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做「頂天立地」的科學工作者

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寨卡、黃熱病……近幾年，每每出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不僅第一時間把病毒的「來龍去脈」剖析清楚，還組織編寫相關科普書，為公眾講解科普知識，用科學安撫民眾情緒。他說，「作為科學家，既要有基礎科研的『頂天』，也要兼具實際應用的『立地』」。「頂天立地」是他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畢生的追求。

高 福

支撐一線抗病毒工作業績的，是高福院士出色的科研成果。這些年，高福的研究成果兩次入選中國科學十大進展，在SCI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近400餘篇（包括Cell、Nature、Science、The Lancet、NSMB、PNAS、PLoS Pathogen 、 NEJM、Immunity等）。外人眼中的高福，是中國為數不多發論文「大滿貫」的科學家。2016年，又是高福團隊的豐收年，他們在國際核心期刊上發表了60多篇文章，其中有7篇是《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Cell Host & Microbe》、《Nature Microbiology》等的封面文章。

「如果我們的研究最終幫別人解決了問題，而自己的百姓並沒有受惠，又有什麼用呢」

由40餘人組成的高福研究小組，系統地研究了包括H5N1、H7N9、甲型流感及新型蝙蝠流感在內的不同亞型流感病毒及新型冠狀病毒囊膜蛋白與受體的結合、病毒釋放及病毒耐葯機制。短短十餘天，團隊便破解了中東呼吸綜合征跨種傳播機理，在《科學》、《自然》、《細胞》、《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五大國際頂級學術期刊取得「大滿貫」，代表了這一領域的世界最高水平。對此，高福卻有著清醒的認知，「科學原本就是用無數次的失敗換來一次的成功，大家看到我在《科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卻不知道我曾被拒絕過99次。」

「我研究的領域是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目前主要關注新發、突發病原的跨物種傳播機制。」高福說，所謂跨物種傳播機制，就是要搞清病毒和細胞之間、免疫細胞和被感染細胞之間的界面上到底發生了哪些相互作用，它們是如何互相識別的，又是怎樣進行「對話」的。而要弄清病毒是如何進入細胞的，就要深入研究細胞的表面，正因如此，高福將自己的工作稱作「表面文章」。

雖然這些年取得了不少成績——研究成果兩次入選中國科學十大進展，在SCI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390餘篇，成了科學界為數不多的「大滿貫」選手，但面對科研，高福一直有著自己的原則：不做為了基礎研究而研究的項目，要重點解決實際需求。「作為科學家，既要有基礎科研的『頂天』，也要兼具實際應用的『立地』。」高福說，「頂天」就是研究世界上最關鍵的、最難回答的科學問題；「立地」就是要解決國民經濟主戰場需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研究最終幫別人解決了問題，而自己的百姓並沒有受惠，又有什麼用呢？」

高福（右一）在實驗室指導學生做實驗

如果留在國外，自己只能成為小領域的科學家，但國內卻擁有更廣闊的舞台

1961年生於山西省應縣的高福，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幼年時曾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組漫畫。畫面上，有結滿西紅柿的大樹和長得像大象一樣壯碩的肥豬。這些天馬行空、充滿想像的「科普」漫畫，讓年少時的高福對先進的科學技術充滿了嚮往。

高福的父親只讀到小學三四年級，母親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父母要供養6個孩子，經濟拮据。在彼時的中國，這樣的家庭結構，往往意味著身為長子的高福要放棄學業，早早地承擔起維繫家庭生計的重任。

「這恰恰是我最感恩父母的地方。」高福說，父母不但沒讓他出去賺錢貼補家用，還拿出錢來供他上學，「父母做這種決定是多麼難能可貴！我非常感激他們，他們那種積極上進的精神，鼓勵著我努力工作」。在高福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決定。6個兄妹中，有3人獲得博士學位並至今從事著科研工作。

1978年恢復高考，彷彿世界打開了一扇窗。翌年，高福參加高考，並被山西農業大學錄取。雖然成績尚可，但還是與第一志願失之交臂，進入了自己並不喜歡的獸醫專業。

「我不想做獸醫，我要堅持自己的科研夢。」從大一下半學期起，高福就定下目標改考傳染病學專業，終於在1983年，順利考上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微生物學專業的研究生，直至畢業後留校任教。

1991年，高福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相繼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而後又在牛津大學任教。在此期間，高福的科研夢也屢受打擊。在牛津讀博士期間，高福做的是病毒研究，但那裡不僅高手雲集，而且他感覺純粹做病毒研究眼界狹窄，很難成為業界翹楚，於是改做當時很熱門的免疫研究，「但兩年多沒出成果。」高福說，這時的他開始懷疑自己，甚至打了退堂鼓，「乾脆去外企，也能有不錯的收入」。

