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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導」林兆華: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

「大導」林兆華: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



「一個排戲的人。」這是林兆華荒蕪兩年半的微博上的自我介紹。

文張弘


圖尹夕遠


編輯方奕晗


2016年10月13日,第四屆烏鎮戲劇節開幕式,80歲的林兆華被攙扶著走上舞台。按照傳統,每次戲劇節都會邀請一位戲劇大師擔任榮譽主席。前三屆的榮譽主席分別是國際著名戲劇導演羅伯特·布魯斯汀(Robert Brustein)、尤金尼奧·巴爾巴(Eugenio Barba)和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第四屆是林兆華,中國當代戲劇界最重要的導演。

林兆華在戲劇圈被稱為「大導」。至於為什麼,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主持人黃磊和孟京輝遞過話筒,賴聲川在一旁充當現場英語翻譯。林兆華開口:「我見了人多就不會說話。」黃磊說:「那您就誇我。」林兆華停頓了兩秒,說:「你們倆(黃磊和孟京輝)相聲說得挺好。」


兩個月後,2016年12月14日下午,在北京朝陽公園附近一處公寓——林兆華的兒子林熙越公司所在地,《博客天下》記者再次見到林兆華。他穿一條寬鬆的灰色運動褲,紅褐色的毛衣外裹著輕薄款黑色羽絨服,外面套一件深灰色抓絨衣,雙手揣在口袋裡。幾天前,他導演的民俗喜劇《仲夏夜之夢》剛剛結束演出。

「大導」林兆華: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


2016年12月,林兆華在兒子的公司


沒等記者開口,林兆華率先發問:「我先訪問訪問你們,你們幹嗎訪問我呀?」


排戲的人


「一個排戲的人。」這是林兆華荒蕪兩年半的微博上的自我介紹。


這個「排戲的人」是劇作家曹禺口中「時代的驕子」,是業內公認的「戲劇藝術革新家」。在媒體和公眾眼裡,他是中國小劇場的開創者,是北京人藝的頂樑柱,是最受國際青睞的中國戲劇大師——儘管他自己並不認同「大師」的說法。

在排練場,林兆華從不正經坐著。他喜歡吃水果和零食,經常會嚼著香蕉、牛舌餅在劇場來回走動,看似不正經排戲,其實哪個演員表演有問題,他都知道——他會走到演員旁邊,在耳旁悄悄說幾句。


在林兆華工作室待過3年的演員閆楠告訴《博客天下》,「大導」不喜歡戲太像戲。有一次演員穿了新設計的服裝上台,林兆華說這太「像模像樣」,讓演員把上衣和褲子換掉,隨便換一件生活中穿的。「旁邊不知誰說了一句,『大導,人家設計師是認真設計的,你聽聽人家說的』。大導回答『就不聽話』。」


林兆華是個新潮的老頭兒。他用最新款的iPhone7手機,讀亮黃色封面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1》,聽交響樂,也聽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搖滾。


攝影師高原的影集《把青春唱完》中有一張照片,穿著淺色寬大襯衣和黑色肥腿褲的汪峰,在話劇《浮士德》的舞台現場演唱。那是1994年,23歲的汪峰還是中央音樂學院學生,鮑家街43號樂隊剛剛組建,風格前衛的林兆華選中他,為自己執導的這部實驗性質的作品製作音樂。

「他現在成明星了?哎,他們火了,我們找他拉贊助去啊。」林兆華轉向坐在旁邊的林熙越。


錢,是林兆華這些年面臨的一大障礙。2010年,他開始鼓搗「林兆華戲劇邀請展」,希望以個人名義發起劇展,「請大家一起玩玩」,交流交流戲劇。被請來「一起玩玩」的,包括英國戲劇大師彼得·布魯克、波蘭戲劇教父克里斯蒂安·陸帕、德國戲劇導演托馬斯·奧斯特瑪雅……


辦邀請展每次都虧,往往是剛把前一年的錢還上,就馬上開始籌備下一屆。2013年乾脆停辦一屆,2014年,因為得到天津大劇院的支持,邀請展從北京轉至天津——但仍然在虧,2015年虧了近70萬元。


