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真跡」的東陽何氏《蘭亭序》

東陽何氏《蘭亭序》長23.3，寬11.1cm，封面題舊拓東陽本蘭亭序寒松閣舊藏，山陰陳治題引首，後有張鳴珂、鄧承謂、高振霄題。

《蘭亭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集序》、《臨河序》、《禊序》、《禊貼》。行書法帖。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藍亭「修禊」，會上各人做詩，並由羲之作序。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法帖相傳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時為太宗所得，推為王書代表，曾命趙模等鉤摹數本，分賜親貴近臣。太宗死，以真跡殉葬。存世唐摹墨跡以「神龍本」為最著，石刻首推「定武本」。經郭沫若考證，以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疑為隋唐人所偽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說者。

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他採用明奪暗換等非正常手段，從民間獲得王羲之《蘭亭序》後，敕令當時最著名的幾位大書法家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人精心臨摹了一些，用以賞賜給王公貴族和手握重兵的外地方鎮。有的方鎮就把這些摹本上石刻碑上以示紀念。而王羲之《蘭亭序》真跡則在唐太宗李世民駕崩後作為最珍貴的隨葬品埋入昭陵，從此永絕於世。歲月茫茫，真跡既已殉葬，臨摹本也日久淪失。所以現存故宮博物院的一兩件《蘭亭序》唐朝摹本被列為國寶，平民百姓輕易不能見到。而唐朝摹本的石刻拓本自然也是極為珍貴。

據考證，東陽何氏《蘭亭序》拓本應為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所臨的石刻拓本，是所有臨本中的上上品，其筆法、神韻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關於東陽何氏《蘭亭序》的由來，明代中期隆慶年間狀元山陰（即今紹興）人張元忭是這樣記述的：公元1127年，金兵大舉南下，攻破北宋汴京（今開封市），擄走宋徽、欽二帝及眾皇親大臣，皇宮御府寶藏搶劫殆盡，北宋朝廷隨即滅亡，史稱「靖康之變」，所幸宋徽宗第九子趙構（即宋高宗）不在京城而幸免於難。金兵北退後，東京留守、義烏人宗澤在清點御府劫餘藏物中發現歐氏定武石刻原石，在第二年（1128年）把這塊石刻用盒子裝好馳送給當時在揚州的宋高宗趙構（當時稱康王）。趙構見之喜愛異常，不時拓印幾份用於賞賜身邊有功之臣。不料幾個月後金兵得知趙構在揚州，就一路追殺而來，趙構倉促渡江之際，因石重不易攜帶，就命內臣把這塊刻石悄悄投於揚州石塔寺之井中，從此，此刻石沉埋於地下，「臣庶不知也」。300多年後，到了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揚州石塔寺僧浚井，發現了《蘭亭序》定武石刻，為當時兩淮轉運使、東陽南上湖人何士英所得。何士英將此石送至京師，宣德皇帝感念何士英乃一大清官，「歷事五朝，兩袖清風」，遂將此石刻賜於何士英。何士英在告老還鄉時就將此石帶回東陽老家南上湖鄉。到了明隆慶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後人何靜虛到京城請「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的狀元張元忭為東陽何氏定武蘭亭序作跋（見圖二）。此後幾百年來，此蘭亭石刻一直存留在東陽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孫後代手中。

由於張元忭是明中期天下聞名的「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學者，考證頗為完備，決非信口開河、胡言亂語之輩，再加之其所在年代距北宋「靖康之變」僅400餘年，各種史實比之今人杜撰更加可靠，故張元忭對東陽定武《蘭亭序》的由來所述應該是基本可信的。

