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的前身並非「力行社」「藍衣社」

蔣介石與戴笠

「軍統」的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於1938年，由於組建於「力行社」（全稱「三民主義力行社」）解散之際，故而在不少歷史類著作中都認為「軍統」前身就是「力行社」，同時也有說「復興社」或「藍衣社」的。事實上，這些說法都不正確。

「軍統」前身不能與「力行社」畫等號

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埔生藤傑、賀衷寒、康澤等人有感於黨政日趨腐化，決定組織一個以黃埔生為主，效忠於領袖（蔣介石）個人的秘密團體，這就是「三民主義力行社」。「力行社」吸收成員採取遞進位，即先入第三層組織（「復興社」），再入第二層組織（同志會），最後才進入核心「力行社」。組織內部只有縱向聯繫，而無橫向聯繫，即「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權，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它最詭譎之處在於，基礎組織中除了幹部外，一般成員根本就不知道有上層組織的存在。

那麼「藍衣社」又是怎麼回事？「藍衣社」其實與醉心於法西斯主義的軍委會（總）政訓處處長劉健群有關。早在「力行社」成立前的1931年，劉健群撰寫了名為《改組國民黨的芻議》的一本小冊子，建議「國民黨仿效義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黨的組織，一切惟領袖之命是從，其組成人員，以著藍衣為標誌」。

「力行社」成立後，劉健群對他的「藍衣社」之夢念念不忘，儘管效仿黑衫黨「著藍衣」的主張未被蔣介石正式採納，但劉健群我行我素，將這行動付諸實踐。「力行社」的下線組織「華北抗日宣傳總隊」在華北活動時期，自任「總隊長」的劉健群指令「華北抗日宣傳總隊」的成員們一律著藍衣進行活動，導致一時間「大批藍衣社分子在華北活動」的消息廣為流傳，引起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的震動。

由以上可知，力行社與後來的軍統的確有頗多相似之處，但這並不能說它就是軍統前身。

自成體系的特務處

「軍統」的前身是什麼組織？從更嚴謹的角度出發，「軍統」前身要從一個叫「密查組」的小團體算起。1927年春夏之交，「清黨」引發一場腥風血雨，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在激烈的鬥爭中，特務工作也有其滋生土壤。6月，密查組正式成立，隸屬於國民革命軍司令部，設址南京老虎橋27號，組長由黃埔二期生胡靖安擔任，主要由黃埔生任骨幹，負責收集各地軍情然後呈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不過這個密查組存在的時間很短，隨著同年8月13日蔣介石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密查組亦隨之解散。

組織名義上雖解散，但胡靖安、戴笠等成員一直留在上海繼續為蔣介石效力。等到蔣介石於1928年1月通電復職時，又準備重設密查組，但此時組長鬍靖安已赴德留學，蔣便令戴笠以「上尉聯絡參謀」的名義繼續組織工作。時逢國民政府發動二次北伐，這個組織主要職能針對張作霖、張宗昌等北洋軍閥的動態。當時密查組的成員僅有戴笠、徐亮、唐縱、王天木、周偉龍等十餘人，所以後來「軍統局」的官方史料將這十餘人視為「軍統」開山元老，稱之為「十人團」。

與其說「十人團」是國民黨中的組織，倒不如說是蔣介石的私人團體。因為自成立之日起，它就與蔣的宦海沉浮緊緊綁在一起。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期間，他們幫助蔣介石掌握軍閥的動態，對黨內政敵亦進行情報或策反工作。1931年12月，蔣介石受「九·一八事變」影響，遭黨內政敵圍攻而「下野」。去職前，他命戴笠將「密查組」改為「聯絡組」，一方面聯絡黃埔學生，另一方面偵探各方事態。不難看出，無論蔣介石在朝在野，戴笠的這個小組織始終對其忠心耿耿，等到1932年3月蔣氏再度出山，「聯絡組」開始改頭換面，朝著正規化的路上邁出一大步。

正如前文所言，蔣介石在1932年復出時，藤傑等人組建了「力行社」，蔣介石擔任社長之職，而「聯絡組」的戴笠等人也在「力行社」成立之初參與其中。

從4月1日起，戴笠領導的「聯絡組」擴大為「力行社特務處」，也稱「情報處」，這也是不少人認為「軍統」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實際上，戴笠的特務處雖然在名義上隸屬於「力行社」，但它們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獨立行事，並非實質上的從屬關係。特務處僅在最初幾個月的工作經費是由「力行社」補助，每月亦不過幾千元。為解決經費問題，1932年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了「調查統計局」，這個機構下設兩個處，特務處被劃歸該局，設為第二處。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名稱與1937年軍統同名，但兩者並非一回事，現在這個「軍統局第二處」是為了給特務處作掩護的名義而設置，同時在政府機關下的機構可以正式領預算，經費問題便有了著落。

「西安事變」是條分界線

1936年特務處至關重要的成果就是針對中共、東北軍及陝軍的情報工作。當年6月，在甘陝地區作戰的紅軍曾派遣李克農潛入洛川第67軍軍部與王以哲、張學良密談，達成和平協議。事情雖然隱秘，卻沒逃過特務處的眼線。戴笠得此報告後，立即上報給蔣介石。另據文強回憶，「西安事變」前夕，戴笠手下已從張學良身邊親信處得到「兵諫」的風聲，並通過戴笠之手緊急呈報蔣介石。不過「蔣得知後認為這是謠傳，他估計張學良決不會出此異謀」。萬萬沒想到，12月12日，兵變就在蔣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發生了。

文強說，在「西安事變」爆發的三四天內，「戴笠哭喪著臉，圍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焦慮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異想——即尋找能飛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牆救出蔣介石，可惜這不是武俠小說，沒用。隨著宋美齡等主和派發聲與各方勢力調解，「西安事變」竟開始向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了。聽聞宋美齡決定飛往西安，戴笠自告奮勇同去。

「西安事變」如一條分界線，在這個過程中，「力行社」發生分裂，有人主戰，有人主和，「力行社」的骨幹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等人都站在了宋美齡的對立面，堅決主張討伐張、楊。時任「復興社」南京支社的新生活運動總會小組長黃家駒道出了「復興社」在此事件中的致命失誤——「復興社」「在事先既無一紙報告所謂張、楊叛變的消息，沒有盡到防範未然的責任。」

儘管特務處名義上隸屬於「力行社」，但兩者在「西安事變」中表現天差地別，所以戴笠的崛起與「力行社」的衰落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軍統局長」並非戴笠

「七七事變」後，特務處全力投入抗戰，一系列鋤奸行動對與日軍合作的漢奸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同時，戴笠與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合作，組建別動隊，也就是後來的忠義救國軍，投入對日作戰的戰場。抗戰全面爆發的第二年，特務處迎來了飛躍性的發展。

193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中國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在武漢召開，這次會議提出了大力擴充特務組織的主張，最終決議將原屬於陳立夫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擴編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即「中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維持「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名不變，簡稱「軍統」，其班底為戴笠的特務處人員，職能側重於對外抗戰。同年8月，「軍統局」正式掛牌成立。

至今為止，很多人認為戴笠就是「軍統局局長」，其實並非如此。戴笠雖深受器重，但想當「軍統局局長」還是資歷不足，所以局長之職由蔣介石侍從室第一主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兼任，戴笠擔任副局長，但掌握實權，「軍統」上下皆以其為最高負責人，習慣上稱之為「戴老闆」。就在「軍統局」成立的同時，「力行社」也宣告解散，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