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中日關係宿命之年

1928 年底，張學良宣布改旗易幟，東北三省和熱河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似乎終於揮別了軍閥混戰年代，再度實現統一，有望走上現代化建設之路。

然而，1928 年發生在中日之間的一系列事件——日本出兵山東製造「濟南事變」、刺殺張作霖妨害國民政府統一東北、拒絕就中國關稅自主問題進行修約談判，表明日本已經取代其他列強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或早或晚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而此前在中日兩國於 1922 年在華盛頓會議上就中國收回青島問題達成協議後，人們曾一度樂觀期許，隨著橫亘在中日之間的一個主要不和諧因素得以消除，中日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相對正常的發展。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山東問題的解決，意味著日本對華政策轉向一個新的方向：從一戰時期試圖獨立處理「中國事務」，轉向美國所主導的華盛頓會議體制下的經濟合作式帝國主義狀態。1916 年寺內正毅組建日本內閣，被認為是促成這一轉向的關鍵，因為寺內外交政策的內容之一是恢復一戰爆發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合作氣氛。

在華盛頓會議上，中日雙方就解決山東問題達成初步協議。華盛頓會議以後，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又進行了多項談判，雙方最終於 1922 年 12 月在北京簽署了一批條約、協議和企業文件。根據相關條款，為補償日本在青島完成的建設工程，中國政府向日本支付 200 萬美元現金，以及利率為 6% 的國債，於 1937 年 11 月到期。而膠濟鐵路則由中國以價值 4000 萬日圓的國債贖，這筆國債利率也為 6%，同樣是 15 年期，以膠濟鐵路的收入作擔保。

這為日本日後以「預防任何導致中國拖欠膠濟鐵路債券收益償付的情勢出現」為借口出兵干涉山東留下了伏筆。後來在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濟南時，日本果然以此為借口向山東派出了遠征軍。

日本對華政策轉趨強硬發生在 1927 年。該年 4 月，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下台，外相幣原喜重郎卸任，日本的對華政策也隨之發生變化。

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是將經濟帝國主義與國際合作相結合。這一指導思想，被認為是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的合作立場及隨後歸還青島給中國的基礎。幣原喜重郎對華政策的特點是，允許中國恢復包括關稅自主權在內的主權權利，中國則要「投桃報李」允許日本在中國從事「大範圍」貿易、實業和投資活動。

而日本政界的許多權勢人物，包括軍隊強硬派、一些老牌政客，以及某些商人和知識分子，從華盛頓會議上更多地感到了挫敗，認為日本作為戰勝國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尊重」，感到以幣原為代表的「溫和」的國際合作主義的外交方式，讓日本的國家利益從屬於英美同盟的利益。他們堅持日本應該在中國和滿洲確立特殊的權益，就像在 1914-1921 年間所做的那樣。組建日本新內閣田中義一，認為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是對這些價值觀的背叛，他提出日本應該採用「積極的政策」來維護自己在亞洲的地位。

國民黨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在 1927 年就初見端倪。1927 年秋，蔣介石的軍隊一部進駐魯南，山東軍閥張宗昌似乎潰逃在即，但當國民黨軍隊極有可能進抵濟南時，田中義一派遣日軍進駐青島和濟南。為避免日本與南京政府之間爆發衝突，國民黨停止了進攻，蔣介石還親往日本會見首相田中義一。田中義一告訴蔣介石，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不能受到以政治上統一中國為目標的軍事行動的威脅；蔣介石則堅持，中國所有領土，包括滿洲，都必須統一置於他的政府統治之下。田中義一則試圖使蔣介石確信，國民黨在長江流域下游已經有足夠的權力，也有足夠的問題要處理。但作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蔣介石拒絕接受這種將其統治限定在一部分領土之內的企圖，正如他後來在台灣時斷然回絕了美國人勸其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建議。

