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發布世界最早禁酒令：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酒誥》堪稱中國最早的禁酒令。

金文銘文拓本《大盂鼎》，銘文大致意思說，殷亡周興的原因之一是殷的文武百官肆意飲酒。

唐代每逢災異之年禁酒便屢見不鮮。

聯邦特工人員把威士忌倒入陰溝。

非法蒸餾私酒的團體。

年終歲尾，受中央「禁酒令」影響，今年很多政府部門採購酒水較之往年更為「低調」，數量及價位都比往年下降。其實，「禁酒令」進入歷史舞台時間久矣，是最古老的法令之一。雖然全世界不存在完全禁酒的國家，但是有些國家關於禁酒的法律制度還是比較嚴厲的。

世界上最早的酒起源於何時何地，現在已無法考證。一種傳說是：酒的最早發明人是杜康，曹操曾在《短歌行》中寫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在漢代已經將「杜康」作為酒的代名詞，這種稱謂一直流傳至今。

還有一種說法，酒是一個叫「儀狄」的女子發明的。據《戰國策》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對此，在《太平御覽》中也有同樣記載，「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從《戰國策》的角度看，是「帝女」命令儀狄做的酒，按照現在知識產權法的說法，「帝女」才是酒的權利人，儀狄造酒行為實際是一種「職務行為」，所以，在我國上古時期，掌管釀酒的官員也多被統稱為「儀狄」。

不管怎麼講，中國都是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發明酒的國家。

《酒誥》：中國最早的「禁酒令」

伴隨著酒的產生，禁酒令也成為最古老的法令之一進入了歷史舞台。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出現在我國，幾乎是伴隨著酒的產生而同時出現的。據《戰國策》記載，「帝女」，即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將儀狄釀的酒進獻給禹，大禹品嘗後覺得很好喝，並說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於是下了一道手諭，詔令儀狄不要再釀酒了。

大禹作為我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高祖，他發布的禁酒令對後世並沒有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據記載，夏桀「做瑤台，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夏桀最終因貪杯而丟了天下。然而，繼任統治的殷商，也沒有擺脫縱酒亡國的命運，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最多一次竟然連喝了七天七夜。

商亡於紂後，周武王為了爭取前朝遺老的支持，將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國，同時為了防止他復辟，在旁邊又加封了邶、鄘、衛三國以加強監督，被稱為「三監」。武王旋即死去，剛滿13歲的成王即位，這使得比他年長的很多諸侯心懷不滿。原本是用來監督武庚的「三監」，此時竟然扶植武庚召集殷商遺老叛亂。叛亂被周公鎮壓後，引起了周王室的思索，為什麼原本忠義雙全的「三監」會叛亂呢？除了權力之爭以外，一定是過分的飲酒使他們昏了頭。周公和成王認為禁酒令勢在必行，於是歷史上第一個禁酒令的成文法——《酒誥》形成了。因為衛國是原商朝統治核心區域，此地民俗民風大多以酒為樂，所以這篇禁酒的法令是針對新封在衛國的「康叔」所做，告誡他切不可放縱飲酒誤國誤己。

《酒誥》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只有祭祀的時候才可以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說的就是飲酒誤國的原因是酒後「喪德」，這已經被前代和本朝所驗證。第二，飲酒之時需要用道德約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將無醉」——有德行的人是不會放任自己喝醉的。第三，要減少釀酒，愛護糧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這裡說的「土物」就是指莊稼，糧食用來釀酒是一種浪費。最後，《酒誥》還對商朝遺老和百姓做了告誡，讓他們愛護糧食不要飲酒，對於隨便聚眾飲酒者，一旦抓到就要殺掉。

從《酒誥》可以看出，這個禁酒令立法目的有兩個：一是防止誤國，二是保護糧食。懲罰措施也很嚴厲——極刑。《酒誥》在我國歷史上影響很大，成為以後歷代禁酒令所遵循的典範。

三國時期劉備曹操皆禁酒

西周以後，中國曆朝歷代出於各種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禁酒令。漢初，丞相蕭何曾頒布法令「禁群飲」，「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這主要是為了防止民間私鬥，節省釀酒糧食。到了三國時期，各路勢力的禁酒令一時間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出現了很多趣事。

劉備剛入蜀之時，為了籌措軍糧，頒布了嚴厲的禁酒令，禁止民間釀酒。《三國志·簡雍傳》記載，劉備和簡雍在路上溜達的時候，偶然看到一農戶家存有釀酒工具，劉備大怒，準備將這家人治罪。為勸諫劉備這過於嚴苛的做法，簡雍手指路邊行走的一對男女，說他們欲將成奸，主公何不治罪？劉備不解。簡雍答道，此男女身藏成奸之器，這與因藏有釀酒之器而被治罪是一個道理。劉備大笑，於是將私藏釀酒工具的農戶放了。

呂布偷襲劉備得了下邳城，卻被曹操軍隊團團包圍。為防止諸將飲酒誤事，呂布特別頒布了禁酒令，軍中任何人不得飲酒。他手下大將侯成等人因找到了走失的馬匹，私自釀酒並進獻呂布，以示慶祝。不料呂布翻臉不認人，將釀酒的諸將統統責打一頓。侯成等將軍因此心懷怨念，趁呂布睡覺之時將其捆綁，然後獻城投降。呂布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因為禁酒令得罪了諸將，淪為階下囚。

