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蔡駿：一個懸疑作家的虛構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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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北京，氣溫零下十幾度，天色陰沉，醞釀著風雪。人民大會堂前的廣場上，蔡駿和來自上海作協的作家團拍照留念。中國文聯第十次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即將舉行，來自全國的作家、演員、導演等文化工作者雲集於此，等候聆聽最高指示。蔡駿以作家的身份，從上海趕來。

鏡頭中，蔡駿穿著黑棉夾克，笑容拘謹，像是被家長強行拉來展示才藝的孩子。他依然沒能適應人群。拍照時，他上身挺直，站姿如軍人；需要笑的時候，他嘴角緊緊地抿著，臉頰上的肌肉全然未被牽動。由於眾所周知的內向，同來的作家陳村提醒他，「要稍微主動一些」。

蔡駿聽從了陳村的勸告。遇到人時，他開始主動打招呼，「舒婷老師，你好」。而最大限度的主動則是，在電梯上遇到遲子建，抿著嘴半天才說一句，「遲老師，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這位「中國懸疑第一人」，38歲了，依然不時透出對現實的不適應。唯在自己營造的懸疑世界裡，他才更為自如從容。

自2002年第一本小說《病毒》出版之後，他幾乎保持著每年兩本的寫作速度。《荒村》系列是蔡駿標籤化的開始。這則短篇最早發表在《萌芽》，反饋不錯。隨即，蔡駿將之改編為長篇小說。如今，「荒村」這個虛擬的地點，已成為懸疑文學領域的經典符號。

過去，虛擬一直是蔡駿寫作的主題，直到2011年《謀殺似水年華》，現實的比重突然增加。

蔡駿最新的一本書是《最漫長的那一夜》。這本由短篇故事構成的作品，延續了以往的懸疑風格。意外的是，除了那些一眼被看穿的、刻意設置的離奇情節，這部作品中大部分的情節，都來源於現實：《老閨蜜的秘密一夜》取材於文革，大時代下，每個人無可倖免地滑向各自的命運；《珂賽特的眼淚石一夜》寫一名留守的女孩，她有一個位於中國偏遠地域的故鄉，一位遠在東莞的母親……

蔡駿將之稱為「社會派懸疑」。這個詞語源於日本，主張寫作對現實社會的干預，常常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東野圭吾、松本清張均是代表。

蔡駿常提起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漫步於上海街頭，蔡駿有時覺得自己身在1832年的巴黎，冉·阿讓、珂賽特、沙威出現在燈火輝煌的街頭，匆忙而過。這座容納2500萬人口的巨型城市，讓大多數人的存在與消失，都構不成增量或者變數。

「荒草隱蔽，雨露沖洗」，沒有冉·阿讓的巴黎灰暗依舊。但蔡駿無法忽略這些隱匿於繁華，成為城市背景色的小人物。

「或許是因為我沒有接受過精英教育」，蔡駿將寫作上的傾向歸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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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駿

一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潼路799號的過街樓，承載了蔡駿童年的大部分記憶。他時常一個人爬上長而陡峭的木質樓梯，趴在閣樓的「老虎窗」上。遠處是層層疊疊的瓦片屋頂，長著瘦瘦的野草，偶有成群的鴿子呼嘯而過。從閣樓地板的縫隙，能看到過街樓下的人來來往往。來自於閣樓的疏離感，構成他對世界最早的觀察。

蔡駿是那種最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身量瘦小、沉默內向，成績不好不壞，常坐在班級的後排。中學時，他喜歡一位年輕的音樂老師，被老師點名唱歌時，同學都唱《新鴛鴦蝴蝶夢》這樣的流行歌曲，他獨自唱了《我的祖國》，唱了一半就臉紅著不好意思唱下去。直到學期結束，他也未能讓音樂老師知道自己會吹笛子。

蔡駿的寫作始於15歲，和一本藍色封面的記事本。叛逆讓原本靦腆的少年初嘗孤獨與憂傷。他沒什麼朋友，上學路上常常一個人。雖有同學一起玩紅白機，一起踢足球，但他仍覺得孤獨。一次，看到牆上相框中，母親抱著年幼的自己對著鏡頭笑的黑白照，他忽然問自己，我是誰？

街角的遊戲廳已不能吸引他，那些花花綠綠閃著光的機器，他一次都不曾玩過。讀書和寫作，成了他唯一的樂趣。

從家裡翻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看，從學校小圖書館裡翻到的《福爾摩斯探案集》也看，周末，他還會跑到靜安區圖書館翻期刊。身上帶著那本藍色封面的筆記本，每周寫三首詩，也寫自己的孤獨心事。藍色的本子寫滿了，就換了黑色封面的本子，寫了好幾大本。

