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國特工之王，卻罕見的堅持了五年異國戀情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名作《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是研究軍統局領袖戴笠的經典學術著作。但因魏當年所掌握的中文材料，多系原軍統人員的口述資料，故該書有些論斷，在《戴公遺墨》等檔案開放後，已明顯站不住腳。比如，魏斐德在談到戴笠的個人情感生活時，如此寫道：

「1940年戴笠引誘他的英文秘書余淑衡，雖然這個年輕的湖南女人已經與軍統的一個重要特務訂了婚。戴笠說要跟余結婚，但兩年後他迷戀上了影星胡蝶，馬上用送她去美國學習的方式把已經懷孕的余淑衡拋棄了。」

這段描述里，戴笠與余叔恆之間存在一段愛情，是確切的；但說戴笠「迷戀上了影星胡蝶後」，就用「送她去美國學習的方式把已經懷孕的余淑衡拋棄了」，則與史實不符，全然顛倒（至於「余淑衡」這個錯誤的名字，可能是魏斐德的錯誤，也可能是譯者的錯誤）。

戴、余感情，在軍統局內並非秘密

戴笠與余叔恆之間的感情，在軍統局內部並非秘密。許多軍統局成員提到過戴曾有意要與余叔恆結婚。如唐生明稱：戴笠的化名「余龍」的來歷，「是為了討好他那個新的情婦余素恆，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龍快婿」。黃康永稱：戴笠曾「表示要同她（余素恆）結婚」。王方南稱：「戴笠有個女秘書叫余素恆，原是軍統外事訓練班的學員，戴有意娶她為妻。」沈醉稱：「戴笠很會討女人的歡喜，當他和女秘書余素恆打得火熱時，便連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龍，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龍快婿。」

一句題外話：上述原軍統局成員都將「余叔恆」誤寫成了「余素恆」。沈醉最先寫錯，其他人可能是跟風寫錯。

圖：華北鄉村，戴笠(左)同隨員乘坐馬車

以身作則，戴安排余赴美留學

台灣「國史館」所藏「戴笠史料」中，藏有近30份「余叔恆」相關檔案（僅系筆者查詢所得，可能不止此數）。根據這些檔案，可以確認一件事情：戴笠沒有拋棄過余叔恆。

余叔恒生於1918年，小戴笠21歲（戴1897年生人）。余、戴二人何時發生感情，尚無材料可以說明。1940年5月15日，丁文安報告「不識劉阿麗女士」；次日，戴笠批示「可由叔恆同志向李鐵錚先生查詢」，可見此時余叔恆已參與軍統局的具體工作。

余曾在緬甸仰光為軍統工作過一段時間。1941年3月1月，軍統緬甸組組長曾圖南向戴笠報告，「叔恆決在灰日前飛港」，請求派人前來接替余的工作。戴笠指示：

「余叔恆調離仰光後，該處即須選派一長英文而能譯電且有能力者前往接替。為非常時期便於立足計，以行商名義前往為妥。希即照辦。因余同志即須離仰，因其護照關係，不能再留也。余離仰光，該處內勤急須幹員接之。」

余叔恆被調離仰光，是因為戴笠已決定讓她赴美留學。1941年5月間，戴笠曾多次拜託貝祖詒與楊光泩，請他們利用關係，在香港或馬尼拉為余叔恆、李如桐（男，軍統同批派往美國留學者，主修新聞，後成為有名的翻譯家）二人購買船票。最後訂購了該年6月19日由香港赴美的「泰來總統輪」。6月中旬，戴笠自重慶飛往香港為余送行，卻在機場被英國扣留了12個小時。

余叔恆為何在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國留學？魏斐德的解釋是：戴笠「迷戀上了影星胡蝶」，所以要把余支開。這種說法顯然靠不住——眾所周知，胡蝶1941年與丈夫潘友聲居住在香港。

據筆者推斷，這可能與1941年軍統局在戴笠的主持下開始嚴厲整頓「家屬問題」有關。據沈醉日記：

1941年5月5日，「在局本部紀念周中，老闆（戴笠）特申述非常時期之責任與意義，並以嚴肅本身生活相勸勉。世瑞（趙炎五）及外訓班史副主任（史泓），為了女人問題更被罵得一塌糊塗。」6月11日，「局本部巨頭緝私總署副署長趙炎五，近被老闆免去本兼各職，原因是為了要討小老婆。」8月22日，「沒有開會，原因是處長太太進了城，老闆決心要疏散眷屬。」9月1日，「重慶已半年多了。在老闆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們都變成了阻礙團體工作發展的罪人，我要為此而鳴不平了！」