同時代的曹操也因為糧食問題和整頓民風，下決心頒布禁酒令。結果禁酒令剛下，少府孔融就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孔融是孔子後裔，本是一路諸侯，投靠曹操後一直桀驁不馴。他雖然才高八斗卻是個酒徒，曾寫下：「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行。高談驚四座，一夕傾千觴」的豪放詩句。

孔融對禁酒令的反對，不僅表現在朝堂之上大吵大嚷，而且還專門寫了一篇浩浩蕩蕩的文章《論酒禁書》，公開發表以取笑曹操，他以列舉的方式反對禁酒令：天上有叫「酒旗」的星斗，地上有叫「酒泉」的郡城，禁酒難道要將天上的星斗和地上的酒泉郡都改名么？樊噲借酒勁救沛公，沛公借酒勁斬白蛇，景帝和袁盎也都好喝酒，屈原倒是不喝酒，結果在楚國遭到厄運。所以，孔融得出結論：「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此文一出，曹操也立即發表文章回擊，以列舉歷朝歷代亡國之君嗜酒亂政作為反駁。孔融又寫了一篇更加犀利的文章予以回應：歷史上曾有君主因為過於仁愛和謙讓導致亡國的，是不是也要禁止仁愛和謙讓呢？當年魯國因為過於崇尚文學而滅亡，是不是就要禁止人們寫字呢？夏朝和商朝都是因為寵愛女人而滅亡，是不是就要禁止結婚呢？對此，曹操無言以對。雖然，對禁酒令的爭論使得孔融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幾篇禁酒和反禁酒的錦繡文章卻流傳千古，成為禁酒史上的花絮。

榷酒制和稅酒制之爭

我國歷史上還廣泛存在一種禁酒令，不單為了節省糧食，而且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最早對酒課以重稅的人當屬商鞅，他沒有明文禁止釀酒和賣酒，但提出政府要對酒加收十倍成本的賦稅。所以，酒對於秦國的老百姓來說，有點太過奢侈了。到了漢武帝天漢三年之時，為了解決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漢武帝宣布施行變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政府專賣，禁止民間釀酒和賣酒。漢武帝依靠「賣酒」換來的軍費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榷酒制度發展到後來，又演變成「稅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買辦，而稅酒則由民間商家經營，政府只負責收稅。縱觀中國曆朝歷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稅酒三個制度之間徘徊。漢武帝首創的榷酒制度施行了17年，後來因為無法控制民間走私而改成稅酒制度，到王莽篡漢時，又將稅酒改回到榷酒，劉秀打敗王莽後，再次恢復了稅酒制度。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兩種制度交替並存。

隋朝統一後，國力大增，政府已經不需要從酒中與民爭利了，於是在開皇三年，文帝廢除了酒類專賣制度，甚至連政府釀酒的「酒坊」都廢棄了，將釀酒和喝酒的權利還給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樣，強大的國力給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標準，就是這個時代出現了「昔日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亂摧毀了盛唐的強大，唐德宗為籌措軍費於782年重開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滅亡。

從此以後，榷酒制度成為常態，在宋代甚至出現了專門主管賣酒的「官監酒務」一職。在宋代，能賣酒的有兩種酒戶，一是政府本身，即國營酒庄，二是持有執照的民間酒戶。這就出現了很多官商勾結的酒庄，比如《水滸傳》中蔣門神強搶施恩的「快活林」就應屬此類，施恩父子本是公務人員，卻私自開設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擁有酒類專營的權利，不僅自己可以釀，可以賣，而且還可以將酒轉賣給別的酒家。從《水滸傳》中看，宋代酒家並不少，甚至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但是，真正有權利自己釀酒的卻沒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販子」，將酒從有執照的酒店買來，再販賣而已。

朱元璋為禁酒不許種糯米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為成吉思汗最討厭飲酒誤事，所以，元代前期對民間的禁酒令非常嚴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嚴禁私人釀酒、賣酒，「有私造者，財產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將處罰變更為「犯者死」。但是，元後期以後禁酒令開始放開，於是各類酒館又開始繁盛起來。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令」，頒布詔書令國民「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連釀酒的糯米都不許種植。朱元璋執行禁酒令非常嚴苛，大將胡大海之子因觸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顧胡大海正領大軍出征在外，親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後，無人敢再犯。但隨著朱元璋的離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後人遺忘，釀酒、賣酒、喝酒一切照舊了。

清代最著名的禁酒令和對禁酒的爭論發生在乾隆年間。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向年輕的乾隆提出針對西北五省(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的禁酒令，理由有兩點：一是這五省本來就窮，每年還浪費「數百萬石糧食」釀酒是不對的；二是這五省百姓酒後犯罪率太高了，「載在秋審之冊，十常二三」，也就是說百分之二三十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關係。

乾隆考慮了大半年後，冒失地出台了一個聖旨，令這五省「永禁造酒」，並將如何處置私釀酒的人和違法官員的辦法，交給大臣們商量。這個聖旨一下，朝野沸騰，反對聲不絕於耳。當時的刑部尚書孫嘉淦首先表示將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燒酒用的是粗糧，黃酒用的是細糧，一旦禁酒，那些粗糧無法儲備，而且可能衍生腐敗和走私。乾隆旋即昭告五省總督進行討論，結果是五個總督都反對「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改變了在先的詔令，變更為禁止大規模的釀酒活動，受災之年之地減少釀酒等措施。這些措施逐漸被編入了清朝法令之中，演變成通行全國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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