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虛構和非虛構間尋找歷史真相

5月午後的單向街書店瀰漫著溫和寧靜的氛圍。室內坐滿了《辛德勒名單》的書迷、影迷和前來購書的讀者，托馬斯·基尼利坐在靠窗位置，富態的身體窩在藤條椅里。

他是澳大利亞最受歡迎、最多產的作家之一，出版了超過30部小說、戲劇和非虛構文學作品。1982年，基尼利憑藉小說《辛德勒的方舟》獲得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澳大利亞作家。

早在1978年，基尼利就作為澳大利亞政府澳中理事會奠基人之一訪問過中國。時隔多年，「澳大利亞文化周」來臨之際，他作為成員再次來華。基尼利說，和過去相比，現在的中國更加多元開放，充滿活力了。

他剛為讀者簽了《辛德勒名單》，此刻正笑容滿面地同紀錄片導演吳琦談話，接下來他們將有一場對話，主題是「找尋辛德勒的名單：小說與電影背後的歷史」。

從一隻壞掉的皮箱說起

要不是那隻壞掉的皮箱，或許就沒有後來的《辛德勒名單》，也就沒有被奉為經典的斯皮爾伯格的影片，更不會有對戰爭、歷史、人性、慾望等一系列圍繞這部小說和影片展開的討論。

那還是在1980年，基尼利發現箱子壞了，便去了加利福尼亞比弗利山莊的一家箱包店購買新皮箱。付錢時信用卡卻出了問題，他只好託人幫忙查詢原因，自己就留在店裡和店主利奧波德·普費弗伯格聊天，打發無聊時光。

那時，基尼利一部關於澳大利亞土著的小說《吉米·布蘭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被改編成了電影，他也隨著劇組在美國參加電影節。聊天的過程中，普費弗伯格發現站在面前的竟是作家和編劇，立刻興奮起來，詢問基尼利有沒有興趣聽聽自己的故事，接著帶他參觀了一間屋子，裡面放了許多歷史材料。在這些材料中，基尼利第一次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單」，普費弗伯格和他妻子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作為二戰時期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普費弗伯格認為這是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很久以前，他就希望作家可以把那段歷史寫下來，可一直沒能如願。

這很快引起基尼利的興趣，一時間很多問題湧向他：辛德勒為什麼要救這些猶太人？他的動機是什麼？堅持的力量是什麼？普費弗伯格為什麼如此執著地要求記錄這段歷史？甚至在辛德勒去世很多年後，這個願望也始終沒有退去……

普費弗伯格希望他可以將這個故事寫下來，基尼利答應了。

修改權交給「辛德勒倖存者」

聯繫和採訪歷史見證者的過程無疑充滿了挑戰。即便有普費弗伯格幫忙，即便倖存者希望將這段歷史災難呈現給世人，但面對基尼利這位「非猶太裔」的作家，仍有許多人很難敞開心扉。經過溝通，基尼利答應小說成稿後交由他們修改。於是，散居在澳大利亞、德國、以色列、奧地利、美國、阿根廷、巴西等7個國家的50多位倖存者逐漸將那段深藏於心的見聞和心路講述出來；普費弗伯格更是陪著基尼利實地探訪了許多原址，聯繫了奧斯卡·辛德勒的朋友，收集了關於辛德勒的大量信息。

「辛德勒倖存者」後來也確實對文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議，甚至連街道名稱也做了細緻的校正。基尼利明白，他們這種嚴肅的做法都源自希望將那段歷史真實地傳達出去，希望這部小說有足夠的說服力和真實性，成為一部具有歷史參考價值的作品，而不是僅僅供人消遣的讀物。

但作為作家的基尼利也深知：真相只可接近，永無抵達的可能。與之對話的吳琦也提到：一旦有文字涉入或出現特定的敘事視角，歷史真相就會發生扭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同一個歷史事件有不同的視角，這本身也是件很自然的事」。

事實上，歷史雖由無數真相組成，那些真相卻定格在過去，沒有人能像上帝一樣客觀地見證事件的全貌。後來者為實現「還原」歷史現場的目的，要靠著親歷者回憶和大量歷史材料，有時為了保證情節流暢度和結構完整性，更要使用到「想像」，如此才能「粘合」起歷史真相和文字表達之間的「空隙」。這或許有某種「不得已」，卻是「不得不」的做法。

但「猜測」的並不一定是「錯誤」的，想像雖然是「虛構」的，卻可以講述「非虛構」難以描述的真實。基尼利說自己曾研究過發生在世界各地的4場饑荒，發現饑荒產生的原因相似，人類的反應也很相似。這說明合理的虛構可以作為展現歷史真相、進行非虛構寫作的一種可行方法。

基尼利說，和自己其他小說不同，《辛德勒名單》是一部紀錄片式的小說，裡面的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他沒有做過半分虛構。此外，小說中的對話場景要遠遠少於描寫場景。有些倖存者講述了自己和辛德勒的對話，但這要斟酌後才能決定是否使用。小說中有一段辛德勒的獨白，基尼利也是做了很多考證，在有據可依的基礎上加入小說。這一切都是出於還原歷史真實的考慮。這份努力終究還是有了回報：成書時，除了一些在資料來源上挑毛病的美國學者和不滿於將「花花公子」辛德勒「美化」的辛德勒夫人，大部分人都很滿意。

劇本和小說：不同的寫作策略

推動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還是普費弗伯格。他認識斯皮爾伯格的母親，以後便常常遊說。斯皮爾伯格一開始是拒絕的，後來架不住普費弗伯格的軟磨硬泡，終於答應下來。當這部極具克制力、冷靜敘事的嚴肅電影出現在好萊塢眾多炫目商業大片之列時，幾乎所有人為之震撼。影片中那位走在殺戮中的紅衣小姑娘，作為黑白色調中的唯一亮點擊中了每個人靈魂深處最柔軟的所在。《辛德勒名單》更是席捲了眾多國際獎項，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這部電影非常有紀錄片的感覺，出現大量的情景，有很多字幕，很多鏡頭仿新聞資料的狀態……當時看了特別吃驚。」吳琦說。

基尼利提供的第一個劇本就是紀錄片式的。但當時斯皮爾伯格似乎並不滿意，「你必須考慮觀眾的膀胱」。他說：「劇本必須控制在一定的時間段里。」但基尼利並不想放棄對電影風格的堅持。後來，斯皮爾伯格採取了他的建議。

基尼利說，導演拍電影實在是個艱難的過程，因為要考慮和協調各種事務。小說寫作者相比起來就有些「孤立」和「高傲」了。因為小說創作面向的是作家熟悉的領域，處理的是獨特的生命體驗，因而寫作也是件很孤獨的事，意味著作家無法求助於任何人，要獨立克服寫作的「瓶頸」，調節心態，找到持續寫作的動力。

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基尼利還提到很多小說和劇本創作上的「衝突」。比如，他最初並不想捨棄小說中任何一個人物，但出於鏡頭表達的要求，不得不將三兩個人物的性格糅合成一個；再比如編劇注重寫作技巧，最核心的是表達的簡潔，小說寫作卻要使用各種方法用文字將形象和環境立起來。

從歷史到小說，從小說到影片，其間的衡量和取捨遠非這些對話可以表現，但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尋找真相的努力卻可以為人感知。這種動力源頭可以用《辛德勒名單》中的一段經典台詞進行解釋：「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今天將會被永遠記住。很多年以後，年輕人將會用崇敬和好奇來詢問今天發生的一切。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並且你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的，我們生活在歷史當中，作為某種「真相」，參與並建構著歷史。

《中國教育報》2017年06月05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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