田中義一的政策背後有一種觀念，即把國民黨視為一種地方權力。日本認為，蔣介石只是中國最強大的軍閥，但他沒有能力統一中國。

蔣介石未能與田中義一經過談判實現妥協，返回國內後，繼續進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1928 年 2 月，蔣介石的代表與其新盟友馮玉祥和閻錫山會面，商討針對北方軍閥部隊的進攻計劃。根據計劃，南京政府的軍隊於 3 月展開「二次北伐」，蔣軍與馮軍協同作戰。

日本方面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做法。1928 年春，田中義一多次發表講話，指出日本需要積極行動以保護其在華利益。4 月 19 日，日本政府從天津駐軍中抽調 300 人派遣到濟南，並宣布日本將由本土經青島派遣一支 5000 人的師團增援濟南。第二天，日本外務省分別照會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聲稱為保護日本僑民和投資，日本必須行動。來自日本本土的第一批軍隊由福田彥助率領，於 4 月 27 日抵達青島。

4 月 30 日，最後一部分北洋軍閥部隊撤退時，炸毀了濟南的濼口黃河鐵路橋，鐵路服務被迫停止。成千上萬行進中的南京政府的軍隊湧入濟南——其中既有馮玉祥的軍隊，也有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於 5 月 2 日抵達濟南，會見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西田畊一，雙方達成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協議。達成協議後數小時，福田彥助率領一部分日軍從青島抵達濟南。

5 月 3 日上午，福田彥助借口中國軍隊出現搶奪行為，命令日軍開始向國民黨軍開火，「濟南事變」開始。戰鬥持續到 5 月 5 日，日本人控制了商埠區，而國民黨軍隊則退回舊城。

5 月 7 日，在新一批人數為 2000 人的日軍抵達濟南後，福田彥助向舊城內的國民黨軍隊發出要求其投降的最後通牒。福田彥助在沒有得到日本的軍部或內閣的授權就再次對濟南實施攻擊，就此開創了日本軍事指揮官未經日本當局授權就在中國進行軍事行動的危險先例，從而為三年後的東北「九·一八事變」埋下了危險的種子。

從 5 月 8 日早晨開始，日本大舉炮轟濟南舊城。在飛機、大炮、裝甲車與優勢兵力的結合下，日本在濟南取得絕對的軍事優勢。5 月 10 日，國民黨軍指揮官李延年和蘇宗轍率軍撤出濟南，但在撤退沿線，他們遭到日軍的伏擊。最終於 5 月 11 日，在濟南總商會和濟南商埠商會的安排下，雙方停火。停火條款有效期限為一年，從 1928 年 5 月到 1929 年 5 月。停火期間，日本控制膠濟鐵路，並繼續佔據濟南。

很快，蔣介石與馮玉祥就誰應該控制山東省發生了分歧。馮玉祥想將控制山東，作為自己在華北應得的個人地盤的一部分，而南京政府則希望將山東納入自己的控制。因此他們請求日軍不要迅速撤離山東，以使南京有更多時間掉遣軍隊對付馮玉祥。這似乎坐實了田中義一政府關於蔣介石無力統一全國的判斷。

在「濟南事變」勉強落幕後，中日雙方又在經濟戰線展開了交鋒。當時日本已經取代英國成為了中國的首要貿易國，這也使日本從美國的產品銷售市場變為面向中國的工業生產和出口商，而這後來被認為是「日本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然而，當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在 1928 年對中國關稅自主之要求作出迅速答覆的時候，日本卻拖到兩年後才對此予以承認。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處理庚子賠款方面的高壓手段也激怒了中國人。像英美一樣，日本也利用庚子賠款設立了學生交換計劃，但日本外務省嚴格控制了基金的使用，並規定使用基金在日本學習的中國人必須「發誓效忠」於日本天皇，而歐美國家基本上允許中國自主決定基金的具體使用方式。

1928 年，註定將成為中日關係的宿命之年，戰爭的鐘聲已悄然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