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論證結構研究的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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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論證結構研究的新進展

——弗里曼論證模型研究

王建芳

作者簡介：王建芳，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

人大複印：《邏輯》2016 年 04 期

原發期刊：《哲學動態》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96-103 頁

關鍵詞：弗里曼模型/ 標準方案/ 圖爾敏模型/ 論證的宏觀結構/

摘要：弗里曼模型是美國學者弗里曼近年提出的一種新的刻畫論證宏觀結構的模型。該模型以主張者和挑戰者構成的基本辯證情境為著眼點，通過對「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的嫁接、整合與改造，展現出一個由前提、結論、模態詞、反駁和反-反駁要素構成的基本架構。弗里曼模型彌補了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各自具有的一些缺陷，標誌著論證宏觀結構研究的新進展。但弗里曼對反駁、反-反駁等要素的認識和刻畫還存在一定困難和問題。

論證宏觀結構研究是當代西方論證理論領域的一個嶄新而重要的課題，廣泛地受到邏輯學、法學、哲學、語言學以及計算機人工智慧學派的關注。與關注單個推理模式及其特性的微觀研究相比，論證宏觀結構研究更具系統性、整體性特色，主要考察組成論證的陳述如何或者說以怎樣的方式構成一個整體支持結論。其極具代表性的應用領域是，司法實踐中複雜案件所關涉的形形色色、數量眾多、紛繁複雜的證據如何組合在一起以證明一個待證事實問題。這一問題直接影響著事實認定的清晰性和準確性，關涉司法判決的公正性，在我們今天「依法治國」的理念下，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問題。

論證宏觀結構研究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證據學大師威格莫爾提出的圖表法。在隨後的發展中，論證宏觀結構研究領域湧現出不少具有開創性的成果。1950年比爾茲利提出、1973年托馬斯進一步完善的以序列、組合、收斂、發散為基本結構的論證模型(人稱「標準方案」)；1958年英國學者圖爾敏提出的以主張、數據、保證、支援、模態限定詞和反駁為基本要素的論證模型(人稱「圖爾敏模型」)便是兩個典型代表。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美國學者弗里曼近年通過對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的整合、改造而提出的一種新的論證結構(1991年提出、2011年修正，簡稱「弗里曼模型」)。

一、弗里曼模型的基本架構

弗里曼模型由前提、結論、模態詞、反駁和反-反駁(counter-rebuttal)五個要素構成。其中，前提和結論為基本要素，模態詞、反駁和反-反駁在一個論證中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

(1)結論：指主張者提出的某個觀點或命題，常用帶圓圈的數字來表示，如圖1中的。

(2)前提：指作為理由來支持結論的命題，同樣用帶圓圈的數字來表示，如圖1中的和。此外，弗里曼模型用向下的箭頭表示前提對結論的支持關係(見圖1)。

在弗里曼模型中，論證的前提與前提之間可能具有不同的組合形態：有時，前提合起來支持結論；有時，前提分別獨立支持結論(圖1、圖2都是此類論證的刻畫，其間區別在於是否包含限定模態詞)；有時，前提與前提之間可能出現一環扣一環的鏈式支持關係。對論證前提之間的不同組合方式的刻畫，顯現了弗里曼模型對標準方案之組合、收斂與序列結構區分的繼承。但必須指出，弗里曼模型對組合和收斂結構的刻畫與標準方案有所不同，因而對一個論證是具有組合還是收斂結構，兩者之間亦存在差異。鑒於該問題的複雜性，本文暫不作討論。

(3)模態詞：表明前提給予結論的支持度，如「可能」、「大概」、「必然」等。弗里曼模型將包含模態詞的方框置於前提對結論的支持關係中，如圖1中的「大概」(表明一個收斂論證中，前提和給予結論的支持度)。在模態詞不明確出現的論證中，可以用橫線替代，用弗里曼的話說，橫線「就像一個天平上的秤盤」，稱量的是前提給予結論的支持度(如圖2所示)。

(4)反駁：在對話交流過程中，主張者拋出論證之後，挑戰者可能對主張者的論證提出懷疑，反駁藉此而生。與圖爾敏模型類似，弗里曼亦將「除非R」方框與模態詞相連(參見圖3)，以表明挑戰者提出的反駁直接影響前提給予結論的支持度。