文物專家認為東陽何氏《蘭亭序》系定武嫡裔，最接近真跡。

王羲之《蘭亭序》的問世，猶如石破天驚，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將其視為「神品」，歷代書法家更是對其頂禮膜拜，臨摹者魚龍混雜，數不勝數。尤其是《蘭亭序》各種不同的摹本石刻，越翻刻越多，到了南宋中期宋理宗時，皇宮內府收藏的各類《蘭亭序》拓本就已達到170多本，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間各類拓本已多達300多種。可見《蘭亭序》對後世產生的影響確實是不同凡響的，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歷朝歷代以來《蘭亭序》的石刻本雖多，但佳本卻為數甚少。據《善本碑帖錄》所載，「自王羲之《蘭亭序》問世以來，臨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龍本》、《褚摹本》、《薜稷本》、《落水本》、《東陽本》、《上黨本》等18種」。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歷代數百種不同的《蘭亭序》拓本中，東陽何氏《蘭亭序》拓本能脫穎而出，獨樹一幟，實屬不易，其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是相當突出的。

一、何氏《蘭亭序》東陽本出身高貴，為「定武嫡裔」。清代大學者、大書法家翁方綱在其《蘇米齋蘭亭考》中，對東陽何氏《蘭亭序》拓本作了頗為細緻的辨析，他認為何氏東陽本緣於《定武本》，是存世極少的定武善本之一，更接近於唐代定武真本，也更接近王羲之的原跡神韻，是當之無愧的「定武嫡裔」。

二、何氏《蘭亭序》東陽本流傳有緒，較珍貴少見。當代著名學者、大書法家啟功先生在其《叢稿·論文卷》中說：「自東晉後歷代以來，王羲之《蘭亭序》摹本刻本，多如牛毛，偽造傳刻本，也層出不窮。這類刻本源流無可據，筆法無可取，百怪千奇，指不勝屈，更無足論了。」而《蘭亭序》東陽本則是定武善本出身，其刻石源流可據，流傳有緒。明清兩代大學者張元忭、翁方綱經考證皆認為「東陽本入石，又在姜、趙之前，即以為薜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也」。到了明後期，進士、著名學者王稚登從東陽學者趙賢練處獲得何氏《蘭亭序》拓本，愛之不已，特地進行翻刻。可見，在明代，何氏《蘭亭序》拓本就已被時人所看重和賞識。

三、何氏《蘭亭序》東陽本有歷代眾多學者研究，較可靠可信。明中期大學者楊士奇的《東里集》就有記載：「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為之一。」清中期大學者翁方綱、吳大煒、孫焯等人對東陽何氏《蘭亭序》進行了認真研究，皆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東陽本勝過眾人所推崇的《蘭亭序》落水本。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書法家張鳴珂、鄧承渭、高振霄等人經考證，更是對東陽本讚譽有加，一致認為「何氏《蘭亭序》本實不失蘭亭定武本之真面目，不失王右軍原跡筆意，海內不能多也！」

傳世《蘭亭序》拓本往往粗製濫造的多，精細善本少，稱得上《蘭亭序》善本的原石，更是寥若晨星。而難能可貴的是東陽何氏《蘭亭序》雖歷經千年風雨，其原石現尚在人間，實屬萬幸。

其實，東陽何氏蘭亭本在明代就遭到過厄運。萬曆年間，東陽縣令黃文炳喜歡舞文弄墨，當他聽說何士英得到宣德皇帝賞賜《蘭亭序》石刻後，就到東陽南上湖何士英後裔處借觀《蘭亭序》石刻之事，一見欣喜異常，頓生貪鄙之心。他不顧何氏子孫們的苦苦哀求，也不顧讀書人的「聖賢之道」，竟將蘭亭石刻硬生生地放入自己的轎中就往縣城而去。何氏子孫和當地群眾為保護祖宗留下的《蘭亭序》石刻不致外流遺失，冒著犯上作亂的罪名，紛紛上路阻攔黃文炳的坐轎。黃文炳眼見要把《蘭亭序》石刻竊為己有的圖謀落空，惱羞成怒，將石刻從轎中往外擲落於地，怏怏而去。可惜何氏子孫已保存了140多年的《蘭亭》石刻，竟被黃文炳一扔裂為三塊（由於此石刻為兩面刻，在拓本中易被誤裂成四塊）。為減少收藏風險，便於保護寶物，何氏子孫當即商量：由三房子孫各分藏一塊，今後不管誰要觀賞，須三房會齊才行；如要傳拓，須支付銀兩若干，而且不肯輕易傳拓。由於拓本少之又少，流傳不廣，致使清著名學者阮元編輯《兩浙寶石錄》時，竟不知浙江保存有如此珍貴的何氏定武蘭亭石刻。到了1934年，龍游籍著名書畫家余紹宋主編《東南日報》時，曾刊登了東陽紳士趙伯蘇提供的何氏《蘭亭序》拓本，此本為清著名學者東陽人盧珩仁舊藏，平時也不輕易示人。

