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噹噹」的少年心氣：一隻叫麥兜的小豬和它被賦予的香港精神

3月17日，《麥兜響噹噹》在內地重映。這隻有著「不是低能，只是善良」性格的小豬再次提醒：每個人的過去都是麥兜，很單純，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現在的樣子。

本文原刊於2016年9月23日《博客天下》總第228期

文 張弘

編輯 方奕晗

麥兜瘦了。

工作人員送來幾個新電影的形象公仔，麥家碧首先接下的是怪獸。在記者的提醒下，她才拿起麥兜。「太瘦了。」這個創作麥兜卡通形象的女人用雙手擠壓出一張胖扁的臉，「麥兜應該是這樣的。」

2016年9月7日，麥家碧從香港來到北京，為電影《麥兜·飯寶奇兵》做宣傳。「我是被逼的，總有一個人性格比較軟弱，所以就是我了，而且我沒他那麼多工作。」

「他」是創作麥兜故事的謝立文，也是麥家碧的丈夫。這一次，謝立文想嘗試點新東西，做一個類型片，就像好萊塢近幾年風頭正盛的超級英雄電影。於是在新電影里，麥兜的使命是打怪獸，拯救地球。

麥家碧與麥兜

「本來就沒有規定他（麥兜）必須是怎樣的，只是我看到不同的、想到不同的東西之後，嘗試一些新的展示而已。也不算變化，是主題不同，就像人每天會穿不同的衣服，人本身是沒變的，對不對？」近幾年很少接受媒體採訪的謝立文在郵件中回復《博客天下》。

麥家碧覺得，這次的麥兜沒有以往親切。麥家碧早年接受採訪時曾說，麥兜誕生時，設定的形象是「蠢、憨居居、心慌慌」，是一個不聰明、不醒目、四處受欺負的角色。同時，他又有著「不是低能，只是善良」的性格。

麥兜21歲了。這21年里，謝立文和麥家碧不間斷地出版漫畫，平均每三年就推出一部電影，現在已經是第七部了（內地上映的第四部）。2000年以來，金馬獎只頒發過4次最佳動畫長片獎，其中3次頒給了麥兜。（註：以上時間節點為2016年）

麥兜被賦予作品之外的含義，這隻小粉豬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被視為城市文化符號和新世紀香港精神的載體。

謝立文和麥家碧並不關心這些。他們願意把時間和精力花在更實際的事上——如何繼續講述這個成人童話，如何找到投資者，如何發現新的讀者和觀眾。「我們想得很單純，作為創作者，就是想讓更多人知道麥兜。」麥家碧說。

作家馮唐看過麥兜漫畫後，寫了篇《小豬大道》。文章寫道：麥兜不僅是一隻豬，而且是一隻生活在低處的豬，一隻飽含簡單而低級趣味的豬，一隻得大道的豬。自稱為「麥兜粉」的編劇史航這樣評價電影《麥兜·飯寶奇兵》：麥兜依然是麥兜，這可以保持舊有觀眾；面對大市場的挑戰，為了贏得新觀眾，麥兜打起了怪獸。但不是那種聲光發電的打鬥，就是一些毛絨玩具之間的搏鬥而已。

麥家碧覺得，麥兜和其他「超級英雄」是不同的，因為他沒有打敗怪獸。麥兜製造了機器人大飯寶，對付怪獸的方式是喂飯、撓癢。「這種在意對方餓不餓、癢不癢的幼稚的關心，是麥兜系列電影最深刻的主題。」史航告訴《博客天下》。

草根范兒

麥家碧曾在幼兒園教小孩畫畫。小孩喜歡互相傳紙條，有一次，她偷偷看了一眼，發現紙上畫著小花，寫著「春」「田」等字眼兒——原來幼兒園的小孩關心的是這些東西。1988年，麥家碧和謝立文首次合作漫畫，故事的場景就是一家叫「春田花花」的幼兒園。

春田花花幼兒園的故事，簡單但溫暖

麥兜不是最早進入春田花花幼兒園的學生，最早的主角是麥嘜。麥兜是以麥嘜親戚的身份出場的。

麥嘜是一隻生活無憂的幸福小豬，成長於富裕家庭，中英文基礎好，能畫一手好畫，是個典型的香港「醒目仔」（Smart Boy，精明的意思）。在某一集故事中，麥嘜得意地邀請朋友去酒樓、車仔面檔和高級西餐廳吃飯，並在付賬時掏出金卡大喊「埋單」。