身邊人不願把戲劇之外的瑣事說給林兆華聽,他偶然問起,知道虧了錢,賭氣說要停辦,還要解散工作室——但至少現在,一切都還在照常運轉。2017年3月,邀請展辦到第7屆,開幕大戲是俄羅斯導演列夫·朵金的戲劇作品《兄弟姐妹》。


怪味豆


這顯然不是林兆華第一次虧錢。


2012年,林兆華應邀參加香港藝術節,作品是《山海經傳》。這部戲由70餘名非專業話劇演員出演,融入華陰老腔、皮影戲、現代舞及貴州民間造像等傳統元素,以民間藝人說書的形式貫穿中國遠古神話體系,「用近乎遊藝的方式演出,在劇場里造成趕廟會一樣熱鬧的氣氛」。


韓江是該劇投資人。他告訴《博客天下》,做這齣戲之前預計到會虧,最終算下來,投進去240多萬元,虧了160多萬元。「沒有林兆華,我可能不會留在這個舞台。」韓江這樣解釋此次合作的原因。


他說,《山海經傳》是林兆華對夢想的實踐,「在探索中國戲劇的出路——完全紮根中國民間藝術,打破表演程式,用傳統方式建構新表演。」


上世紀80年代,不按套路出牌的人會聯手,做出點不一樣的東西。「恰恰是不按套路寫的劇本,給了我很大的挑戰和刺激,逼著我去找不同於一般舞台的表現形式。」林兆華說。


1982年,基於編劇劉會遠的故事寫出的劇本《絕對信號》,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列火車尾部的車廂里,展現了失業青年黑子被車匪脅迫登車作案,從內心充滿矛盾到同車匪決裂的過程。因為出現「失業青年」這個當時非常敏感的詞,劇本沒有通過。後來,林兆華把故事的主題解釋成「拯救失足青年」,人藝藝委會才勉強放行。


《絕對信號》的演出被安排在人藝一樓的小排練廳,沒有對外宣傳。當時還是《北京晚報》記者的過士行現場看了這部戲。他向《博客天下》回憶,舞台上沒做景,只是用燈光箱當車底,釘了個梯子,放了一張小桌、三把椅子,中間還有個工具箱。舞台上沒有追光,林兆華就用裝著5節電池的大手電筒自己打光。


落幕後,全場一片寂靜,半天沒有人說話。老演員田沖率先表態:「北京人喜歡吃一種鐵蠶豆,甜酥蹦豆,四川有一種怪味豆。我們就把這部戲當怪味豆吃,其實也不錯。」


不久,應觀眾要求,這部戲被安排在人藝三樓宴會廳演出,一連演了159場。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中國的先鋒戲劇誕生了」。


那年,林兆華46歲。


《絕對信號》後,林兆華導演了《車站》和《野人》,其間還排了農村題材話劇《紅白喜事》和《狗兒爺涅槃》。1987年,林兆華開始把目光轉向經典劇目。


再排一個


排演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前,林兆華參加了一場葬禮。


上世紀80年代,「實驗戲劇」是個熱詞,業界有「南胡北林」的說法——上海的胡偉民和北京的林兆華。胡偉民曾多次跟林兆華提起,一定要排《哈姆雷特》——直到1989年去世,他這個心愿也沒能完成。


當時已升任北京人藝副院長的林兆華在胡偉民的追悼會上說了一句話:我一定要排《哈姆雷特》。戲劇評論家童道明回憶,林兆華是個硬漢子,但那天哭得像個小孩。


「那時候,作品才稍微具有當代戲劇的味道。如果我們只用大眾化的戲劇來吸引觀眾,結果就是審美降低。」林兆華意識到,在劇院原有體制下,有些東西根本實現不了,也不可能實現,甚至會「給劇院帶來麻煩」。



「現實主義創作」是人藝的根基,林兆華卻像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他特別煩那緊箍咒,看著妖魔鬼怪,看著不公道,看著假醜惡,他老想舉棒子。他想成佛,又不知道自己怎麼成佛。」合作26年的演員濮存昕對《博客天下》說,林兆華到了這個級別,看到藝術的基因在傳承中有問題,必須要創新,不能繼續這樣。