600多年來，東陽南上湖何氏子孫後代，把祖先所得的《蘭亭序》石刻視為傳家之寶，一代又一代地加以精心保管，躲過了許多天災人禍，使得這麼精美的《蘭亭序》石刻能完整地留存於世。何氏之孫們所付出的心血，實非常人能夠想像。因此，民國政府曾命名南上湖一帶為蘭亭鄉，以表示對定武蘭亭石刻的重視。

解放初，何士英的三房子孫為使《蘭亭序》石刻能得到妥善保護，並使其有個好的歸宿，經過商量，忍痛割愛，將《蘭亭序》石刻無償捐獻給國家，現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存放在浙江博物館。上世紀90年代初，東陽市要編市志，曾派人到浙江博物館拍了何氏定武蘭亭石刻的照片。筆者曾見到過照片，其中《蘭亭序》石刻（三塊），合裝在一個精緻木框內，字體清晰，兩面皆可觀賞。

據了解，何氏定武蘭亭序東陽本石刻自捐獻後再無拓印，傳拓量非常之少，加之年代久遠，現在拓本存世已寥寥無幾，東陽本地也已十分珍貴和罕見。

《蘭亭序》原文：

永和九年，歲在癸（guǐ）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kuài jī）山陰之蘭亭，修禊（xì）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tuān），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shāng）曲（ qū）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shang)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chěng）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hái）之外。雖趣（qǔ）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xì）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jiē）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shāng)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序》今譯：

永和九年，即癸丑年，三月之初，（名士們）在會稽郡山北面的蘭亭聚會，到水邊進行消災求福的活動。許多有聲望有才氣的人都來了，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這裡有高大的山和險峻的嶺，有茂密的樹林和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水急流，（在亭的）左右輝映環繞。把水引到（亭中）的環形水渠里來，讓酒杯飄流水上（供人們取飲）。人們在曲水旁邊排列而坐，雖然沒有管弦齊奏的盛況，（可是）一邊飲酒一邊賦詩，也足以痛快地表達各自埋藏在心中的情懷。

這一天，天氣晴朗，和風輕輕吹來。向上看，天空廣大無邊，向下看，地上事物如此繁多，這樣來縱展眼力，開闊胸懷，窮盡視和聽的享受，實在快樂啊！

人們彼此相處，俯仰之間一輩子。有的人喜歡講自己的志趣抱負，在室內（跟朋友）面對面地交談；有的人就著自己所愛好的事物寄託情懷，不受任何約束，放縱地生活。儘管人們的愛好千差萬別，或好靜，或好動，也不相同，（可是又都有這樣的體驗）當他們對所接觸的事物感到高興時，自己所要的東西暫時得到了，快樂而自足，竟不覺得衰老即將到來；待到對於自己所喜愛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厭倦，心情隨著當前的境況而變化，感慨油然而生，以前感到歡快的事頃刻之間變為陳跡了，仍然不能不因此感慨不已，何況人壽的長短隨著造化而定，最後一切都化為烏有。古人說：「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怎能不悲痛呢？