唐縱曾批評戴笠這種要求軍統局成員與家屬隔離的做法不近人情，戴笠則聲稱這種個人犧牲是抗戰所必需。戴如此嚴厲要求下屬，自然必須以身作則；余叔恆赴美留學，應該正是戴笠「以身作則」的結果。

有關余叔恆的電報，須戴笠親譯

抵美後，余叔恆進入衛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就讀。戴笠委託密友、軍統美國站站長、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負責照顧余。1941年10月25日，戴笠發電報囑託蕭勃：「叔恆在美，望弟與欽妹多予照料。今後有關叔恆事，來電希加親譯兩字。」戴請蕭勃在所有與余叔恆有關的電報上標註「親譯」二字，顯然是為了保護二人的隱私。這是葉霞翟、李如桐等其他軍統留美學生所沒有的「待遇」。

1941年12月，宋子文之弟宋子安在美結婚。8日、17日，戴笠兩次指示蕭勃，「希弟代我與胡宗南先生送禮。應送何物希商叔恆。」「子安婚禮，希即商叔恆，以我與胡總司令名義購物相贈，價美金百餘圓。」在此等重要的人際交往中，余叔恆擁有可代表戴笠的身份，顯見二人的感情關係仍然穩固。

圖：戴笠檔案。左：余極盼恆有書來也；右：望轉告恆在美應埋頭讀書保重身體

余持有能與戴電報溝通的密碼本

余叔恆赴美後，曾持有軍統的電報密碼本，可通過華盛頓蕭勃處與戴笠作私人通信（據戴笠與蕭勃的通信推測，這些信件可能不少，但是否保存下來及有無可能公開，則未可知）。此可證所謂「戴笠拋棄余叔恆」之說的荒謬。1941年12月26日，戴笠發電報給蕭勃，詢問余叔恆作為一名學生，持有蕭給的密碼本是否符合美方政策，其身體是否安好：

「如弟之電本交恆保管使用，電報仍由弟收發，華府與威斯理航郵如有檢查，則難免被美政府發覺。恆系一學生，不能使用密本，恐有許多不便。又此間發弟兩密本，是否均向美政府登記，盼復。如該密本交恆無顧慮，可照辦。恆（余叔恆）、翟（葉霞翟）、桐（李如桐）現均已來華府否？何日回校去？恆之身體何如？均盼即復，並祝弟等快樂。」

按戴笠的說法，蕭勃手裡有兩個在美政府登記的密碼本。蕭回復確有密碼本交由余叔恆保管，但沒有說明具體是哪一本。這關係到戴笠與余叔恆的電報通信使用何種密碼，故12月30日，戴笠再次發電報詢問，並關心餘叔恆身體健康與否，何時來華盛頓何時回校：

「弟以何種密本由恆保管，來電未曾註明。……又電詢恆近來身體如何，與前由仰支所發之信已否完全收到，並詢其此次何日來華府，何日回校去，亦無電復，均甚念。李博高隨黃秉衡今晨飛印度赴美，我有函物交帶弟與恆，明日歲除，我甚念弟與恆等。祝你們快樂。」

無餘叔恆消息，常令戴笠心焦

異地戀最折磨人者，莫過於得不到對方的消息。戴笠雖能通過電報與身在華盛頓的蕭勃隨時互通消息，但余叔恆就讀的衛斯理女校遠在波士頓，所以仍不免出現長時間得不到余叔恆消息的情形。每值此時，心焦的戴笠就會給蕭勃去電報，請他查詢余叔恆的近況，以及為何沒有她的消息。

如：1942年3月8日，戴致電蕭勃：「恆尚無電來，切甚念，希以我之行動告恆為要。」4月7日，戴致電蕭勃：「迭電迄未得復，致恆電亦無迴音。弟之盲腸炎經割治後近狀如何？至念。恆已否來華府，梅樂斯已否動身來華，我要恆代買白金時樣手錶一隻，未悉有無寄出，均盼查明即復。」同日再電：「恆已來華府否，我前電要其代購白金時樣手錶一隻寄來，未悉已否照辦？」11月28日，戴致電蕭勃：「余迭電叔恆，迄無答覆。渠年假應否回華府，由弟與孟妹斟酌情形，與之商決可也。」12月19，戴致電蕭勃：「恆已抵華府否，近狀如何？」1943年1月10日，戴致電蕭勃：「余極盼恆有書來也。恆之近況何如，甚念。」1945年1月19日，戴致電蕭勃：「恆病如何，何以久無訊來。盼查復。」10月15日，戴致電蕭勃，「叔恆近狀如何，盼有復及。」（11）