1990年,林兆華成立工作室,集結易立明、牟森、倪大紅、曾力等一批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年輕人。工作室的第一部戲就是《哈姆雷特》。


1990年秋冬之際,話劇《哈姆雷特》在北京電影學院小劇場上演。舞台上掛著一塊骯髒褶皺的黑灰色幕布,頂上吊著5個時轉時停、殘破不堪的電風扇。一把從北京胡同淘來的廢舊理髮椅就是國王、王后的御座。舞台上沒有其他道具,演員們穿著自己平時的衣服,需要王冠、佩劍時,就用動作憑空表演出來。最大膽的是,國王和大臣波格涅斯都會突然變成哈姆雷特的角色,對著舞台下說話。這是林兆華想借話劇說出的「第二主題」:人人都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在北京電影學院內部演出7場。德國慕尼黑藝術節藝術總監看過後,邀請他們到戲劇節演出。但當時相關部門沒有允許,理由是:這部戲是「私人小集體」的演出,出國沒有先例。


沒有先例,這似乎是每個具有創造力、不斷尋求突破的藝術家都繞不開的一道坎兒。


上世紀90年代,北京人藝一度只能反覆演出保留劇目,很長時間一台新戲也沒有。1993年,話劇《鳥人》上演的消息一經發布,等著買票的隊伍從售票廳一直排到劇場北側的報房胡同——這部戲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公演了100多場,轟動一時。


這是57歲的林兆華和41歲的過士行第一次合作。此前,過士行寫了《魚人》,一部具有寓言性質的話劇。剛寫完他就跑到林兆華辦公室念劇本,林兆華鼓勵他:你就放心寫,別考慮呈現的問題。


結果,《魚人》沒能通過劇本審查。


《鳥人》最開始也沒通過審查。後來趕上劇院領導班子換屆,主創人員又想辦法把題材往弘揚民族文化上靠,這部劇才最終被搬上舞台。接著,林兆華又與過士行合作了《棋人》,講述一種「投入全部生命能量,連骨頭都不剩的生死博弈」。


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棋人》演完,一名觀眾來信:林兆華你要懸崖勒馬。林兆華的應對方式是,面對批評言論,從不辯解。「他就4個字:再排一個。」過士行對《博客天下》說。


「歪才」


林兆華最喜歡的導演是被公認為戲劇革新家梅耶荷德。這個生於1874 年的俄國導演提出異於傳統寫實主義的「假定性戲劇理論」,並因此被指責為「形式主義」。 1938年,蘇聯政府關閉梅耶荷德劇院,梅耶荷德本人也於1940年殉難。那一年,林兆華4歲。


1936年,林兆華在天津出生,父母給他取名「林常立」。在他之前,家裡原本還有一兒一女,但都不幸夭折,所以這個一定要「立」得住。幾年後,父親丟了工作,家道中落,於是父母給他改名「兆華」——兆,是吉祥的意思。誰知家境仍然沒有改善,父母又要給他改名,想把「兆」改為「振」。這次林兆華不幹了,才算保住自己的名字。


上小學時,林兆華不喜歡讀書,愛玩兒,6年小學讀了8年,15歲才上中學。升入中學,他曠課、打架、不做功課,經常被學校扣留,母親到學校領他的時候,他還在操場玩。上了幾天中學後,林兆華就到五金機械公司當練習生,看器材。在《導演小人書》中,林兆華談到自己年少時的經歷,感慨「每天做同樣的工作太煎熬,心煩,吃不好睡不好」。


公司宿舍一樓是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歌舞團排練場,林兆華受了影響。後來天津業餘青年歌舞團招人,他考上了,演話劇和小品。1956年,林兆華到八一電影製片廠當錄音助理,第二年,國務院下發文件,號召在職幹部報考大學。「當時就想上大學,不管上哪個。中戲最好考,只要表演過關,文化課好說,再加上當時看了一場北京人藝的《駱駝祥子》,話劇挺不錯的。」