受波洛克和品托等學者的影響，弗里曼進一步刻畫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反駁：一種是「反駁性戰勝者」(rebutting defeater)，意欲否定論證的結論(品托稱之為：壓倒性證據，overriding evidence)；另一種是「削弱性戰勝者」(undercutting defeater)，意欲質疑從前提到結論的推理(品托稱之為：損害性證據，undermining evidence)。不難看出，上述兩種類型的反駁，實質上就是我們常說的削弱結論型反駁和削弱論證方式型反駁。如果一個論證(論辯)涵蓋上述兩種類型的反駁，則將它們置於同一個方框中(不是兩個獨立的方框)，並使該方框與模態詞相連(參見圖4中的等)，目的仍然在於表明，挑戰者提出的反駁會直接影響前提給予結論的支持度。

(5)反-反駁：面對來自挑戰者的質疑(反駁)，主張者通常會進一步提出新論據以捍衛自己的主張，這便是反-反駁的由來。鑒於反駁具有R和U兩種不同類型，反-反駁亦可分別針對這兩者。僅就針對反駁R的反-反駁而言，又可進一步分為兩種類型：

類型I：反-反駁可以直接否定反駁R的效力。

例1：〈張三殺死了李四〉。因此，大概，〈張三會被判死刑〉，除非(R)〈張三的行為是出於正當防衛〉。但是〈張三是故意殺死李四的〉，因為〈李四曾用剪刀刺死了張三的兒子〉。

在上述論證中，作為論據支持，兩者構成一個子論證，因此用表示支持關係的箭頭相連(見圖5)；是對反駁R的反駁(即反-反駁)，它否定了反駁R的效力，為結論的成立提供了額外證據，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捍衛或支持論證結論，因此仍然使用「表示支持關係的箭頭」(見圖5)。

類型II：反-反駁不能否定但能削弱反駁R的效力。

例2：〈被告殺害了他的父親。〉因為，〈偵查人員從被告身上搜到了作案工具，〉〈被告身上有血跡。〉〈被告和其父親之間關係一向不好。〉〈案發時，鄰居昕到被告高喊「我要殺了你」。〉〈女證人證實，案發時她看到樓對面房間內，被告正舉刀刺向自己的父親。〉但是，(R)〈被告的朋友證明，案發時他正和被告一起在電影院看電影。〉不過，〈當控方問他們當時看的是什麼電影時，被告的朋友沒有作出正確的回答。〉

按照弗里曼的觀點，分別作為獨立證據支持結論，而上述論證不包含明確的模態詞，因此，用「橫線」(表示前提給予結論的支持度)和「表示支持關係的箭頭」連接結論(見圖6)；是對反駁R的反駁，但反-反駁只能從某種程度上削弱反駁R的效力而不能否定它，因此，弗里曼模型將反-反駁置於表示模態的橫線上方且與除非R方框相鄰，同時將「×」放在線上而不是R之上(見圖6)。

針對U的反-反駁的表達與R非常類似，這裡略去不談。總之，弗里曼正是基於上面談到的前提、結論、模態詞、反駁、反-反駁五個要素，構建出一種新的論證模型。

二、弗里曼模型的優勢

與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相比，弗里曼模型的優勢在於：

第一，弗里曼模型修正了圖爾敏模型對模態限定詞的認識，準確地刻畫了模態限定詞在論證中的功能。

圖爾敏模型主要由主張、數據、保證、支援、反駁、模態限定詞六個基本要素構成。在圖爾敏模型中，模態限定詞被置於「所以」之後、「主張」之前(見圖7)。這表明，圖爾敏將模態限定詞視為對結論的限定，認為模態限定詞闡明的是主張的強弱(如必然、可能)。圖爾敏明確指出，「在有些情形下，保證授權我們用副詞『必然』限定結論，而另外一些情形下，保證授權我們用其他限定模態詞如『可能』、『大概』來限定結論」。但圖爾敏似乎也認為，模態限定詞表明「保證」賦予「數據到主張」這一步的強度。顯然，「『數據到主張』這一步的強度」意味著推理或論證的強度，而不是「結論」的強度。從以上兩種不同的表述看，圖爾敏對模態限定詞的認識還不甚清晰。