每當我看到前人發生感慨的原由，如果碰到和我想法一樣的，（我）總是面對著（他們的）文章而嗟嘆感傷，心裡又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我）本來就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謬的，把長壽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的。後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以前一樣，真是可悲啊！因此我—一記下當時與會的人，錄下他們作的詩。縱使時代變了，世事不同了，人們的思想情趣是一樣的。後世的讀者也將有感於這次集會的詩文。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字逸少，會稽山陰人（今浙江紹興），卒於會稽金庭。父王曠，歷官淮南丹陽太守、會稽內史。伯父王導，歷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將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時不善於言辭，長大後卻辯才出眾，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譽。晉大尉郗鑒選中他為女婿，「袒腹東床」的典故就出於王羲之（見《世說新語·雅量》）。朝廷公卿著重王羲之的才器，屢屢召舉為官，他都辭謝。後為征西將軍瘐亮參軍，累遷長史，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王會稽」。後與太原王述不和，稱病去職，歸隱會稽，自適而終。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鍾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鍾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爵、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鍾繇，自能融化。鍾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鍾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抒。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鍾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延伸閱讀（一）

《東陽何氏宗譜》所載定武《蘭亭序》碑刻考證

永和九年（公元前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與謝安、孫綽、支遁等人修禊于山陰蘭亭，飲酒賦詩，王羲之慨然寫下《蘭亭集序》共324字，後世公推《蘭亭集序》為「天下第一行書」，至唐太宗時，派御史蕭翼於辯才處得《蘭亭序》原本，命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書法家臨摹，又命御用拓書人趙模、韓政道等拓模，遍賜王

公大臣。

至後世，明朝宣德年間何士英得《蘭亭》碑刻於石塔寺，據《東陽何氏宗譜》所載，何士英所得之定武《蘭亭集序》的碑刻，世傳《蘭亭序》的拓本共有10本，賜予藩鎮，而定武軍（原「義武軍」，宋初避太宗諱，改定武軍）得到的碑刻系歐陽詢的臨摹本，後世稱為「定武《蘭亭》」。

定武《蘭亭》石刻最早出現在宋朝元豐年間，唐末輾轉契丹，最後在慶曆朝，這塊碑刻被一李姓人士得到，後又將石碑複製一份，獻與韓忠獻，至宋景文時，從李生兒子處索得原本，放於庫房之中。熙寧年間「薛師正岀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於庫中，易古刻攜歸長安，刻損『天、流、帶、又』數字，以記真膺。」而薛紹彭把定武《蘭亭》石刻帶回家後，於政和年間為「祐陵（宋徽宗）取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宋汝霖（宗澤）為留守，見之，並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於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月之後，虜騎忽至，大駕倉促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子故為楊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而根據悔堂老人《越中雜識》記載，石刻是在慌亂之中被扔到某口井中。此後，這塊石刻便不見於史料記載，直至明朝宣宗「宣德庚戌（1430）揚州石塔寺僧眢浚井得之，歸於運使東陽何公士英，何識其為《定武蘭亭》也，寶而藏之。」在百多年後，定武《蘭亭》終於重現人間，並由何士英帶回東陽「寶而藏之」，但是，世傳定武《蘭亭》石刻有多個版本，光是在南宋理宗時，內府就收藏有定武古刻本、定武闊行本、定武肥本、定武瘦本、定武斷石本等等。北宋黃庭堅也有定武本，那麼，究竟何士英得到的是不是歐陽詢的定武原版碑刻？

何士英在得到石碑後，曾對該石刻做過一番認識：

「余承乏兩淮鹵差使，實治維揚石塔寺者，石之木蘭院也，寺僧浚井得蘭亭本，缺其一角，字多削落，其紹彭所易高宗失著歟？昔黃庭堅與周子發游得荊得名本蘭亭，意唐時臨仿，多有存者，南宋悅生堂禊帖，廖瑩中參校定武諸本，命工王用和勒石几至數千匣，余幸得諸未渡江以前者，計中間遺失凡三百又二年。」

何士英通過考證，從諸多流傳版本中做出判斷，認為南宋悅生堂禊帖、廖瑩中參校定的定武諸本都系宋室南渡後所刻的版本，唯獨何士英所得到的蘭亭石刻為「未渡江以前者，遺失凡三百有二年」的歐陽詢臨摹本石刻，但這僅為何士英一家之說，尚不可足以為信，且需其他證明之詞。