1957年,林兆華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進了戲劇學院,沒感覺是上大學:1957年反右運動、1958年大躍進鍊鋼鐵、修十三陵水庫、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兆華在《導演小人書》里寫道,當時不是勞動就是開會,只有一本講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次思想改造談話後,林兆華被視為「只專不紅」和「自由主義」的典型。同學看他性子野,給他取外號「自由哥薩克」。


四年後,林兆華以畢業大戲《羅密歐與朱麗葉》(飾演羅密歐)和一份寫羅密歐人物塑造的論文畢業。1961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人藝當演員。


他在幾齣意識形態濃厚的話劇里跑龍套,沒多久,「文革」來了,人藝全院下鄉改造。他因此有機會跟刁光覃、于是之、藍天野、英若誠同吃同住同勞動,閑下來就一起聊戲劇。「文革」結束,趙起揚成為人藝院長,林兆華被提拔成導演——他說自己不做演員是因為嗓子條件不好。


林兆華先是跟著前輩打雜,後來獨立導演了兩部主旋律話劇《為了幸福乾杯》(1980年)和《誰是強者》(1981年)。《誰是強者》的演出得到《人民日報》大半個版面的肯定。看完戲,當時負責劇院劇本創作的于是之說:「這小子有點兒歪才。」


為什麼不敢動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林兆華63歲。人藝給他派任務:排劇院經典話劇《茶館》。


「排《茶館》,越想越是件挨罵的差事,動人藝老祖宗的東西顧忌特別多。」林兆華曾經表示,自己最開始的設想是排一出跟老導演焦菊隱不一樣的戲:在舞台上掛起大竹帘子,不換景,讓叫賣聲、手工製作的圖景從帘子後面透出來;整個茶館有些傾斜,舞台上只有9張桌子;刪掉群戲,讓焦點集中在三個老頭兒身上,表現他們的意識流動——可以讓王利發回憶過去的事、進入過去的生活,再回到現在;表演和舞台可以更自由,結構上也不見得從第一幕開始。為此,林兆華找了姜文、葛優、李雪健等演員。


這一切都停留在設想階段,「沒敢做」,最終還是按照焦菊隱的版本復排。《茶館》上演後,林兆華給自己打60分:還是延續過去的,沒什麼新東西。

「大導」林兆華: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



後來這部戲到各地演出,林兆華服從安排,只要求不署名,「那是焦先生的,我只是復排表演指導」。在此後的採訪中他多次提及:「多年不敢動《茶館》,我覺得這是中國戲劇的恥辱。為什麼不敢動啊?」


如果有機會擺脫束縛,由著性子來,林兆華屢有驚人之舉。《茶館》之後,他選擇魯迅的《故事新編》下手。


演出場地是北京南城一處廢棄的工廠車間,幾個大汽油桶做成煤球爐造型,地上鋪了70多噸煤球,還有做蜂窩煤的機器。林兆華沒有給演員劇本,只讓他們讀魯迅原作,找到最有觸發的段落和語言,再自己加工,各自演繹。


這樣的做法很符合林兆華一直提倡和追求的「不像戲的戲,沒有表演的表演」。他說:「我們現在的戲劇太正兒八經。戲劇形式從根上說是群眾娛樂,娛樂中受教育,太正經了,是因為你學的都是最高任務,主題思想。」


60歲那年,林兆華得了帶狀皰疹,在家卧床休息。他突發奇想,把契訶夫的《三姐妹》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放在一起。兩年後,林兆華借了16萬元,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該劇海報上印著這樣一段話:一部戲劇應該是舞台藝術家以極致風格衝刺的結果,這部戲努力這樣去嘗試。


那些年,他越玩越嗨:他讓演員正對觀眾做出上廁所的姿勢(《廁所》 2004年);他把舞台幕布降下一半,營造壓抑氛圍,後排觀眾甚至看不到舞台的後半部分(《伊凡諾夫》 2011年);他把老藝人請到舞台上唱秦腔(《白鹿原》2006年)……