弗里曼指出，把模態限定詞看作對「數據到主張」這一步的限定更為合適。原因在於，當我們運用演繹推理，從前提必然地推出結論時，「必然」是對前提、結論之間關係的描述，而不是對結論本身的刻畫，否則我們將從兩個實然命題錯誤地推出一個必然命題。同樣，歸納推理也不例外。鑒於上述認識，弗里曼稱模態限定詞為模態詞，將其論證模型中的模態詞移位，置於「表明前提支持結論」的箭頭中(見圖1、圖3、圖4和圖5，圖2和圖6不出現模態詞)，而不像圖爾敏模型那樣緊挨著結論。弗里曼對模態限定詞的看法「論證充分且非常合理」，不僅修正了圖爾敏模型對模態限定詞的不當刻畫，而且準確地展現了模態限定詞在論證中的功能。

第二，弗里曼模型進一步將「反駁」進行分類，同時增加了「反-反駁」要素，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各自在論證的論辯層刻畫方面的不足。

如前所述，弗里曼將反駁分為「反駁性戰勝者」(反駁結論)和「削弱性戰勝者」(反駁論證方式)兩種不同類型，並在此基礎上增加「反-反駁」。這一做法至少具有兩個重要意義：

一方面，彌補了標準方案只能刻畫論證的核心層而不能摹寫論證的論辯層的缺陷。標準方案在論證結構刻畫方面的突出貢獻在於，它將兩個以上前提構成的論證分為四種基本類型：組合結構(見圖8)、收斂結構(見圖9)、序列結構(見圖10)、發散結構(見圖11)。在實際論證中，以上四種結構還可複合起來，形成更為複雜的論證結構(見圖12)。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論證之論點、論據和論證方式三分法的簡單化傾向，為我們從整體上深入地理解和摹寫論證的宏觀結構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由於標準方案對論證結構的刻畫還局限於由論證前提和結論組合而成的核心層，其對論證的考察無疑是單主體、獨自式、靜態的，這使得標準方案無力或無法很好地刻畫論辯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其他要素(如反駁和反-反駁)。從標準方案的視角看，論證的構成要素只有前提和結論，因此，若要在論證結構中容納反駁和反-反駁，只能勉強將它們處理為論證的前提。但除非R及相應的反-反駁與論證的真正前提之間，既不能以收斂方式也不能以通常的組合結構方式支持結論。

圖10

圖11

圖12

另一方面，在論證的論辯層刻畫方面，弗里曼模型進一步彌補了圖爾敏模型不能刻畫反-反駁的缺陷。眾所周知，圖爾敏模型與標準方案的區別之一是它在論證結構中增加了反駁要素，這意味著圖爾敏模型已考慮到挑戰者問題。但對涉及反-反駁要素的論證，圖爾敏模型卻無力或無法進行合理的刻畫(如本文第一部分例1中的陳述和例2中的陳述)。弗里曼認為，在實際論辯過程中，主張者提出的論證可能受到挑戰者的反駁，但面對挑戰者的質疑，主張者可以進一步提出反-反駁以捍衛自己的主張，因此，弗里曼在其論證模型中增加了反-反駁要素(參見圖5和圖6)。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圖爾敏模型在論證論辯層刻畫方面的不足，提升了論證模型對於實踐論證的摹寫和表達能力。

第三，弗里曼模型捨棄了圖爾敏模型中極具特色的數據/保證/支援之分，保留或回歸傳統論證研究的前提/結論之分，通過標準方案與圖爾敏模型的嫁接和改造，彌補了圖爾敏模型不能刻畫由多個子論證構成的複雜論證的不足。

圖爾敏模型的核心要素和顯著特色是對「保證」概念的引入，但對於「保證到底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圖爾敏的論述似乎一直不甚清晰：他一方面把保證看作「規則、原則、推論許可證」，同時又認為保證是命題、是一般的假言陳述。這使得學界對保證的認識、對保證與數據的區分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弗里曼認為，保證屬於論證過程，「不應被包括在論證文本的圖解中」，(11)否則可能導致我們以不同方式分析那些結構明顯類似的論證。例如，下面兩個相似論證「蘇格拉底是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因此，蘇格拉底是要死的」和「所有希臘人都是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因此，所有希臘人都是要死的」，依據圖爾敏模型將得到兩種不同方式的刻畫(見圖13和圖14)(12)：

圖13

圖14

弗里曼指出，上述分析方式具有明顯的人為性，因為原始論證文本並不存在結構差異。同時，為什麼要作上述兩種不同分析的理由並不充分，我們不能簡單地根據第一個論證適用而第二個論證不適用數據/保證之分就作出上述分析。由此出發，弗里曼在其論證模型中捨棄了「保證」概念，並進一步捨棄了圖爾敏模型的「數據/保證/支援」三分說。

