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李鴻章、張謇三人的關係恩怨是非

李鴻章

翁同龢的一生，在兩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一件是中日甲午戰爭，一件是百日維新運動。而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關係有人認為是政見不合而非私事。那麼翁同龢、李鴻章、張謇三人關係到底如何？

張謇與翁同龢關係，學界爛熟於心。張謇甲午年恩科大魁，與翁氏力薦有莫大關係，而此前翁氏為求張謇脫穎，竭盡心力，一二再四五，古來少有，其情動人。後來張謇為報師恩，真情涌動，亦有故事日記可索，至建望虞樓為高潮。而今蘇通大橋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間，望虞樓已成歷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時。

張、翁結緣，最早是在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試期間，翁時任副主考，與主考潘祖蔭力爭將張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龢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鄉試正考官，典試山西。其後數度涉及文衡，屢任考官，門生故舊遍布朝野，可謂閱人無數。張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獲翁氏青睞，尚有深層原因：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出兵進抵仁川。為阻止日本吞併朝鮮，淮軍將領吳長慶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勢，張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隨行至漢城。兵變平定，張謇居功至大，因身處政治風暴中心，張謇撰寫的《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後六策》等政論，極力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條分縷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龢在內政界高層注意。其實此時，張謇已入翁同龢法眼。時間應在1885年順天鄉試前三年。

此時，丁憂期滿歸京的李鴻章對張謇之態度向受史家關注。其實，李鴻章對張謇當時並無太大成見。據張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記：「與枚生訊，辭合肥相國、振軒督部及延陵合薦。」[作者註：《張謇全集》第六卷]，合肥相國等三人，即李鴻章、張樹聲和吳長慶。張、吳二人保薦張謇等赴朝立功人員，李鴻章是願意領銜合薦的。此其一。其二，張謇所著《朝鮮善後六策》由張樹聲之子張華奎抄錄並在京中散發，翁同龢、潘祖蔭和寶廷等朝中要員均已看到，又為滿員寶廷「采以入告」，致驚動慈禧，親向總理衙門和軍機處垂詢，此舉自令李鴻章措手不及且視為越軌，乃有「嗤為多事，擱置不議」之說。

翁同龢

其實，事過境遷，李鴻章這一面，仍存愛才之念，用才之心。越兩年，1884年秋，張謇料理吳長慶喪事歸里，時任兩廣總督之張之洞有延攬意，因張謇系淮軍吳長慶舊屬，乃央李鴻章轉達其意，鴻章命袁子久（保齡）具體執行。《張謇年譜 甲申七月》記：「北洋又以粵督六月之託，屬袁子久見招，子久並述北洋意，亦辭。」李鴻章原是受張之洞托為之延攬，說辭中卻夾帶私貨，媒人換做下聘人了。張謇與劉厚生交談時說得更為具體：「派人坐一輪船，沿渤海口岸遍詢從奉天省南下輪船中，有則請其赴京，並述北洋延攬之意。」求才若渴之意畢見，自非今人可思。之後，便演繹出張謇「南不拜張，北不投李」故事。

對於李鴻章，張謇心情有複雜之兩面。1911年，時隔近三十年，張謇在致東三省交涉使韓國鈞信中說：「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武壯公援護朝鮮，即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援漢玄菟、樂浪郡倒，廢為郡縣；或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其自改，而為練新軍，聯合我東三省為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復琉球，時張靖達公回粵，李復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作者註：《張謇全集》第一集]。足見壬午、癸未年以來，歷歷諸事，一路演變，大不盡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國家元氣大傷，於張謇而言，可謂無一時不能忘記。此痛惜遺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懟也。此為張謇對李鴻章態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識才、惜才、用才之心，作為當事人的張謇應是心存感佩，他在《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滬上時，見故人束畏黃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又復勸駕，重以前說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於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可以想見，在羅致人才這一點上，李鴻章與翁同龢有一樣的胸懷和眼光，張謇是深為所動的。如此，在對張、翁和張、李關係的認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學人把目光停注在張與翁惺惺相惜、師恩難忘上，其路徑不失可取。知恩圖報，是張謇作為「士」的基本品格，不僅於翁同龢，於吳長慶、趙菊泉、孫雲錦等皆是如此。然僅裹足於此看問題，則是低估了張謇和翁同龢這兩位晚清重要歷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實，張、翁和張、李關係之分野主要還在政見異同上，這比較符合這三位歷史人物真實的政治品格。

張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