或許是天意如此，沒過多久，研究結果做出來了。「鐵樹開花，我一看，可以繼續做科研了。」高福笑著說。

收起行囊，鎖上牛津大學的辦公室大門，2004年，高福結束了13年的海外求學與教職生涯，回到北京。彼時，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剛剛遭受了SARS（非典型性肺炎）的無情摧殘。

在海外的10餘年間，高福見過很多科學家，他們一輩子只做一個小分子，雖然只做一兩個氨基酸，但卻做得津津有味，全世界無人匹敵，這種精益求精的科學精神讓高福既欽佩又感動。「但我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小專家型，我喜歡與人打交道。」高福說，確切而言，他現在不是一名科學家，而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正在往宏觀科學家那個方向努力」。

而這個方向，只有祖國能夠給予。這也是高福歸國的理由。高福表示，如果留在國外，自己只能成為小領域的科學家，但國內給他提供了更大的團隊，更廣的舞台，讓他可以在基礎科研的「頂天」和實際應用的「立地」兩方面都有所成就。

2013年高福（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什麼都不發生，就是公共衛生的成功」

2014年3月，一場以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個西非蔓延開來，僅僅數月，近3萬人感染，1萬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國政府派出59名(後增至62人)工作人員組成首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出征獅子山首都弗里敦，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

作為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臨危受命，擔任檢測隊隊長。沒有忐忑不安，臨行前一晚，高福依然像往常一樣自如。「我是專門研究傳染病的，只要知道疾病的傳播規律以及相應的防控方式，就不覺得可怕。」但對年邁的父母，高福隱瞞了這趟「怕他們擔心」的行程。

雖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剛到獅子山，高福就連續發了5天燒。雖然專業知識告訴他，並未感染埃博拉病毒，但為了穩定大家的情緒，也是以防萬一，高福還是在賓館自我隔離了一周。「這事我也沒告訴國內的同事和親朋。」高福說。躺在賓館，面朝天花板，高福自我勸慰，不要著急，即便真的感染了，著急也沒用。多年來，與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戰鬥中，高福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心態。在疫情一線面對肆虐的致命病毒，對每一個醫務工作者的心理素質都是極大的考驗。「做這行，心理素質的訓練高於一切。」他說。

作為首批檢測隊隊長，高福告訴記者，首批移動實驗室檢測隊累計檢測血液樣本1635份，佔到獅子山全國檢測量的1/4。「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衛生領域規模最大的援外行動，更為重要的是，這體現了在全球化時代，傳染病無國界的特點，如果不控制疫源地，它仍會向全世界蔓延。所以我們必須把防控關口前移。」高福表示，國家在人力物力上也給予了極大支持。

除了樹立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傳染病防控新理念，高福認為，埃博拉的流行，也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2003年的SARS病毒、2005年的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大流感、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征、2013年我國H7N9禽流感感染人的事件，以及2014年發生的西非埃博拉的流行等，這些引起公眾關注的新發、突發傳染病呈現出一個共同點：病毒的動物源性。而中國的問題就是活禽市場。「我們明明知道人感染H7N9禽流感是吃活禽引起的，政府也大力開展科普，但還是勸不住民眾，活禽市場始終關閉不了，這就看出科學和文化之間的衝突有多大，最終導致傳染病的發生。」而這，也讓高福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共衛生政策對百姓健康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高福看來，如果說百姓從醫改中的「獲得感」源於醫務人員的妙手回春所給予的真切感受，那麼，對公共衛生的獲得感恰恰源自「沒有感覺」。「這是公共衛生的特點決定的。」高福說，做好公共衛生的管理，相當於中醫的「治未病」，關口前移，「什麼都不發生，就是公共衛生的成功！」

高福在獅子山抗擊埃博拉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公共衛生保駕護航

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幾年和援助獅子山的經歷，讓一直在微生物領域從事科研工作的高福開始思考公共衛生政策問題。2011年起，高福開始擔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這個職務讓他的視野從基礎科研拓展到與國民健康緊密相關的公共衛生政策與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疾控中心工作能讓我更多地接觸臨床，這對基礎研究很有裨益，可以指導我們從哪個方向入手、向哪個方向努力」。

2015年，「一帶一路」成為國家發展戰略。對此，高福率先提出「一帶一路，公衛先行」的觀點。「援助獅子山，讓我深刻意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傳染病防控已經有了新變化。」高福說，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如果沒有公共衛生保駕護航，一旦面臨突發傳染病，以往取得的成績很可能轉瞬間灰飛煙滅。

