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西安的地位逐漸被北京取代？

北京城的建都史，時至今日，已近九百年歷史。

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朝，並定都於今哈爾濱市，史稱「上京」。公元1153年，金人完顏亮遷都至燕京，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改元貞元，名之「中都大興府」，北京一躍而成為金朝的政治、經濟中心。當時的金朝占著中原半壁江山，實力雄厚，金朝統治者以此地為都，開創了北京成為皇都的開端，也為其打下了豐厚的歷史人文底蘊。

金朝以北京為都城，為它打下了牢固的成為政治中心的基礎，北京的傳統文化形成、發展都與此有重大關聯。在金朝之前，西安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先秦時期到唐朝皆是如此，西安與北京兩城在天下城池的皇都之爭上，實在出盡了風頭，一個佔了前半段，另一城包圓了後半段。金朝時期，北京在西安之下，其實也只能算是個「雛兒」，「初生」的古都，是如何扳過了全國首府的大胳膊的？這還要從北京的歷史、地理原因談起。

北京的名稱，最早的記載是「薊」，據傳，薊是周朝武王所分封出來的奴隸制國家燕國的國都。不過這只是其中的一種說法，關於「薊和燕地分封始於何時，所封又是何人」的問題，不同的古籍之間的記載，大有出入，各相矛盾，在此我們不做過多的討論。

北京原始聚落的發展，周初時就已經現出端倪，這和北京的地理形勢相關，這裡是適合人類發展的，所以，或許燕國是自成一國，與周朝雖有聯繫，卻並非周朝所封——不過周朝強橫，燕國在與其加強了交往後，逐漸附以驥末，是毋庸置疑的。

至戰國時代，燕國漸漸強盛，於北方崛起，躋身於戰國七雄之列，與此同時的史料皆以薊為燕國首都，如韓非子有度篇所言的「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在春秋時代，燕國就不敵東胡部族，史稱「太戎」，燕國甚至向齊國求救。此後，燕國統治者銳意進取，終於在戰國時代趕上天下的「盛宴」，擊破東胡，勢力甚至發展到了鴨綠江，名動諸侯。公元前284年，燕國大將樂毅領兵攻齊，齊軍節節敗退，連都城臨淄都沒保住，失七十餘城，頗有揚眉吐氣之意。

燕地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兵家必爭之地，是為中原門戶。秦朝統一天下之前，中原各國雖有戰國七雄、春秋五霸螃蟹一樣橫著走，又或者夏、商、周之流算是統率一方，這些國家，其實都算不上絕對的強大。秦統一之前，各國勢力，或內不足以鎮壓農民起義，或外不足擴張地盤，但秦朝之後，已足以「問鼎」擴張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燕地便成了門戶之地，是經略東北的跳板。反之亦然，一旦中原王朝呈現虛勢，東北游牧部落就從這個「門戶」湧進來大肆侵佔、掠奪，所以，燕地也就成了一個邊防重鎮。加之燕地地處平原，適合各個行業的發展，所以在安定時期，這裡就變成中國北部的一個中心，經濟、文化飛速發展，為成就日後的北京積累原始資本。

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燕地在歷史上，就像一個油光發亮的骨頭，在發展之中，不斷被各方勢爭搶，甚至有因戰火而幾近毀滅之時。但燕京地勢得天獨厚，毀滅之後又很快完成重建，加之經過各方侵佔，其承受能力更是與別的地方不可同時而語。

而西安古城，做為自秦時而來的首都，歷史文化底蘊雖深，卻並無太多如燕京般的浴火重生的經歷，統治者攻入西安，自然將前朝之物視為自己的財產，保護也來不及，自然不會肆意搞破壞。這種種原因，使得相對而言更為安定的西安的韌性相較常年身處在刀口之上的燕地相形見絀。

五代時，北京城便迎來了它的歷史轉折。

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了當皇帝，將北京、大同一線邊防重鎮讓給契丹求得支持。契丹人得了「燕雲十六州」，於公元936年入薊城，稱之為「陪都」，號「南京」，建立大遼。

此事雖是中原王朝的恥辱，但於北京城來說，卻藉此一舉從華北平原的門戶成為了一國首都。而此時的遼國，與當初戰國時的燕國不可同日而語，遼人為北京的發展帶來迅猛的助力。北京城就是從此時開始，逐漸發展，最終取代了長安城的地位，並形成了全國最大的行政中心。

這其實也與西安的發展有著極大聯繫。西安一地，可近似看作自周文王時代便開始了發展，漢朝和唐朝時的西安，雖然在地理位置上並非同一地，卻只是城址的轉移，不少王朝以長安為都，這底蘊自然極為深厚。西安地處關中，極力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底子深厚得駭人，司馬遷曾在史記中這樣描述西安，「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這敘述雖然頗有些誇大，但長安城之重，由是可見一斑。

但自唐朝始，西安的經濟地位在全國已經不如以前牢固。東晉之後，長江中下游的開發，發展形勢可說是日新月異，隋文帝時期，甚至曾帶著百姓自關中逃荒，需要靠洛陽等地的接濟，西安「經濟之王」的地位被奪下來，對於政治中心這個地位來說，已經失去了它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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