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難以洗清的歷史原罪

文賈選凝（台灣） 騰訊大家

龍應台說過，記憶是一門非常艱難的功課，它需要被竭盡努力去面對和處理，在面對與處理的過程中，深刻的思索和智慧的抉擇必不可少。但也恰恰因為處理記憶這件事本身就帶有抉擇的意味，所以立場和情感也往往會先入為主。對於臺灣人來說，每年的二·二八，都在用法定假日的身體記憶去重溫對歷史的複雜情緒（雖然也有朋友在臉書分享說搭捷運時聽到國中女生吱喳嘀咕為什麼這一天要放假，然後就很想上前發個懶人包給她們）。

二·二八記憶裡有太多族群情感的註腳。「和平紀念日」等於「反蔣紀念日」，而「萬惡的國民黨」每年都該被再度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二·二八的認知，和許多臺灣朋友並無二致，覺得總之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錯。直到開始正經念起臺灣政治，才從結構上去理解二·二八。如果說光復初期臺灣的政經情勢將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事件則只是將那鍋沸水掀翻，而無意間引爆了事件的煙販林江邁，其實從頭至尾置身事外，對外省人談不上深仇大恨，女兒後來還嫁了陳誠的隨扈。

「二·二八」事件中，群眾沖入臺北專賣局，搗毀桌椅，並將東西扔到大街上放火焚燒。

當一個前現代的政治機關，去接收一個在日治時期已經形成現代化統治的地方時，會出現的狀況就是根本無法駕馭，這是當時國民黨的處境。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沒錯，只是當時的官，仍然是封建的官，而不是現代文官，所以二·二八爆發前的臺灣亂成一團，接近無政府狀態，政府像是無頭蒼蠅。

談二·二八，一定要先談那個年代臺灣人所承受的缺米之痛。日本人跟國民政府先後在臺灣實行過米穀管制。日本人實行管制是把米的專買權交給總督府，用來緩解臺灣米大量進入日本所引發的財政問題。因而在日治最後十年裡，臺灣米農只能以極低價格把米賣給總督府，且米被禁止做成年糕、酒釀一類的副食。

光復初期，戰爭對米產的影響使米價持續上漲。情勢從1947年1月春節開始急遽惡化，國共內戰將要全面開打的傳聞，引發上海香港兩地金鈔暴漲，到了2月，滬市波動導致原本就米價高漲的臺灣，物價也跟著飛漲。當時臺灣《民報》的社論以「惶惶不安」、「叫苦連天」來形容時局，民眾搶購米的風潮讓米價進一步飆高，當局卻用很笨的手法試圖加以控制：限制米在市面上的最高價格。這種米穀管制的後果，是令市面上的米一夜之間完全消失，米荒隨之而來。

那是非常難過的一個月，尤其對於城市裡的中下居民，他們在鄉下沒有地，在城裡又買不到米，而政府少量的配米只能滿足自己的員工——當然也就是外省人。糧食物資的匱乏導致仇恨蔓延，族群問題也因民生問題而被放大。本省級的知識精英在光復後一直不被信任也得不到重用，等不到他們的「出頭天」，而外省人則怎麼看都是敵對的既得利益者。臺灣此時的狀況一如法國大革命前夕，饑餓的災民加上中產階級的鼓動，革命一觸即發。

於是城市裡的災民上街抗爭，中產階級則在背後呼籲，各自的訴求完全不同，災民要求吃飽，而中產階級則要求政治權利。不過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在面對一個無力面對他們反抗的、和路易十六一樣無能的政府。二·二八對國民政府而言，代表的是結構上的失敗。

二·二八事件的根本癥結，在於資源。當年在本省人心目中，外省人獨佔政治經濟資源，是導致他們極為憤怒不滿的原因。而今天去重新詮釋二·二八的理由，除了不要遺忘，也同樣隱含資源考慮。二·二八和「反蔣」、「反國民黨」所具有的符號意義，影響著臺灣人今天的政治意向，以及對政治判斷上的認同。

既已成為符號，把歷史中的疑點解釋清楚往往也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過那段歷史留下的情感創傷，影響現實中的利益分配，資源重新洗牌。所以今時今日的國民黨誠心誠意出來道歉，也沒辦法和臺灣人和解。影響了臺灣整整70年政治走向的三個字「出頭天」，隱含的意義是資源應該掌握在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自己手裡──當年不該被壓制和迫害本省精英的國民政府把持，今天和以後更永遠不該被帶著歷史原罪的國民黨再染指。

我還記得自己之所以會去上「臺灣政經專題研究」那門課，內心的理由就是二·二八，那沉重的理解臺灣苦難的原點。各種文字報導、口述歷史、展覽紀念此前早已看得爛熟於心，該流的眼淚全都流過，痛恨國民黨的情感積澱也足夠深厚扎實。但那門課的教授卻提醒我，對於歷史，情緒化的愛與恨，都是不曾參詳過史料的偏見與傲慢。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二·二八圖像，因為太不清晰，以至於被想像和傳說所填蓋的空間也非常之大。當年不願將資料公開的國民黨，為之付出巨大代價，挖不出來的資料滿坑滿谷，以至於被後世當成事實去口耳相傳的版本中留下了太多經不起推敲的疑點。譬如我們可以用戶籍去推估二·二八死難的確切人數嗎？所謂台籍精英又該如何界定？傳言中當局的一個師團在上岸之後沿路一直殺殺殺……但當時很多臺灣人手中是有槍支的，他們會坐以待斃嗎？那麼不被誇張和放大的真相究竟又是什麼？

如果面對和處理的記憶，依然是不完整的碎片而非原貌，那麼記憶可能就只是各說各話的詮釋場域，個人選取自己想要面對的角度去加以解讀。就像如今最主張追悼日後白色恐怖中犧牲者的，可能恰恰是臺灣最綠的人，也當然至今居然還有人覺得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性質相同，所以總會放在一起去比照這兩個大相徑庭的事件。

或許面對歷史記憶時，我們選擇怎樣的個人認同，也並不只基於個人，而是在被結構所影響，結構中有建構虛構的空間，但反省的前提則是永遠不斷地回歸對事實的追索，追索真相是反省的過程，而二·二八記憶的最雋永的意義，也是提醒我們不要放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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