香港文化研究者嚴飛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說，麥嘜投射出當時香港人的精神狀態和身份自覺——中英文俱通，懂多門技術，靈活多變，對香港身份充滿樂觀和自豪。

轉變從1995年開始，麥兜首次以麥嘜表兄的身份出場。他出身單親家庭，不英俊（右眼有一塊圓形胎記）、不富裕（住屋村）也不聰明。金融風暴席捲亞洲時，香港成為重災區。許多港人像麥兜電影里說的那樣，「一夜變成負資產」，成為像麥兜和麥太那樣的草根。

謝立文將創作重心轉移到草根階層。除了麥兜之外，他還與漫畫師梁智添合作，推出漫畫《屎撈人》，主角是一坨屎的卡通形象，象徵普遍的、地位低下的人。謝立文還為一首歌填了詞，音樂人劉以達在這首名叫《屎我系一督屎》的歌中唱道：「屎我系一督屎，命比蟻便宜，你坐Benz我挖鼻屎，自知死也再難移。」後來，這首歌作為插曲出現在周星馳的電影《喜劇之王》中，廣為傳唱。

麥兜在屎撈人的世界探險

「這就是生活嘛，最簡單的生活故事，發生在大多數人身上。也許沒有那麼純粹，但都是很直接的反映。」謝立文說。

香港作家廖偉棠覺得，回歸後的香港人有兩種心態：一是移民心態；二是留在本土，讓這裡變得更好。「麥兜屬於後者，他對留下來的人有一種鼓勵作用，很符合香港精神：同舟共濟。」廖偉棠告訴《博客天下》。

麥兜的出現獲得諸多香港讀者的喜愛，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麥嘜。廖偉棠當時在書店工作，他回憶說，1997年到1999年，麥兜漫畫都是香港童書銷量冠軍，「幾乎每天我們都要補貨，一有新書，一下子就賣光了。那時候還在《黃巴士》雜誌連載，那個雜誌也是最暢銷的兒童雜誌。」為了適應讀者，謝立文和麥家碧將麥兜升級為主角，麥嘜漸漸成配角，直到現在。

「是單純從創作的角度考慮的。」麥家碧說，那個時候需要添加新人物，要在性格上有所差異，就設置了麥兜的角色。

麥兜的草根范兒正是人們喜歡他的原因。他生活在香港貧民區，愛吃貪睡，抖腿挖鼻屎。廖偉棠說：「麥兜是不完美的，創作心理學上，不完美的角色更容易討人喜歡。還有讀者的認同感，不完美的角色才會跟自己更接近。」

史航曾在中央戲劇學院教編劇課，看過《麥兜故事》後，他講了一節課，名為《我們的麥兜相》，鼓勵學生說出自己最笨的一面。最後，班級票選出一個最像麥兜的人。「這個女生愛玩搖滾，是個鼓手，晚上翻牆出去玩音樂，回來就在課堂上睡覺。她很開心，寫東西很有靈氣，骨子裡的善良和單純跟麥兜很像。」

作為創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驚訝於麥兜的生命力。謝立文說：「寫麥嘜和寫麥兜用的是不同方法。」寫麥嘜是先有故事，再找演員（演員就是麥嘜），而麥兜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那些故事。「一旦麥兜進入我的世界，我就會用他的方式去面對生活的問題，或者我想像出來的問題。麥兜就是一個生命。比如我見到一瓶水，就想如果是麥兜會有什麼反應；如果是瓶氣泡水，『砰』的一聲打開時，他會怎麼想呢？」

香港精神

麥兜一下子成了明星。

2001年，麥兜系列第一部動畫電影《麥兜故事》上映，在香港的票房超過同期上映的《千與千尋》，並且在海內外獲獎。3年後，《麥兜·菠蘿油王子》上映，這部被譽為香港本土意識最濃的電影，講述了麥炳（麥兜的父親）尋找失去的光輝王國的故事。

2006年，賀歲片《春田花花同學會》上映。這是一部真人與動畫結合的全明星電影，謝霆鋒只在電影里上了個廁所，就沒再出現過。「事情過去就可以告訴你們了，其實是當時我們拿捏不了。謝立文第一次當導演，跟真人合作，他在現場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麥家碧坦言。