弗里曼繼續沿用了傳統論證研究的前提/結論之分，同時繼承了標準方案對組合、收斂等不同論證結構類型的區分，並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圖爾敏模型的嫁接、整合與改造，構建出一個可以處理包含多個子論證的複雜論證的模型(可參見圖6，但圖6是相對比較簡單的情形)。弗里曼的基本思路是，在論證的核心層保留標準方案對論證結構的處理方法，在論證的論辯層引入圖爾敏模型中的一些要素(如反駁、模態限定詞)並加以改造，同時增加反-反駁要素。這樣，對於圖12所顯示的複雜論證，弗里曼模型仍然能夠進行很好的摹寫和刻畫。筆者以為，儘管圖爾敏模型將表達前提的陳述區分為數據、保證、支援等成分，但就包含多個子論證的複雜論證而言，則需要建立多個圖爾敏子模型並將其串聯起來才能展現整個論證的宏觀結構。而對於這些圖爾敏子模型如何串聯的問題，目前如果不是無解，就是過於龐雜，例如，圖爾敏模型對事實領域論證的刻畫非常微觀，如根據專家意見的事實認定、根據證人證言的事實認定。(13)如何從整體上刻畫涉案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證明結構，圖爾敏模型還力不從心。

第四，弗里曼模型以主張者和挑戰者構成的基本論辯情境為基石，將論證結構與論證過程、論證程序聯繫起來，回溯模型所涉要素產生的緣由，表明建立在前提/結論這一基本論證框架下的結構表達，同樣可以反映論證的多主體、對話式和動態性特徵。

當代西方學界對論證的考量包括三個層面：作為結果(或產品)的論證、作為過程的論證、作為程序的論證。其中，作為結果的論證主要關注論證文本的構成；作為過程的論證強調論證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關注修辭以及論證的說服力等問題；作為程序的論證關注論證主體在論證過程中需要遵守的準則。由此出發不難看出，標準方案關注的是作為結果的論證，它主要從前提和結論層面刻畫論證結構而不考慮論證過程和論證程序問題；圖爾敏模型對論證結果、過程和程序都有所關注，數據、保證、支援、反駁、限定詞等要素的逐步引入不僅與主張者、挑戰者的交互論辯，而且與一般論辯程序相關；弗里曼模型承繼了圖爾敏模型的論辯性特徵，並以「基本辯證情境」(basic dialectical situation)為基石來展現論證結果、論證過程與論證程序之間的關聯。

「基本辯證情境」是弗里曼創設的一個概念，與蘇格拉底「助產術」描述的情形類似。作為對主張者和挑戰者構成的對話情境的理想化表達，基本辯證情境通過主張者和挑戰者的角色限定形成，其中，主張者的主要職責是提出主張並回應挑戰者提出的質疑，而挑戰者對觀點的提出不感興趣，他充當建設性的談話者，試圖通過對主張者觀點的質疑，逐步從主張者那裡引出最有說服力的論證。弗里曼認為，主張者和挑戰者之間進行的這樣一種簡單、基本的交流就構成一個基本辯證情境。弗里曼重點闡釋了「辯證」的含義，他明確指出：「一個情境是辯證的，意指它包括參與者就某主張形成的某種對立、包括通過交互提問以批判性地檢測該主張，並且，這一過程以嚴格限制的、規則制約的方式展開。」(14)由此不難看出，基本辯證情境關涉的主體是主張者和挑戰者，著力刻畫的是主體間因對立而引發的交互論辯，強調的是論證程序在論證中的重要性。最終，立足基本辯證情境而生的論證結果，只不過是論證過程和論證程序之生成物的語言重建。

