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因何怒斥張國燾：潑婦罵街 哪點像共產黨人的作風

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厲聲斥責道：「國燾同志，這是黨中央的政治局會議，你這樣潑婦罵街似的惡語傷人，哪點還像個共產黨人的作風！」

1939年時毛澤東與張國燾

北京大學第一次相遇

1919年，北京大學師生因不滿巴黎和會，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年輕氣盛的張國燾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他對張國燾很器重。一天，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正巧毛澤東也在，李大釗忙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毛澤東迎上前，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

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自已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那段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而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段時間的毛澤東有過一句點評：毛澤東和中共另一早期黨員劉仁靜一樣，或許是思想有些激進。

兩人又相遇在中共一大和三大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都到了上海。張國燾一見到風塵僕僕的毛澤東，便高興地問候道：「毛潤之，一路辛苦。」會議期間，張國燾不但主動與毛澤東討論了一些有關建黨的問題，還興緻勃勃地回憶起在北大的情形。

1923年，中共三大在武漢召開，兩人都是代表，又見了面。會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傳達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後，張國燾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不應同國民黨合作、更不應全面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在大會上發了言說：湖南工人數量很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明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廣東的局面。

中共三大結束後，毛澤東取代張國燾，成為中央局秘書。當兩人在辦理交接手續時，張國燾說：「潤之，老頭子（陳獨秀）固執己見，家都給別人當了。建立革命聯合戰線，我是同意的。但是共產黨員跨黨加入國民黨，這種做法就欠考慮。我們黨處在剛剛發展期間，弄不好會被國民黨融合完的。」

「國燾同志，仲甫（陳獨秀）先生給我談過，組織上對你並無不信任之理，也不相信你有小組織傾向。至於中共黨員的跨黨問題，我也主張有條件的跨黨，而不能一時地融化到國民黨里去。」

張國燾表示不服，準備回北京後與李大釗論理。

長征路上相逢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25日，兩軍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師大會。這天，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早早地來到了兩河口場口。不多時，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在大批警衛的簇擁下，也趕來了。

「國燾同志，」毛澤東走上前，高興地喊道，「一家人終於團聚了。」

「老毛，」張國燾滾鞍下馬，熱情地說：「你們辛苦啦！」然後，他又和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

張國燾自恃四方面軍的人多槍多，根本不把中央領導人放在眼裡，他力主兩軍會師後，隊伍向西或向南發展，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則堅持一起北上，雙方相持不下。

毛澤東說：「川康地區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差，不利於駐軍，而且那裡還有大量的敵人部隊沒走，如果南下，一定會遇到許多麻煩，弄不好就會自投羅網。」

張國燾搖著頭說：「北進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則缺少群眾基礎，二則部隊長途跋涉，已呈疲勞態勢。南下川康則可抓住當前紅軍會師的有利時機，建立川康根據地。」

毛澤東耐心地向張國燾解釋道：「北進計劃是根據共產國際的來電指示制定的，去年紅軍撤出瑞金之際，共產國際就來電指示，如果紅軍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進蒙古，靠近中蘇邊界，他們會相機給予支援。」

最後，張國燾把手一揮，說道：「我主張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軍要北上，則四方面軍單獨南下。」

博古一聽，非常氣憤，說：「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鷹鑽進了山溝，想飛也飛不起來。」

不料，張國燾騰地一下站起身來，指著博古的鼻子道：「你這黨的敗家子，配談什麼軍事。」

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厲聲斥責道：「國燾同志，這是黨中央的政治局會議，你這樣潑婦罵街似的惡語傷人，哪點還像個共產黨人的作風！」

「老毛，」張國燾似乎余怒未息：「你們丟掉了中央蘇區，把中央紅軍也搞得只剩下萬把人，這表明不但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線的錯誤。」

毛澤東毫不相讓：「現在不是總結這些的時候，實際上此前的遵義會議已有過總結。當務之急，紅軍要團結北上。這才是惟一的出路。」

接下來，毛澤東等幾位中央領導人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和爭取。但是，毛澤東、張國燾兩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結束。朱德前去看望張國燾時，張國燾便對毛澤東開始出言不遜了。他說，在中央蘇區，老毛就愛表現得與中央格格不入，處處要顯示自已高人一等。既如此，為什麼在遵義會議上還要把他推進來。這個人渾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氣，今後與之共事，須練就容天下難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最後相遇在陝北

張國燾率四方面軍南下失敗後，迫於種種原因又只好北上，最後到達陝北，又和毛澤東會合了。

張國燾到陝北後不久，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對於張國燾的批判和清算，毛澤東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說：「國燾同志是我黨始創者之一，只要他認識、改正了錯誤就行。」

但是，張國燾對此卻存在著明顯的抵觸情緒。他的檢討和反省要麼避重就輕，要麼輕描淡寫。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的認錯態度不滿，少林將軍錢均（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怎麼能隨便打人，蠢么！」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副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幾天後，張國燾在寫給中央政治局的檢討中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假，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可是，沒過多久，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極度不安，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原來，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莫斯科工作，此時王明正在中山大學學習，兩人互不相容，後張國燾被王明排擠回國。

一天，王明找到張國燾說，曾被他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做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聽後，頓時驚得目瞪口呆。接著，王明又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且有托派嫌疑，要寫檢討，認識錯誤。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這使張國燾的日子非常不好過。

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際，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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