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仍將陷在中東,因為身邊都是「伊拉克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有個大嘴巴上司,有時候也是一件蠻煩惱的事情。比如最近在伊拉克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就不得不替他的上司——特朗普擦屁股。
「全體美國人都一直支付天然氣和石油的費用,而且,我相信我們今後仍將繼續這樣做……我們絕不是在伊拉克搶奪石油。」這是馬蒂斯在被媒體追問是否和特朗普立場「保持一致」時的最新表態,就是不知道他回去會不會被老大罰雞腿。畢竟早在競選時,特朗普就曾多次表示,美國應該把控伊拉克的石油資源,支持美國在伊拉克的佔領和戰爭,他認為,如果美國當初牢牢把控石油資源,那麼不僅能夠幫助美軍獲得大量資金,而且能夠斬斷「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資金來源,用特朗普的話說就是「戰利品屬於勝利者,美國應該留住一些石油資源」。
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
到底誰在說謊,恐怕只有他們本人知道,但特朗普對伊拉克問題的重視卻是有目共睹。他曾經在大選中多次就伊拉克問題表態,認為「伊拉克戰爭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一方面,特朗普認為當初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比如在去年9月他曾在演講中表示,伊拉克戰爭的發動徹底破壞了中東的政治穩定,稱這場戰爭是「一場災難」。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批評美國在伊拉克戰後的行為不當,比如他認為,美國沒有佔有石油資源,這讓伊拉克的極端組織發展壯大,此外他還認為,美國不合時宜地撤離伊拉克,導致伊拉克出現權力真空,極端組織因此得以做大做強,而伊朗也得以向伊拉克滲透,擴張自己在伊拉克的影響力。
客觀的說,特朗普在伊拉克戰爭形勢上的表態,比如美國發動戰爭造成了伊拉克的混亂,美國在伊拉克政策不當造成了伊拉克社會分化,以及美國在伊拉克的撤軍導致了伊拉克權力真空,這些論點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較為客觀的。而特朗普對於伊拉克的態度也十分明確,那就是要通過強力和國際合作,來打擊伊拉克境內的極端組織,最終消滅特朗普口中「美國最大的威脅」——「伊斯蘭國」。
特朗普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態度,首先是因為他本人對於前任政府領導人外交政策的修訂,這點也毋庸置疑。任何國家的任何領導人,往往在上台以前,都能夠洞察,或者自以為洞察,當任領導人的諸多錯誤,因此上台之後,做出一定的改變,發出一定的批評,無可厚非。
但特朗普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和其顧問團隊,尤其是安全和外交方面團隊領導人的態度,有著很大的關係。在關鍵職位上,特朗普的政治「夥伴」,大多有著在伊拉克服役的履歷,比如這次訪問伊拉克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就曾經在美軍駐伊拉克和阿富汗部隊擔任過指揮官,在2010年還擔任過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馬蒂斯在戰場上表現也很兇猛,比如他指揮了2004年攻打遜尼派重鎮費盧傑的戰役,隨後聲名鵲起。因此對於馬蒂斯來說,伊拉克的局勢時刻牽動著自己和「老戰友」的神經。
除了馬蒂斯,特朗普身邊的顧問也大多有著伊拉克履歷。剛剛辭職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就長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執行任務,並且擔任過中央司令部的情報部門主管,關注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務。弗林在中央司令部期間,見證了伊拉克「伊斯蘭國」前身「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崛起,以及美國在伊拉克境內反恐行動的失敗。
比如現在的「伊斯蘭國」極端組織領導人巴格達迪,當時曾經被美軍拘捕並關入伊拉克監獄,但是隨後不久即被釋放。對此弗林坦然表示:「事實上,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而弗林去年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前,接受半島電視台專訪時候,也坦誠自己對於奧巴馬總統在伊拉克決策上的「失望」,表示自己多次撰寫報告稱伊拉克可能出現的危險局面,但是最終這些建議都「被忽視」了。弗林的感嘆,顯示出其本人對美國在伊拉克失敗的不甘心。
新任國家安全顧問麥考馬斯特