最早記載何士英得到定武蘭亭石刻的是與何同時代的楊士奇，楊士奇在《蘭亭十四帖》提到：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其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世傳宋思陵（宋高宗）駐蹕於揚金人奄至，車駕倉猝出避，御用物皆不及，將所愛蘭亭石刻瘞（埋藏）之而去，此其是耶。」這是最早有關於何士英得到定武石碑的記載。百年之後，何士英的五世孫何靜虛請張元忭為之作序。這篇序文名曰《序東陽何氏家藏石刻蘭亭》，序中提到：「東陽一白公（何士英字一白）歷事五朝......天子每稱公為天下清官第一，當轉運使時，於石塔寺中得此石，時公匣置京師，章皇帝詔賜攜歸。」這篇序文不見於張元忭的《不二齋文選》或《張陽和文選》，疑為佚文。但張所言與定武蘭亭石刻遭遇相仿，這不排除是何氏後人言之張，請其代寫，或是以張之名偽作其序。但是，清代悔堂老人對此是有所記載。清涼道人有提到張元忭為之作序（此證據將於下文後提及）。由此可見，張元忭所作之序屬實，所言之事當真。

清代清涼道人就何氏《蘭亭》石刻的真偽做出一番考證：

「公（何士英）識其定武蘭亭也，寶而將獻之朝，公宣宗升遐，不果，遂攜之以歸。」（此雖與張序稍有出入，但從其年代來看，張序較之可信度高），此石至今猶存何氏，昔人所稱不損本者，蓋未經紹彭刻損，乃元豐以前所搨（拓）也，不可得而見矣。予師沈益川夫子家有二本，以一贈予，迴出虞、褚諸臨本之上，而天流數字已損，且有何公及張文公（元汴）兩跋，當是井中本無疑。」可見，何氏所得之蘭亭並非定武真本，因為定武真本是玉刻石，切碑陰處有東陽人舒元輿所做《牡丹賦》，故，該拓本乃是葭紹彭仿刻，且屬真本仿刻，該石碑由於原刻遺失，此刻價值變為最高，而此刻石亦被當成真本收藏。民國顧燮光在《夢碧簃吃石言》中冊的《東陽何氏蘭亭》中提及：「東陽縣東南四十里南湖上有何姓家藏有定武蘭亭。」可見，雖然該是刻非為原本，但其價值已近原刻本。新中國成立後，此碑刻有村上交省文化局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存於省博物館。

（佚名）

參考卷目：

【清】悔堂老人《越中雜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頁

【宋】王明清《揮塵錄》錄卷三，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92頁

【明】楊士奇《東里集》卷二十一，四庫全書，第1238冊 651頁

【清】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贅記》卷四，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89頁

延伸閱讀（二）

《馮摹蘭亭序》卷，唐，馮承素摹，紙本，行書，縱24.5cm，橫69.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本用楮紙兩幅拼接，紙質光潔精細。因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故稱「神龍本」。後紙明項元汴題記：「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為馮承素摹本。

此卷前紙13行，行距較松，後紙15行，行距趨緊，然前後左右映帶，攲斜疏密，錯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優於其他摹本。用筆俯仰反覆，筆鋒尖端銳利，時出賊毫、叉筆，既保留了照原跡勾摹的痕迹，又顯露出自由臨寫的特點，摹臨結合，顯得自然生動，並具一定的「存真」的優點，在傳世摹本中最稱精美，體現了王羲之書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藝術風神，為接近原跡的唐摹本。

據考，卷首「神龍」半印小璽並非唐中宗內府鈐印，而是後人所添，定馮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來流傳有緒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蘭亭」四字標題，引首乾隆題「晉唐心印」四字。後紙有宋至明20家題跋、觀款，鈐鑒藏印180餘方。其流傳經過，根據各題跋、印記和記載，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內府、駙馬都尉楊鎮，元郭天錫，明內府、王濟、項元汴，清陳定、季寓庸、乾隆內府。歷代著錄有：明汪砢玉《珊瑚網書錄》、吳其貞《書畫記》，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考》、顧復《平生壯觀》、吳升《大觀錄》、阮元《石渠隨筆》、《石渠寶笈·續編》等書。刻入「蘭亭八柱」，列第三。