圖：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左）與戴笠（中）、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鄧諾文（右）合影

戴笠常主動向余叔恆報告行蹤

戴笠戎馬倥傯，常年奔波於抗戰各處戰場，在重慶的時間不多，也經常不能按時接收和回復余叔恆的電報。所以，在戴笠給蕭勃的電報中，有不少是在主動托蕭向余報告自己的行蹤。

如：1942年3月8日，戴致電蕭勃：「希以我之行動告恆為要」。6月，戴致電蕭勃，「巧電由渝轉來，已悉。我於昨日自桂林來柳州，主持越南干訓班學生畢業。准三日內赴息烽。……恆已赴夏令會否？甚念。……希將我之行動告知宋先生及恆。」10月6日，戴致電蕭勃：「我於本日自渝飛來蘭州，在此留五日，即赴西安。本月廿日左右定必趕回重慶，希轉告叔恆。」11月13日，戴致電蕭勃：「我於今日來成都，在此約有五天留，希轉告恆。」（12）

重慶相熟同僚赴美，戴笠常托其攜帶書信（電報交流往往很短，不如書信能夠抒情）及物品給余叔恆。有時，相熟同僚赴美而戴笠恰不在重慶，戴也會托蕭勃向余叔恆解釋。如1942年3月19日，戴致電蕭勃：「此次霍亞民先生赴美，因我不在渝，致無函件托其帶交恆與弟等，甚悵，望轉告恆。」（13）

認余叔恆為知音；最關心其身體狀況

戴笠與余叔恆大洋分隔。但戴似乎深信余是能理解自己志趣之人。1942年2月18日，戴致電蕭勃坦陳心跡：

「余年來對各淪陷地區之工作，抱定不怕犧牲不惜金錢前赴後繼再接再厲之主旨。故雖負債兩千餘萬，天天向人借錢，我還是要維持工作，因吾人無工作表現即無團體即無同志與我也。此種政治環境弟當可想而知。恆亦能了解也。」（14）

雖然認為自己的志趣「恆亦能了解也」，但戴並不希望余叔恆留學期間仍涉入政治。一方面是戴覺得「叔恆年輕，有時（喜）好講話」（15），另一方面也是擔憂她的身體。

1942-1945年間，余的身體似乎一直欠佳。1942年，戴笠曾托劉瑞恆（哈佛醫學博士，曾主持抗戰衛生勤務工作）帶「詳函」給余叔恆，要她保重身體，遠離現實政治：「劉瑞恆上周飛美，余曾有詳函致弟與叔恆，望轉告恆，在美應埋頭讀書，保重身體，與政府有關之人員不必來往。」同年3月，戴致電蕭勃，拜託他們夫婦勸余叔恆要把珍重身體放在學業前面：「恆春假來華府，望弟與孟妹（劉希孟，蕭勃之妻）務勸其珍重身體，讀書次之。因其讀書不必我擔憂也。」1943年1月4日，戴致電蕭勃，「希囑恆進院詳細檢查身體，並以結果詳告。」1945年1月19日，戴曾詢問蕭勃「恆病如何」。（16）

戴笠對余叔恆的真愛，延續至墜機身亡

「國史館」所藏「戴公遺墨」全數為戴笠當年的親筆文件，關於戴、余感情，其中並無來自余叔恆方面的材料。但上述材料已足以證明，魏斐德等人「戴笠引誘/強姦余叔恆後又拋棄余叔恆」的傳統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戴笠對余叔恆確實有過一番真愛。這種真愛，並未因余赴美留學而告終，而是一直延續到戴笠去世——筆者所見最後一份與余叔恆相關的檔案是1945年10月15日；1946年3月17日，戴笠墜機身亡。戴從未拋棄過余，後世關於戴的各種艷史，據筆者此前考證，尚無一例可以證實。（17）

余叔恆在衛斯理學院獲得英語碩士學位後，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後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其夫君陳鶴梅是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1973年，何炳棣於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談論大陸問題，其立場與觀點曾遭到余叔恆的批評。學術之外，余晚年還擔任過「中美教育基金會」會長等職務。（18）1994年，余叔恆去世，享年76歲。（19）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