「隨著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往規模、頻度的不斷擴大，不能排除傳染病跨國跨境傳播甚至大面積暴發流行的可能。更為重要的是當地的環境衛生、營養食品安全等，同樣可能影響我們勞務人員的健康。」高福說，以廣西為例，2009年至2014年間，從越南、泰國、印尼等6個國家輸入廣西的登革熱就有111例，報告發病的1886例瘧疾中，1885例是輸入性病例。因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疾病預防控制上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和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我國難以對疫情輸入進行有效預警和及時應對。高福認為，相關部門應聯合出台邊境地區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相關政策的實施細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公共衛生平台。

高福（左前）與英國專家在移動實驗室中進行業務探討

高福建議，我國應主動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以衛生健康為主要要素的合作項目，必將得到沿線國家的擁護，並形成「健康外交」「民生外交」「綠色外交」相互促進的新局面。

匆匆數十年，高福從一個勤勉的學生，變成一位嚴格的老師。「我脾氣比較急，經常拍桌子『罵』學生，但是也歡迎他們有理有據地頂嘴。」高福說。

王奇慧是高福的博士後，也是高福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對此，她深有感觸，「高老師人很直率，有什麼問題都直言不諱」。她告訴記者，高福對學生比較嚴厲，平時的教育也以批評為主。「但高老師也能接受所有人的批評，歡迎學生批評。」

「面對批評，我有時候也會不服氣，第一反應就是頂嘴。但頂完嘴後，我轉念一想：哎呀，你說的有道理！這時我就會冷靜評判，有時甚至會接受對方的觀點。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態和同事、學生相處的。」高福說。

其實，嚴厲的高福也有著細膩溫暖的一面。他說，教育學生首先要了解學生，對學生的管理還是要根據他們各自的特點，分門別類，因材施教。當學生迷茫無助、缺乏自信的時候，高福總會轉而表揚和鼓勵學生們。「我們都是過來人了，學生有什麼心事，一眼就能看出來。當學生尋求心理寄託和安慰時，我們要幫助他，讓他自信、堅強起來。」高福說。

記者手記

科研管理者，要看到樹木更要看到森林

近些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寨卡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有發生。每當這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採訪高福，不僅因為他過硬的科研能力，每次都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用簡單易懂的話語表達，更是因為他總站在公共衛生政策的高度，去審視每一次傳染性疾病的暴發。

雖已是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但高福並不把自己看做科學家，也不像很多科學家一樣，只對自己研究的領域滔滔不絕。在他看來，自己更像一名科學工作者，用他的話說，科學家關心的是本領域內的科研成果，而科研工作者，更能關註解決實際問題。

儘管行政職務纏身，高福始終不忘自己的老本行，喜歡學術交流，並熱衷將國外的最新理念引入國內。在他看來，身兼科研和管理於一身並不矛盾。「既要看到樹木，又要看到森林。」高福說，學術型人才注重細節，科研管理者則側重宏觀掌控，「一個在行的科研管理者，要看到樹木更要看到森林，我會努力地朝著將兩者合二為一的方向努力。」

高福小傳

1961年11月15日出生於山西省應縣，1983年畢業於山西農業大學畜牧獸醫系，1986年獲得北京農業大學微生物學與動物傳染病學碩士學位，1986年~1991年任北京農業大學助教、講師，1991年~1994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生物化學）。

1994年攻讀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博士後，1995年~1998年攻讀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後，1999年~2001年攻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醫學院博士後，2001年~2004年擔任英國牛津大學講師、博士生導師、課題組長，2004年~2008年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2008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主任，2010年當選英國牛津大學客座教授，2011年起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3年12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14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15年當選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2016年當選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MBO）外籍院士。

長期從事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領域研究以及公共衛生政策與全球健康策略研究，特別是在病原與宿主的相互識別和相互作用方面進行了系統性和原創性工作。揭示了包括流感病毒、冠狀病毒等在內的重要囊膜病毒侵入、融合和釋放機制，為新一代抗病毒藥物開發提供潛在靶標；揭示了重要病原跨宿主傳播與致病機制，尤其是H5N1和H7N9禽流感病毒突破種間屏障的生態學與分子機制；揭示了CD8等重要免疫分子受體與配體的互作機制以及流感等重要病原細胞免疫機制。

曾獲發展中國家科學院（TWAS）基礎醫學獎、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吳階平-保羅·楊森醫學藥學獎、日本日經亞洲獎以及全國傑出科技人才獎等獎項。

本期編輯：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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