剛剛上任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麥考馬斯特,同樣具有伊拉克背景。早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麥考馬斯特就曾經率領美國陸軍第二騎兵師,在戰鬥中重創伊拉克精銳的共和國衛隊「真主師」。除了在戰場上與正規軍作戰成功之外,在2004年,麥考馬斯特曾負責肅清伊拉克西北部重鎮特拉阿法爾的極端分子(如今特拉阿法爾在「伊斯蘭國」控制下,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複雜的民族教派構成,使得該地成為了「伊斯蘭國」組織、伊拉克庫爾德人、敘利亞庫爾德人、土耳其和伊拉克什葉派武裝爭奪的焦點)。在該戰役中,麥考馬斯特摒棄了過去美軍作戰的「突襲打擊」戰術,轉而前期重視情報搜集,已經拉攏當地民心。麥考馬斯特在城區的關鍵地點都設立了美軍的檢查哨和崗哨,並且鼓勵當地人提供極端組織人員的情報和信息,打破了過去美軍「來了就走」導致極端組織和反政府武裝「大而不滅」的僵局,在短期內恢復了特拉阿法爾的穩定。為此麥考馬斯特聲名鵲起,並且受到了布希總統的表彰。因此對於麥考馬斯特來說,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也很可能會刺激著這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卧薪嘗膽」,希望在伊拉克再有一番作為。
除了馬蒂斯、弗林和麥考馬斯特,特朗普周圍還有一些擁有伊拉克履歷的軍隊高層,在對特朗普的伊拉克政策施加影響。其中一個就是美國退役陸軍上校德雷克·哈維。哈維曾經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東項目主任,也是美國總統和白宮負責中東和北非事務的特別助理。哈維可以算是美國軍界和情報界最早指出伊拉克存在「極端化」危險的人,因此受到了特朗普的重視和關注。
早在伊拉克戰爭2003年結束後不久,哈維就注意到了伊拉克國內尤其是遜尼派群體可能出現的極端主義傾向。他認為,薩達姆政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利用宗教尤其是遜尼派教義,逐漸代替了「復興社會黨」的學說,來塑造自己政權的合法性,這種宗教身份的回潮,使得伊拉克境內尤其是遜尼派容易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滲透。而在哈維看來,美國在伊拉克戰後推行的政策,尤其是將所有伊拉克薩達姆時期政府軍官兵遣散,導致了這些人失去生存來源,其極端化也就不可避免。
另一個特朗普中東政策的重要智囊是陸軍上校喬·雷伯恩。雷伯恩曾經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和敘利亞項目就職,曾經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伊拉克的書籍《美國之後的伊拉克:強人、教派和抵抗》。
美國退役陸軍上校麥克·貝爾,也是重要人物。貝爾曾經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海灣項目部擔任主管,有著在美國駐歐洲和中東國家軍隊擔任軍官的履歷。貝爾不僅軍旅生涯豐富,還曾經是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國際安全事務學院的院長,可謂「書生武將」,文武雙全。
這些特朗普身邊伊拉克政策的關鍵人物,無論是新任國家安全顧問麥考馬斯特,還是哈維、雷伯恩和貝爾,都和另一個美國軍界情報界重量級人物有關,那就是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和美軍駐阿富汗和伊拉克指揮官的彼得雷烏斯關係密切,算是彼得雷烏斯的「門徒」。
彼得雷烏斯
比如哈維在2006年退役後進入美國國防部情報局(DIA)擔任情報分析人員(以非軍事人員身份),其出色的分析成果,引起了彼得雷烏斯的注意。彼得雷烏斯力主將哈維調入中央司令部,並且授權哈維單獨組建一個自己的情報機構,來幫助分析阿富汗局勢(當時彼得雷烏斯是美軍駐阿富汗最高指揮官)。當時哈維通過分析認為,阿富汗戰爭是可以打贏的,只要美國總統和政界領導人能夠持續強力為阿富汗「輸血」,阿富汗的極端分子就能夠被徹底打倒。而隨著奧巴馬政府在阿富汗採取撤離政策,在彼得雷烏斯離職後,哈維也失去了職務,轉而到南弗羅里達大學擔任老師。但是根據哈維朋友們的描述,哈維認為,奧巴馬政府的軟弱無能,導致了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而彼得雷烏斯的履歷,也讓人們對於特朗普時期,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會採取的態度,多了不少關注。
當特朗普在伊拉克問題上表態,認為美國舉措失當之時,一方面這是特朗普「大嘴巴」特有的「特氏宣傳法」,確實賺足了眼球;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特朗普身後的安全智囊所具有的伊拉克履歷,以及對於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伊拉克戰場上舉措軟弱的失望。特朗普在中東政策上的顧問,大多有著長期的軍界和情報界背景,長期關注伊拉克的情況,使得他們對於伊朗有著深深的危機感,更希望通過放手一搏,來扭轉美國在伊拉克的「失敗」。因此,特朗普在伊拉克議題和制裁伊朗議題上的努力,恐怕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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