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國鄉村小學校長的工作日記

文/邢天寧

1931年，對年近而立的劉百川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改變之年，他正襟危坐，手上的委任狀墨跡未乾。不久前，東海縣（今江蘇連雲港市）政府決定，命其接管縣立師範附小（以下簡稱「附小」），在全縣的歷史上，這一舉措可謂實屬罕見。

升遷之際，劉百川的心情不只是激動。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就在幾年前，他還在反覆斷言：「假使我做校長，一定能勝任愉快。」

但越思忖，他越感覺責任重大，而昔日的雄心壯志，此時全部化成了自慚形穢，正如在日記中描述的那樣：「到了今天，我的勇氣，因為畏懼、憂慮、惶恐，驟然地減退，幾乎減到零度了。」

附小之困

劉校長的憂慮並非毫無依據，他攬下的是一項棘手的工作。東海位於蘇北，地廣民窮，附小雖慘淡經營，但工作依舊難有起色，更尷尬的是，他幾乎沒有經驗——內功不足加上條件所限，使工作難度之大前所未有。

最初幾天的走訪便印證了他的猜測，日記的開篇幾頁，多數是圍繞著缺憾展開的，比如設施方面的不足——校工室內的光線太黑暗，空氣太潮濕，對於校工的健康很有妨礙；大會堂容積太小，光線太暗，不甚合宜；兒童用圖書館在樓上，兒童上下很不便利……

至於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個別教師的品行難以勝任：「教社會的徐先生，到了做筆記的時候，便把教科書上的表解或問題，一起寫在黑板上，叫他們（學生）依樣畫葫蘆地抄下來，有的字不認得，有的句子看不懂，他也不管。」

30年代初，正是民生多艱的時期。既然工資捉襟見肘，又無升遷之希望，怠惰便在教員心中暗自萌生。

與徐先生類似的情況，從友人辛祚義的信中，也可略見一斑：「我覺得現在一般小學教師，職業的興趣太差，平常對於上課，處理成績，都是敷衍了事，到課完的時候，便各走各的路，有誰去指導兒童活動？更有誰去努力研究教育……至於教師閑著做什麼事呢？茶館吃茶，酒店吃酒，到同事的家裡去叉麻雀，常常有之，甚至叉了一夜的麻雀，明天請假睡覺，這是如何可嘆的事！」

平心而論，無論是硬體還是軟體，只要重視便可解決，而最大的挑戰，恰來自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私塾依舊盛行，這種逆流背後，實際是對新式教育的不信任。

雖然科舉不存，但在蘇北，其內容和方法，卻幾十年來因襲如故，學校無法服務於社會，甚至和公眾產生隔閡：「家庭里對於學校第一件事不滿意的，便是在學校里學的，沒有什麼大用處；儘管筆算考了一個甲等，但是到了家裡，甚至不會算五斗米或半斤油的價錢；小字儘管把《靈飛經》寫得很好，但日常用的字，常會寫不出來；儘管會做記事文、議論文，但是不能寫一封很通順的書信。這都是學校太注意形式的訓練了。」

相較之下，私塾雖然簡陋，但傳授的卻是珠算、書信寫作等實用技能，毋庸置疑，這與眾多家長的意圖不謀而合。

制度之變

要想贏得支持，必先改變局面，而劉百川的革新，又並非以橫衝直撞開始。他不斷記錄著所見所想，有時是三言兩語的片段，有時竟洋洋洒洒達數百言，作為斟酌醞釀的成果。

7月11日，校務綱要雛形已具，它將作為原則，提綱挈領地指引附小的活動，其中，「發展兒童個性、適應社會需要」，更是被列為首要的原則。

劉百川另外提出了四項重要原則：注意經濟效率；應用科學方法；形式、精神兼顧；注意分工合作。

至於校務進行，劉百川指出應特別努力這幾件事：羅致優長的人才；改良環境及設備；要儘力提倡教師進修；注意兒童的研究。

即使是今天，這份頗具科學色彩的文件也令人眼前一亮。劉百川將其歸功於母校——省立第八師範學校的培育，正是這所學校，在諸多領域開了地區之先河。

校務綱要大功告成之際，劉百川的精力轉向財務，這項工作的直接目的，便是為科學管理打下基礎。動手之時，他驟然注意到，這又是一場同積習的較量。

預算制度清末引入中國，明面為各界所恪守，實際執行情況卻並不樂觀。地方政府的預算幾近虛設，至於學校，誠如日記中所言：「校長的錢袋，便是會計處。」

資金短缺是不爭的事實，利用管理疏漏損公肥私者亦不乏其人，種種積弊陳陳相因，形成了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例如一般小學，縱然賬面看似完備，但經費早已積欠，有的學校，拖欠工資竟至一年。