中學畢業後，蔡駿沒考上上海美專，轉而去郊區的一家職業學校讀電報專業。還沒畢業，電報技術便被淘汰，熟記的兩千多個中文電碼毫無用武之地。畢業後，他被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坐在郵局的小窗口內填單子。

那年，他19歲。每天接收著寄往世界各地的包裹，快遞單上的地點對蔡駿來說，異常遙遠。那是他最灰暗的時候，一個人上班，一個人下班。

小小的郵局裡，他像一個釘子一樣被釘在小窗口的後面。事實上，在龐大、秩序嚴格的國企內，個人幾乎無法擺脫同樣的命運。「我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的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的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失去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

被困郵局的日子裡，小窗口前無人排隊時，蔡駿就抱著一本小說。下班後，也常一個人待在思南路圖書館的頂層，對現實生活毫不在意。

這段經歷，後來被寫進蔡駿的小說。在虛構的情節里，他遇到了一位叫做「卡佳」的老太太。卡佳才華橫溢，卻由於弔詭的政治邏輯成為一位公交車售票員，年復一年地在相同的線路上來回往複，像被懲罰的西緒福斯。

卡佳是另外一個蔡駿，被縛在平庸的生活中，卻擁有著不為人知的執念與夢想。「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的人啊，你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這是卡佳，也是蔡駿。

二

蔡駿在小郵局裡填快遞單時，一個叫朱威廉的人剛建了個叫「榕樹下」的文學站點。「榕樹下」是一代文學青年的記憶，慕容雪村、寧財神、李尋歡、今何在、郭敬明、安妮寶貝等都曾聚集於此。熱愛文學的人像星星一樣散落在廣袤的大地上，榕樹下則把這些星星聚集起來，燦若銀河。那是1997年，蔡駿剛剛職校畢業，正坐在郵局窗口收銀。

被釘在郵局的第三年，蔡駿發現了榕樹下。他興奮地一頁一頁翻著帖子，最終決定把自己寫過的文章發上去。2000年的平安夜，榕樹下在上海美琪大劇院組織聚會，躲避人群的蔡駿意外地去了。南京路上，一群年輕的男男女女在冬日清冷的暮色里，很是熱鬧。蔡駿第一次見到那個叫做「23」的姑娘。

在榕樹下，蔡駿是人氣作者，見面卻依然是那個說話就會臉紅的靦腆少年。此時，蔡駿剛剛拿到貝塔斯曼人民文學新人獎。在IRC（當時的聊天軟體）上，他跟「23」較真說，自己能寫出鈴木光司《午夜凶鈴》這樣的作品。始終在不好不壞的及格線上遊盪的蔡駿，在寫作上有著意外的好勝之心。

第一篇懸疑小說取材於一個叫做「女鬼」的病毒。「女鬼」在入侵個人電腦之後，會導致電腦黑屏，隨之在屏幕上出現女鬼的頭像。蔡駿的電腦並未被「女鬼」入侵。靠窗的書桌前，他的手指上下跳動，腳邊伏著一隻叫貝克漢姆的沙皮狗。幾個月後，蔡駿寫完了《病毒》。這個故事有明顯模仿《午夜凶鈴》的痕迹，從電腦屏幕中出現的千年古屍和貞子的出場方式類似。

《病毒》在榕樹下反饋不錯，不久便有出版社的編輯找到蔡駿，2002年《病毒》出版。這一年，他一共出版了3本書，《病毒》、《詛咒》和《貓眼》。「懸疑小說」逐漸成為蔡駿的標籤。他介意自己被束縛在標籤里，卻又因為市場的需求不斷地重複。荒村、古墓、兇殺、廢宅……這些特定的意象，構成了蔡駿的懸疑世界。

在寫作上，蔡駿對自己近乎嚴苛。他從不熬夜，任何時刻坐下來就能寫，堅持每天都寫。最快時，一天能寫近萬字。他也不抽煙喝酒——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厭惡抽煙喝酒，不依靠外在的刺激賦予靈感。他將寫作變成一件完全職業化的事，勤奮、剋制、自律。即便在參加作代會的7天里，蔡駿依然每天都寫一點。