在這部賀歲喜劇里，隨處可見無厘頭的情節設置：鄭中基在音樂會現場吃麵條，劫匪和人質一同沉醉在羅仔記的飯菜里。「可以說致敬，因為我們很喜歡周星馳，很多無厘頭。這是香港特色，我們是看這個長大的。」麥家碧回憶。

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電視劇《獅子山下》風靡香港。這部播出跨度長達21年的單元劇，講述了經濟急速增長及政治氣氛改變的社會背景下，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強的勵志故事。有人說，麥兜是新世紀的《獅子山下》，新世紀的香港精神。

麥兜逐漸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

廖偉棠認為：「麥兜肯定受了《獅子山下》的影響，但也在反思『獅子山精神』。『獅子山精神』說的是努力奮鬥就有好結果，但後來經歷了金融風暴，大家開始反思要客觀面對這個世界。於是就有了麥兜精神，就是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於自己，做自己，這也是目前香港人的心態。」

廖偉棠把早期的麥兜電影視為最具香港精神的電影。「無論中年、老年，大家都生機勃勃，這是香港氣質中很重要的一點。」廖偉棠覺得，麥兜很好地詮釋了「少年心氣」，這是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香港人在小處是實用主義，在大處是理想主義。」

麥兜逐漸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他被香港旅遊局選中，成為旅遊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龍、梅艷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銅像，立在維多利亞港旁邊的星光大道上；他出現在圖書館、電梯、廣場等公共場所的提示牌上，也出現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傳片里。

「我從來不關心這個，我也答不上來什麼香港精神。香港是國際化都市，價值觀也很國際化。我們不是藝術家，只是創作者。」在媒體面前，麥家碧和謝立文幾乎沒有解釋過麥兜跟香港精神之間的神秘勾連。

內向的文藝創作者

麥家碧和謝立文的第一次接觸，平凡而偶然。謝立文在悉尼大學獲得教育和電腦雙學位後，回到香港，就職於出版社；那時，麥家碧還是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專業的學生。她到謝立文所在的出版社應聘實習，帶著一幅沒有完成的學生作業——畫面中，一個小孩和一隻公仔坐在草地上。謝立文錄用了她。

麥家碧畢業後，在香港藝術中心做平面設計師，需要經紀人，也需要給漫畫寫故事。她找到謝立文，兩人的合作就這樣開始了。

史航形容這對夫婦為「兩個內向的文藝創作者」：「他們每次推出的電影，都帶我們回到更簡單、更純真、更有眼光的世界，像陽光下曬的白襯衫，乾淨，有溫度。」

接觸過麥家碧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內向。她戴著黑框眼鏡，說話聲音細小，身體瘦弱，體重只有86斤。她從小生活在銅鑼灣，去過的地方只有維多利亞公園和大王百貨；長大後，活動範圍依舊是圍著住處轉。她不會開車，不會打字，連麥兜生活的大角咀都沒去過，甚至沒有親眼見過豬。她覺得自己像個活在香港的老外。

麥家碧不記得自己是哪一年開始畫麥兜的，她不關心電影票房和漫畫書銷量，也不知道謝立文創作故事的意圖——她的生活簡單到只有工作、看醫生、做瑜伽。她喜歡看醫生，而且不看西醫（麥兜電影里經常出現不稱職的西醫），醫生說她沒病，就是笨，心理影響身體，所以長不大。

談到丈夫，她說：「我說他單純，也許他覺得自己複雜。你首先要了解我這個人，我覺得天下所有男人都好蠢。我有點大女人主義，經常跟女友說：『你老公這樣對你，因為他蠢嘛。』謝立文也是一個蠢男人。」

謝立文曾經在採訪中這樣描摹自己：不出街（看離島的流浪貓狗除外）、不社交（不跟人吃飯應酬）、不唱K（一次都沒有）、不看小說（每年一兩本，村上春樹只看過《挪威的森林》）、不去電影院（連自己的電影也不看）、不旅行（九龍都少去），至今維持不超過5個人的朋友圈，其中還包括妻子麥家碧。

謝立文經常提起的導演有費里尼、王家衛、劉鎮偉，「《八部半》是我看了很多次的電影，有空就看。這部影片基本上也是傻的，但那時候年輕，看很多遍也行。」

梁智添說謝立文是怪人，比較寡言，「天一亮就起床，習慣在早晨想事情，其他時間他都在游泳、彈吉他、喝紅酒。」廖偉棠覺得，謝立文本質上是個詩人，因為他寫了很多詩句穿插在電影故事裡，「他的風格是余光中一派的。他很入世，對人情世故有深刻體察，不是風花雪月。他們挺冷靜的，在成名後沒有張揚，很實在地做麥兜。」