至於這些想法從何來,他一貫的回答是:「我是個沒有理論的導演,我做戲都是憑直覺。」


表達的自由


退休多年,林兆華每周還是會到人藝看看。那裡至今為他保留著辦公室——位於辦公樓三層、門口掛著東北印花土布的房間。在人藝當了14年副院長,除了排戲,林兆華別的幾乎不管,得了「業餘院長」的外號。「院委會、藝委會,一天到晚都是會,東拉西扯就是四個多小時,但很少談戲劇。一開那些沒用的會,我就蹲在一個角落,盤算我要做的事,或者不想事,練道家坐禪,好像在認真聽。」在《導演小人書》里林兆華寫道。


2014年,林兆華出了兩本書,書名都叫《導演小人書》。一本薄的,是他閑來無事的小記錄;一本厚的,964頁,記錄整理了他做戲、看戲的經歷。薄書的封面上印著幾行燙銀文字:中戲是我的母親,人藝是我的父親,但是他們都不愛我。誰叫我是個「逆子」呢?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逆子」也習慣了自我審查——現在,林兆華是人藝藝委會成員之一。前不久,他拿到一個反腐題材的劇本,本子很好,可他心裡清楚:演不了。


2007年,71歲的林兆華導演《大將軍寇流蘭》。他相中了劇本里的一句話:真正的英雄是被自己人殺死的。林兆華說,這是他近幾年排過最舒服的一齣戲。


變化也與年齡也有關。談及林兆華,濮存昕有一種隱憂,「記得有一次他生病,還得來劇院排戲。那兩天他騎不動自行車,從傳達室往樓里走,走得很慢,看他那個瘦瘦的、一步一晃的背影,我突然有點兒感動……」


韓江明顯感覺到他跟林兆華的合作分為兩個階段,轉折點出現在2009年,林兆華一次身體不適之後。他在家歇了一段時間,韓江再看到他時,容顏都變了,「後期的大導更隨性」。


2016年,林兆華排了兩部新戲。除了「沒當戲來做的」《仲夏夜之夢》外,還有一部「不是戲的戲」——《戈多醫生或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寫的是5個自認為戲劇大師的精神病人和一位醫生在舞台閑聊爭論。

「大導」林兆華:渴望摘掉緊箍咒的孫猴子



林兆華與兒子林熙越,聯合執導《戈多醫生或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


在林熙越看來,排《戈多醫生》是林兆華想表達對中國話劇的態度。體制、市場、創作空間……種種限制讓他常常有一種無力感。


兒子說話時,林兆華的眼睛看向另一側,一言不發,不是搗鼓一盒果仁,就是翻翻雜誌、擦擦眼鏡,像一個想吃零食卻沒有被家長允許的小孩。


記者問林兆華:「您聽到他剛剛說什麼了嗎?」


「我沒聽到,各有各的想法,你就聽,誰也代替不了誰。」


製作人劉洋告訴他,有地方冒用林兆華工作室的名義搞演出。他的反應是:「愛怎麼用就用吧,現在沒別的了,就一個名還有點用。所以我這段時間跟過爺(過士行)趕緊寫東西,現在還有點激情,過一陣沒激情,就不想排戲了。」


林兆華現在的心愿是好好休息,但他不懂如何含飴弄孫。他想培養點諸如寫字、喝茶之類的愛好,但都不會,只能「早晨起來溜溜達達,吃早點,然後瞎看書,能寫兩句就寫,不能寫就繼續看」。


林兆華在家話不多,與家人的交流也很少,父子倆最親密的動作就是分個橙子吃。林熙越開了一家傳媒公司,叫「九樂映畫」,林兆華每次都說成「七彩雲南」。


2015年年底,45歲的林熙越首次執導話劇《青蛙》。林兆華看完整場演出,走齣劇場,衣服鬆鬆垮垮的,走起來袖子里兜著風,像個前朝遺老。一群記者圍上去,攝像機、話筒、錄音筆正對著他,等著他說點什麼。


林兆華撥開人群,走到兒子面前:「我餓了」。林熙越帶他到房間里搜羅,再出來的時候,林兆華手上和兜里揣滿零食。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總第236期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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