如今，蔡駿的小說累積銷售已超過1000萬冊。「中國懸疑第一人」的名下，是巨大的商業價值。除了小說，他發在博客和微博上的隨筆、影評、書評也被編輯成冊——《蔡駿隨筆集》。腰封上印著卡佳對蔡駿說過的話，「在寫作這條路上，你可能會很有成就。但要記得，絕不能輕視任何人，就像決不能輕視自己那樣」。

三

「蔡老師在文學上很有野心」，與蔡駿共事半年的王輝城說。蔡駿的短篇《珂賽特的眼淚石一夜》獲得郁達夫文學獎提名，他剛去了富陽領獎。他的另外一個短篇《北京一夜》則被金宇澄放在《上海文學》的封面。獲知被小說被《上海文學》選用是在一天中午，「我獨自在家吃午飯，一邊吃一邊掉眼淚。不為別的，只想要證明自己」。

在《謀殺似水流年》後，蔡駿越來越多地將自我表達融入離奇的故事。這種自我表達在《最漫長的那一夜》密集地出現。

他寫被文革左右命運的人，寫背誦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名言的童年，寫第一代也是最後一代獨生子女的孤獨，寫公共事件……他將自己重新命名，隱藏在每一個節奏明快的短篇故事裡，卻又呼之欲出。

蔡駿的辦公室風格混搭。一張茶案佔了一半的空間，古樸的木質桌子上放著白瓷茶具；牆上掛著四張照片，其中三張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另一張則是寫出《肖申克救贖》的美國作家斯蒂芬·金；辦公桌背面的書架上填滿他自己出版的書，中間則是一張紅底的切·格瓦拉照片。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斯蒂芬·金都是蔡駿仰慕的作家，切·格瓦拉則是其意識形態的啟蒙者。他認為自己是西方意義上偏向左翼的作家，他對掙扎於底層小人物的關注，便源於此。

在更早的時候，少年蔡駿從家裡翻出過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少年像一張白紙一般對著鴻篇巨製。那是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幾乎已是中國最繁華的城市。蔡駿住在老公房裡，家家戶戶都閉著門，同是鄰居卻不知對方是誰。

他會在位於三樓的陽台上站著，樓下是川流不息的人群。這是中國劇變的開始，80年代的迷茫與文藝，被商業的洪流席捲而去。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一段廣場的歷史被抹去。一個時代結束了，又一個時代開始了。

在他成長的時代，商業如同脫韁的野獸，生機勃勃卻又危險萬分。城市迅速膨脹，無數的人被綠皮的火車從鄉村帶到城市，他們如同風暴中的浪頭，一層一層地湧來，又一層一層地消失。在巨大的城市系統中，他們是歌女、保安、服務員、白領、農民工，他們被冠以群體之名，卻不曾留下任何信息。發展的速度讓人目眩，無數人被甩出運動的軌跡，不知所蹤。

天潼路799號的過街樓被拆掉了，蘇州北路小學變成燈紅酒綠的聲色場所，「所有人的故鄉都在毀滅」，記憶成了唯一的故鄉。

他將《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引渡到上海的蘇州河畔，讓雨果的巴黎在上海復活，這是他對世界最個人的表達，「沒有給窮人創造改變命運的環境，只把機會留給機少數人，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失敗」。

「十九世紀並不遙遠，在巴黎的窮街陋巷，大概也住滿了這些追夢的人。於連在德·拉莫爾侯爵的府邸抄寫情書；冉·阿讓守衛著他的珂賽特宛如吸血鬼不能走到陽光下，就像二零一六年歐洲的寒冬中，逃亡的阿拉伯難民——此時此刻，在這個剛剛開頭的世紀里，在中國的許多城市裡，上演著大體相同的故事。」

2012年平安夜，剛練完拳擊的蔡駿路過蘇州河。幾個年輕的男子站在欄杆邊，半個身子探出去，聲嘶力竭地吼著：「明年一百萬！」聲音在河面上起伏。他們是外來的打工者，職業多半是房產中介，沒有女孩陪伴的聖誕節，他們聚著喝酒，在艱難的生活中期望未來。遠處燈光燦爛，倒影在冬日的蘇州河裡。

這是最真實的上海。

在蔡駿7歲的時候，母親自考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成為單位里唯一一位擁有本科學歷的女性。這一年，蔡駿的命運被改變了。此時，被改變命運的還有一個叫韓寒的孩子。他的父親韓仁均是蔡駿母親的同學。這紙學歷證書讓韓仁均獲得了農轉非的機會。

而那本對蔡駿影響深遠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是母親自考的書籍。

「你永遠沒有機會去把握自己的命運，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懸疑。」蔡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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