弗里曼將基本辯證情境作為論證模板，認為獨白式論證、多主體複雜論辯都可以建構或還原為基本辯證情境中的對話。在基本辯證情境的考察過程中，弗里曼反覆強調，「論辯的典範情形是提議者和挑戰者就某個問題展開交流、討論和爭論」(15)。這使得：反駁和反-反駁很自然地成為弗里曼模型的基本構成要素；弗里曼模型諸要素都由相應的論辯性問題激發而生。首先，弗里曼模型通過繼承標準方案而保留的收斂、組合等結構，都由論辯中挑戰者(對主張者)提出的不同論辯性問題激發而生。收斂結構的產生，源於挑戰者提出的問題「你能另外提供一個理由給我嗎」；組合結構的產生，源於挑戰者提出的問題「為什麼那與你宣稱支持的結論相關」；序列結構的產生，源於挑戰者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我應該接受那個前提呢」。其次，模態詞、反駁、反-反駁也基於挑戰者提出的不同論辯性問題而生。模態詞的產生，源於挑戰者提出的問題「你的理由對你主張的支持有多強」(或：「你的理由在何種程度上確保你的主張」)；反駁的產生，源於挑戰者(針對模態詞)提出的問題「你怎麼能如此確信」(或「為什麼你的前提使你如此確信」)；而反-反駁的產生，源於挑戰者提出的問題「基於反駁R，為什麼你的前提還使你如此確信」(16)。總之，基本辯證情境概念的提出，為論證所涉要素的考量、從而為弗里曼模型的建構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表明建立在前提/結論這一基本論證框架下的結構表達同樣可以反映論證的多主體、對話式和動態性特徵。

三、對弗里曼模型的進一步討論

通過對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的嫁接、整合與改造，弗里曼模型不僅能夠摹寫論證的核心層，展現多個前提整合起來支持結論的不同方式，而且可以刻畫論證的論辯層，彰顯反駁與反-反駁要素在論證中的作用，比標準方案和圖爾敏模型在功能上更為強大。不過，弗里曼模型對反駁、反-反駁等要素的認識和刻畫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一，弗里曼模型言及兩種類型的反駁——「反駁性戰勝者」和「削弱性戰勝者」，前者意欲否定論證的結論，相當於削弱結論型反駁；後者意欲削弱從前提到結論的推理，相當於削弱論證方式型反駁。筆者以為，論證所涉反駁還應包括另外一種類型——削弱論據型反駁，意欲通過削弱或否定論據來達到削弱論證的目的。無論在科學領域還是在生活實踐中，削弱論據型反駁都是頗為常見的一種反駁類型，弗里曼模型卻沒有明確指出。費舍爾1992年在評價弗里曼模型時曾說，「弗里曼想要把任一削弱論證的考慮都看作反駁」(17)。費舍爾的本意是彰顯反駁在圖爾敏模型和弗里曼模型中的不同，但他對弗里曼模型中反駁的評價並不準確。

那麼，弗里曼對反駁的刻畫為什麼會遺漏削弱論據這一常見類型呢?在基本的辯證情境中，挑戰者難道不可以對主張者所給出的論據或前提提出質疑嗎?筆者推測，弗里曼可能是受到了波洛克、品托的影響(兩者都只談及兩種類型的反駁，見本文第一部分)，抑或是受到了圖爾敏的影響：圖爾敏模型儘管考慮到保證的可靠性問題進而引進了支援要素，卻未談及數據的可靠性問題，即未談及針對「數據」的質疑——圖爾敏似乎預設或規定「數據」在論證中是由論證各方所接受的，但對這樣做的理由，圖爾敏卻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說明。(18)

第二，弗里曼在反駁類型認識方面的缺失，直接導致其對反-反駁認識的缺失。在弗里曼論證模型中，反-反駁直接針對的是反駁，既然反駁有削弱結論、削弱論證方式兩種類型，那麼，反-反駁自然也有兩種類型。筆者以為，在弗里曼模型中，需要增加與削弱論據型反駁相對應的反-反駁。

第三，弗里曼模型對反駁、反-反駁等要素的刻畫也存在一些問題，具體如下：

首先，弗里曼模型將「反駁性戰勝者」和「削弱性戰勝者」置於同一個方框中(見圖4)。對此，弗里曼論文的匿名評審人曾提出不同意見，建議分別用兩個方框放置這兩種反駁。(19)弗里曼回應說，「這種複雜化沒有必要，並且可能最終使我們的圖解程序複雜化或更不清晰。」(20)筆者認為，將不同類型反駁置於一個方框中，雖較為簡潔和方便，卻不利於人們通過論證圖式或論證模型迅速而清晰地識別出，論辯中挑戰者所提出的反駁究竟是針對論證的前提、結論，抑或論證方式，最終不利於論證評估的展開。因此，筆者贊同在論證模型中用不同方框分別放置不同類型的反駁。