馮承素，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年），直弘文館為招書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樂毅論》真跡，令馮摹以賜諸臣。馮又與趙模、諸葛貞、韓道政、湯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蘭亭序》數本，太宗以賜皇太子諸王，見於歷代記載。時評其書「筆勢精妙，蕭散樸拙。」其他事迹不詳。

延伸閱讀（三）

王羲之《蘭亭序》上黨本之謎

山西長子縣西南約20多里的山巒間，坐西向東有一處氣勢巍峨的古建築群，它便是殿堂層疊、紅牆碧瓦、規模宏闊之佛教聖地——法興寺。

這裡，從唐宋元明清幾朝幾度修葺、擴建、遷址，成為目前規模。歷史悠久、佛事興盛、典故繁衍的法興寺，大唐初創時就譜寫了一段神奇的故事，流傳至今，那就是由都城長安攜來的宮廷墨寶《蘭亭序》對法興寺的化緣籌資、不斷擴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此，宮廷寶物伴隨法興寺跌宕起伏1400餘年，演繹出了鮮為人知的歷史篇章。

唐朝初年，一位刺史攜帶著唐高祖李淵御賜的四件國寶，離開都城長安，告別朱雀宏門的未央宮，一路風塵僕僕來到了潞州（今山西長治）。喧囂的潞州城裡，並沒有刺史的身影，他也沒有急於去就任潞州刺史這個官位，反倒虔誠地來到長子縣山巒起伏、松柏疊翠的慈林山法興寺，拜倒在佛祖的門下。由此開始，潞州法興寺的歷史與佛家、與皇家、與商家結下了難解的淵源。

四件國寶，一是這位潞州刺史、皇帝李淵第十三子鄭惠王元懿的皇家身份；二是來至佛國印度的37顆佛舍利；三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法帖《蘭亭序》唐朝摹本；四是藏經3000卷。慈林山巒，丹河徜徉，一處寺院，芸芸眾僧，在鄭惠王沒來此之前，僅僅是靠化緣得來的錢糧維持生計和佛事，是不好生活下去的。但自長安的四件國寶、特別是《蘭亭序》在上黨現身後，由此帶來了敘不盡的故事，帶來了法興寺的生機。

法興寺在潞州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是很大的。宋天聖五年（1027年）寺內刊刻《法興寺碑》曰：「慈林山，唐高祖第十三子鄭惠王元懿為潞州刺史，於寺中造石塔，藏所賜佛舍利三十七粒，寫藏經三千卷，宋祥符中，高士王景純隱居此山，與晦禪師為蓮社友，其子文康公曙生於此，後曙以給事中知潞州，寺僧賚景純所撰碑。」康熙版《長子縣誌》記載：「法興寺慈林之佛院也。在縣南三十里，北魏神瑞元年（414年）建，舊名慈林寺。唐咸亨四年（673年），鄭惠王元懿為潞州刺史建，浮圖塄僧入霄，為邑勝概，上多巨公題詠碑記，今猶有存者。」

寺院內所藏《蘭亭序》的事一直到清初的《潞安府志》才見有知府大人敘述披露：「王右軍書，系唐人摹本，在慈林山，書法絕奇，寺僧苦臨拓碎，而投諸井，後得斷石數片，甃於察院屋壁，為好事者取去。」從史志的記載看出，秘藏法興寺的《蘭亭序》由於其「書法絕奇」，必然是招來癮癖書法的潞州及四面八方人士紛紛踏至這裡求寶，法興寺「求寶」的結果，一是人氣大增，二是香火旺盛，三最主要的是得到《蘭亭序》法帖的拓片後，孝敬法興寺的「香火錢」就不能同往昔的「化緣」同日而語了。蘭亭拓片換「香火」不能稱為商人的「買賣」行為，但畢竟法興寺的「化緣」收入大增，「香火錢」源源不斷。之後，便是寺院擴建、佛殿翻新、佛祖金身、壁畫彩繪、寺僧巨增。