附小雖不至此，但亦可稱得上是勉力維持，日記中有「薪工佔百分之八十，行政費和雜費各佔百分之十，另列百分之五的預備費」、「凡是預算沒有列入的款項，不得動支」等詞句。

但劉百川的雄心壯志，並未因此消磨殆盡。「我們要下另一個決心，擁護我們的主張。」隨著開學臨近，完善校務成為新的當務之急。

雖然壓力重重，但令人驚異的是，在日記中竟沒有「疲憊」、「勞累」，取而代之的是「商量」、「不妥」、「有無問題」——即使是細枝末節，劉百川也不免反覆斟酌。對下列片段的截取和摘錄，或許能反映出這位先驅的用心良苦。

對教材的選用：「教材內容及形式：要是和普通社會的需要，要適合時代的要求，要適合兒童的心理和勝利，要活動而富有生趣，要多美麗的插圖，紙張印刷要合於衛生，版本大小要適宜。教材的排列及其組織：由舊至新，由近至遠，由易至難，由具體而抽象，由創作而欣賞，由心理而倫理。」

課程的安排：「用心精密與筋肉運動細密的功課，時間宜短不宜長；學習困難的功課，宜安排在上午；功課不須用心的可安排在下午；飯前飯後要避免體操和運動；用手與用腦的作業，要相互調劑。」

教室的布置：「一般學校里的黑板，總是掛得太高，兒童不能使用；掛得不穩，寫字時候格格作響。我們這次掛黑板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兩點，在牆上預先訂好橫木，掛也不費事，黑板的高度，以兒童能自由書寫為度，假定黑板與地板之距離的標準如下：幼稚園及一年級，二十四寸；二、三、四年級，二十六寸；五、六年級，三十寸。」

育人之道

作為校務工作的關鍵，劉百川對「訓育」很是在意。所謂「訓育」，即對學生品德的訓練和培養。訓育的制定和實行，實際關係到附小的未來：受其熏陶的學生，終將接受社會的評價，而這正是對附小工作的最好檢驗。

因此，該項工作從上任伊始便被列為重中之重。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非常詳盡的訓育標準，從「不撒謊」一直延伸到「愛護國家」。

根據學齡的不同，它們又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無處不透露出性格塑造上的深謀遠慮：「別人問到什麼事詳細告訴他」「對工人平等看待」「輔助殘疾和弱小的人」「遵守合法的裁製」「常做正常的娛樂」「做別人不敢做的好事」「愛護團體的名譽」……

至於具體執行，劉百川放棄了鋪天蓋地的口號和灌輸，用制度的力量取而代之，最終，「國民素養」將被融進學校——對於整個附小，這將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變革：

「指導兒童實踐的時候，可由兒童自己反省，可由兒童互相報告和全面，也可由教師講解條文的意義和實踐的方法，讓兒童去練習。考察兒童實踐的結果，適用下列的方法：

（甲）備具記載簿一冊，簿內開列訓育標準之條文及兒童姓名；（乙）發現有兒童違反訓育標準時，即於簿內再記一次，連續發現數次，即記載數次；（丙）一學期終了，發現最少者，性行成績最好；（丁）依發現次數之多寡，評定各人性行的成績，分優上中下劣五等，各等級的人數可佔全人數百分之若干。」

故者之思

據劉百川在日記中所言，雖然落榜者稍有怨言，但錄取的整體效果，依舊是令人滿意的，而新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一點：越是窮人的子弟，成績優秀者越往往有之。

或許在這些志氣昂揚的孩子身上，隱約能看出他當年的影子，而社會的前途，也正是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才顯露出一絲進取和朝氣蓬勃。

開學之後，附小一切進展順利，然而9月6日，日記已出版的部分卻戛然而止，據劉百川的解釋，中斷的原因僅僅是紙張用盡了。然而事實或許更加嚴峻，不到兩周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使「教育強國」成了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

正如趙欲仁先生在《小學最低限度行政標準》中所言：「德有克虜伯，能使本國軍械甲於世界，雄視全球；法有巴斯德，能使釀酒造絲等業，特別穩固，國富頓增；美有愛迪生，能使事物日異月新，開闢無數利源。」

而在民國教育者的眼中，中國自己的克虜伯、巴斯德、愛迪生，正是將通過逐漸完備的基礎教育體系，選拔、培育和脫穎而出，這些有用之才將構成一股力量，將黑暗和腐朽一掃而空，國難當頭，或許是赤子之心殷切，劉百川和上級才急於將上述心得整理並付梓。

在接下來的兩年，劉百川全身心地投入校長的工作中，1935年被派往鎮江大港鄉村教育實驗區，任實驗區主任，在此期間參與組織了「中國教育研究社」。

解放後，劉百川擔任江蘇師範學院教授、教育系主任，1971年去世前，他不顧病重寫下了最後一篇文章《任重道遠》，它的結尾「教學不已，闔棺乃止」後來成了劉百川的墓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