「標準符號」，對於後學者在入門上難度降低，變得「有章可循」。但為何於的創新書體會落寞？沃興華認為，晚年身在台灣，於的草書局限在了標準草書之內，即選擇上偏向於章草，並認為它有「三長」(利用符號，一長也；字字獨立，二長也；一字萬同，三長也。)而這三長恰恰都是違背書法藝術精神的。如何理解？用祝枝山(明代四傑之一)所言解釋或更貼切：「情有輕重，則字之斂疏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而於偏好於三長，或是給自己無形中定了個框。

這一遺憾，于右任在暮年時分也是深深自知。1963年，他說：「延濤(劉延濤，1908—2001年，著名書畫家、書法理論家)作我的年譜已成，我後段太不爭氣，年譜不生色，為世人所輕。」姜壽田亦有言，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也與社會文化環境的改變具有密切的關係。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他認為是於老遠離大陸，偏居台島一隅，對現代書壇失去影響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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