其次，弗里曼一方面把反-反駁對反駁的否定分為兩種情形(情形一：反-反駁僅否定反駁的效力而不提供額外信息支持結論；情形二：反-反駁不僅否定反駁的效力，而且提供額外信息支持結論)，但在圖示中卻使用相同符號「=」來表示兩種不同情形下的反-反駁。(21)這不僅不能正確地反映情形二(如圖5中「3=非R」，而事實上「3≠非R」，因為前提3所提供的信息超出了非R)，而且也導致其模型無法在此彰顯出兩種情形下反-反駁間的區別。因此，筆者建議：「情形一中」使用「=」以表明反-反駁僅否定反駁效力而不提供額外信息；情形二中使用「」或「：」以表明反-反駁不僅否定反駁效力而且提供額外信息。這樣，圖5中的「3=非R」需修改為「3非R」或「3：非R」。

最後，為準確表達上面談及的情形二中反-反駁與結論間的關係，弗里曼在反-反駁方框和反駁方框之間放置了向下的支持箭頭(參見圖5)。雖然弗里曼想要表明的是，反-反駁不僅否定反駁的效力，而且提供額外信息支持結論，但連接反-反駁方框與反駁方框的畢竟是支持箭頭，因此，費舍爾指出，「這一符號的使用令人困惑，因為這裡的箭頭和弗里曼通常所做解釋(提供支持)不同。事實上，它的意味恰恰相反!」(22)斯洛布也指出，「這並不表明反駁沒有效力。相反，該圖解似乎表明，反-反駁實際上支持反駁!」(23)

弗里曼論證模型雖然並不複雜，但所涉問題卻不簡單。沃爾頓曾說，論證與解釋的區分、組合與收斂結構的區分、省略前提的補充是論證結構分析中的三個主要問題。沃爾頓所說的三個問題，實際上也是非形式邏輯領域的三個難題，而弗里曼模型與後兩個難題直接相關。弗里曼本人曾對這些問題有過深入討論。限於篇幅，本文主要就弗里曼模型所涉要素進行了分析，其他相關問題留待後續討論。

論證的宏觀結構模型猶如蜘蛛所結之網，可以清晰而有序地展現組成論證的陳述之間的複雜關係，因此，在證據研究領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法學者常說，以往中國證據理論和實踐層面主要關注證據可采性問題，忽略了合法證據如何組織起來證明待證事實問題。現階段中國證據理論研究者對此較為關注，但實踐辦案層面相關問題的處理依然非常落後。其原因可能源於多個方面，但理論界不能提供一個有效或者說切實可行的分析工具或許是一個重要因素。西方證據分析賴以建構的重要工具——美國證據大師威格莫爾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圖表法，雖然嚴謹但終因符號過於複雜而應用有限。從這個角度看，探討弗里曼模型在證據分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這同時也表明，作為非形式邏輯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論證宏觀結構研究需進一步加強。

注釋：

弗里曼模型不專門討論發散結構，而把具有發散結構的論證看作兩個獨立的子論證。這與標準方案有所不同。

弗里曼在《論證結構：表達和理論》一書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專門討論了這些問題。

(11)(12)(14)(15)(16)(19)(20)(21)J.B.Freeman,Argument Structure:Representation and Theory,Springer,2011,p.23,p.21,p.88,p.86,pp.41～42,p.42,pp.13～16,p.23,p.24,pp.26～28.

弗里曼認為，如果反-反駁單純否定反駁R而不提供額外證據，則刪去箭頭，只用豎線連接。例如，若例1中的換為「張三的行為不是正當防衛」，則只是對R(張三的行為是出於正當防衛)之效力的否定而未為結論的成立提供額外證據，因此就刪去「3=非R」和「除非R」之間的箭頭而只用豎線連接。

S.E.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3,p.94,p.91.

弗里曼：《論證結構：表達和理論》，王建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第20～21頁。

(17)(22)Alec Fisher,「Review of James 13.Freeman」,Informal Logic,1992,p.199,p.199,p.200.

(13)S.Toulmin,R.Rieke,A.Janik,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and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1984,pp.303～304.

(18)詳細討論參見宋旭光：《理由、推理與合理性：圖爾敏的論證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第146～147頁。

(23)Wouter H.Slob,「The Voice of the Other:A Dialogico-rhe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Opponent and of Toulmin s Rebuttal」,D.Hitchcock and B.Verheij,eds.,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New Essays in Argumen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pringer,2006,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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