法興寺所有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能不說是源自《蘭亭序》拓片的貢獻。無數年輪，寺內寺外求墨寶的人們紛紛拓來拓去，導致《蘭亭序》被「寺僧苦臨拓碎」。深究其因，不單單是眾多的書法愛好者求購無數，最主要的是潞州刺史唐鄭惠王自身鼓吹和提倡，視王羲之《蘭亭序》書法為生命，終日習書不輟，影響了眾多的文人騷客，其書法作品傳承王羲之風格，風靡上黨，成為官吏、富賈匣中寶物。功夫不負苦心人，鄭惠王元懿數十年勤學苦練，更有上乘佳作刻石留跡慈林山，這在《潞安府志》中也有記載：「鄭惠王石記，在慈林山，書法蒼勁可觀。」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序》書法原本珍藏在唐王朝皇宮數年，唐朝廷敕令當時最著名的幾位書法大家歐陽詢、褚逐良、虞世南等人精心臨摹幾幅，用於賞賜王宮貴族和手握兵權的外地方鎮將軍；而真跡《蘭亭序》被唐太宗視為「掌上明珠」，後與李世民一同葬於乾陵，永訣於世。極受朝廷推崇的國寶，銷聲匿跡後，民間便開始尋《蘭亭序》、覓《蘭亭序》，更以能得到《蘭亭序》拓本為幸事。這一年，潞州法興寺里就發生了《蘭亭序》「甃於察院屋壁，為好事者取去」的案例。

《蘭亭序》撲朔迷離「為好事者取去」後，法興寺失去了「化緣」的極好資本，墨寶拓片換白銀的「買賣」付之東流，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法興寺里的《蘭亭序》失蹤數百年後，清光緒《山西通志》就「失而復得」的上黨本《蘭亭序》作了如此的詮釋：「蘭亭序上黨本，舊在長治縣署。志略：明朝醴泉（陝西禮泉）苟好善令長治，於暑內瓦礫中得之，筆法瘦勁有神，差有定武風味，蓋歐陽信本也，後有董文敏跋及苟好善跋，今在咸陽程杏牧家，建寶蘭軒藏之。石尚完好，按定武名拓，稀如星鳳，穎上本偶為董文敏所賞，一時並行，乃不久即為令某所毀，令人恨恨。今存於世者，有東陽何氏一百本，然粗硬少姿，識者弗取。唯此刻遒勁而有韻，度為定武派，今海內盛行，然舊拓極難得也。」

此《山西通志》中的《蘭亭序》，與法興寺鄭惠王從宮中帶來的《蘭亭序》，還有東陽何氏100本《蘭亭序》，彼此是否同一件珍寶，不得而知。

無論《蘭亭序》在上黨的收藏結果如何地坎坷、如何地不幸、如何地「巔沛流離」，人們不會忘記、歷史也不會忘記《蘭亭序》與法興寺、還有鄭惠王對推動上黨地區的書法、佛教事業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秋平）

法興寺坐落于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東南翠雲山上，始建於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歷史悠久，建築奇異，環境幽雅，景色迷人，堪稱三晉之名剎。搬遷復建後的法興寺，佔地60畝，依山勢布局，從石階、山門、舍利塔、園覺殿至毗盧殿，層層升高，以石階相連，古樸、典雅、雄渾、莊重，保留了古建築特有的風韻。法興寺是長治市區內級別最高、建築建築最大、研究與觀賞價值最高的古寺廟建築群。寺內所存唐石舍利塔、燃燈塔、宋塑十二園覺像，堪稱「法興三絕」名聞遐爾。其造型之優美，結構之奇異，工藝之精細，實屬稀世罕見。

「上黨本」（「長治本」）《蘭亭序》拓本

「上黨本」也稱為「長治本」，皆因舊石出土之地名而得名。唐朝初年，潞州刺史、皇帝李淵第十三子鄭惠王元懿帶著《蘭亭序》唐朝摹本前往山西省長子縣西南約二十多里佛教聖地——法興寺，給後世留下美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