麥家碧在一次採訪中說：「一直以來我們都覺得創作是件很卑微的事。」謝立文5次向《博客天下》提到「沒什麼特別的」，並反覆強調：「麥兜就是麥兜，是生活在香港小漁村裡的小朋友，他很單純，很蠢，很呆，很天真。生活總是有些不同，但他一直保持這個樣子來面對世界。」

北上

關於香港的故事都繞不開北上，麥兜也是如此。

2009年，沉寂3年後，謝立文和麥家碧帶著《麥兜響噹噹》進入內地。彼時中國動畫電影市場方興未艾，《喜羊羊與灰太狼》推出第一部動畫電影，票房破億，大獲成功。片方看好麥兜在內地的市場前景，邀請宋丹丹、黃渤、邵夷貝為國語版配音。

在這個故事裡，麥太帶著麥兜到武當山學武功，故事背景轉移到內地。在廖偉棠看來，這是謝立文作為香港人的自嘲。

嚴飛也持同樣的看法。根據香港規劃署2006年的調查，到內地定居的香港人平均每兩年就增長50%。2001年在內地居住的港人有4.1萬，2003年超過6萬，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增加到9.1萬。港人北上成為潮流。

電影開頭出現的「麥子，名兜，字仲肥」，被很多研究者視為藉助孔子縮短陸港差距，追尋文化上的融合。

《麥兜響噹噹》中穿著道服的麥兜

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曹景行分析麥兜能夠在內地獲得共鳴的原因：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中，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李嘉誠。同樣要生活，同樣要生存，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空間，尋找生活軌跡，這就是麥兜給我們的參照。以這一集的麥兜來看，它最後失敗了，高高興興地回去，這就是一種態度。

進入內地後，麥兜電影在香港的上映時間往往晚於內地，有時甚至滯後一個月。這引發了香港人的少許不滿。有影評人批評謝立文，拿香港情懷到內地賺市場。談及這個話題，麥家碧平靜地回應：「麥兜也去了法國、日本，影評人沒說這個啊。」

不可否認的是，《麥兜響噹噹》最終在內地收穫7500萬票房，在香港只有337萬。謝立文覺得，麥兜的香港元素「沒有加強也沒有淡化」，「市場的反應是正常的，這跟整個環境相吻合。麥兜這個小朋友還是獃獃的、蠢蠢的，沒有變。如果要說變化，有變化的一定不是麥兜。」

廖偉棠不認為北上只為賺市場，麥兜還在推廣城市文化和精神。「我認識的內地朋友，只要是看過麥兜的，對香港都有好感。麥兜體現了一種精神，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底層的人、平民百姓都在努力生活。」

新電影《麥兜·飯寶奇兵》里有一些外太空的畫面，麥家碧覺得自己畫得不夠好。她向漫畫師黃炳求助，對方欣然應允。在麥家碧看來，這得益於麥兜的人緣，「跟麥兜有相同理念的人比較多。」

有人把麥兜當成雞湯。這次電影推廣中，宣傳曲的名字就叫《心靈豬湯——童真》。這是宣傳方製作的，麥家碧只聽過一次。「如果你有傷，就會覺得麥兜療傷，如果沒有，就不會有這種感覺。我不想給麥兜加標籤，也不喜歡看雞湯的書。人有多不快樂，才會找一本這樣的書來看呢？不是應該自己堅強才能感受到快樂嗎？」

謝立文說：「我的麥兜有個任務，就是不斷提醒大家，每個人的過去都是麥兜，都很單純，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現在的樣子。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說穿這個創作意圖，是因為不想讓自己太清楚。我不想評價別人，只是希望有些人在變得越來越麻木的時候，回頭看看過去的自己。」

有一次，記者問謝立文，用什麼辦法可以保持童真？他回答：「多獨處，少交朋友，多看月亮，少吃麻辣火鍋。」

叨叨說

麥兜有哪些名言曾戳中了你？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先來：

心情不好的時候，那就上廁所。上完之後，面部猙獰地對著馬桶說：「你給我吃屎吧你！」然後猛衝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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