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

我國很早就有採風問俗和記錄民俗的傳統，作為對民俗進行記錄的成果形式，民俗志亦早已出現。20世紀以來，隨著民俗學的發展，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更多類型的民俗志作品。但不論哪種民俗志，都格外強調書寫的客觀性，盡量避免編寫者的主觀評價。這種態度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民俗志還應該發揮辨風正俗的現實作用。

當下，有必要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即書寫民俗志時有明確的立場，對社會風俗事象的善惡、優劣、良陋進行有意識地評價，以影響民眾在風俗生活中的行為傾向，以引導社會風俗向善向美。

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首先是改善社會風俗的需要。風俗長期以來被認為與國家治亂興衰關係重大，相關表述代代不絕。宋人蘇軾說：「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明人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縣誌》云：「風俗者，天下之大本，政教者，治世之先務。天下之治亂，系乎風俗者。」清人黃中堅也說：「天下之事，有視之無關於輕重，而實為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因此，為了國家興盛，就需要在風俗的評價與改善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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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些年來，風俗對於國家治亂興衰的意義似乎被遺忘了。在一些地方，男方必須為女方準備好一動（轎車）不動（房產），否則難以成婚。2016年11月《人民日報》曾報道：某地風俗迎親時新郎要給岳父岳母獻上8斤8兩的百元大鈔。為了兒子能討到媳婦，本已過上小康生活的老人到處借錢，甚至賣了自己住的宅子。為了還債，只得外出打工。這樣的風俗已經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許多家庭深受其苦卻因風氣使然而難以擺脫。

如果民俗志只記錄婚姻禮俗的儀式程序、婚禮中物品的象徵意義，而對這樣的惡俗視而不見，或者見了也不表明態度，不進行旗幟鮮明的批評，那麼它就是有缺憾的。引導社會風俗向善向美，奢儉有度，應該是有態度的民俗志的一種責任。

當然，民俗志也有必要對粗暴干預民眾正常習俗活動的行為進行記錄，並表明態度。比如貼春聯福字是春節的重要習俗，不僅有利於營造節日氣氛，更表達著民眾迎春納福的美好祝願。然而今年春節，某地政府竟然在正月初三就開展所謂「春聯福字專項整治活動」，將沿街的春聯福字統統撕掉！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僅破壞了習俗傳統，而且傷害了民眾情感。雖然這只是個案，但仍然應該記錄下來。

其次，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也是對傳統志書傳統的一種繼承。中國地方志素以起源早、持續久、類型全、數量多而聞名，且長期發揮著「存史、資政、教化」的功能，這都與志書的有態度關係密切。風俗是傳統社會方誌的重要內容，修志者有時使用明顯帶有褒貶色彩的用語對習俗進行評論、表達態度，比如用「淳」「醇」「厚」「朴」「美」等形容好風俗，用「薄」「惡」「陋」「漓」「粗」「鄙」「野」「澆」「偷」「浮」「淫」「奢」「黠」等形容不好的風俗。有時則通過對不同地方風俗的橫向比較，或對同一地方不同時代風俗的縱向比較來表明態度。比如嘉靖《威縣誌》的編修者在記述十月一日「以文紙製為冥衣，墓祭焚之，雲『送寒衣』。村落相互賽禱」之後，進一步議論說：「亦吹《豳》《雅》、擊土鼓遺意。近漸奢縱，鳴鑼振鼓，侑以女樂，則大繆矣。」顯示了對某些風俗或欣賞或批評的不同態度。再如嘉靖《貴州通志》「風俗」目「貴州布政司宣慰司」子目中有歲時民俗記述，在「貼桃符鍾馗封門」後作者感嘆道：「諸夷雖其土著，漸濡既久，近頗效尤，亦足以見聖化之遐被矣。」其間就包含著編修者對當地「貼桃符鍾馗封門」的讚賞。現代書寫的民俗志，尤其是地方志中的民俗志，仍然需要發揮存史、資政、教化作用，有態度是對傳統志書書寫傳統的繼承。

最後，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也是提升民俗學學科地位的一條路徑。如何提升民俗學的學科地位，一直是民俗學學者關注的問題。毋庸置疑，能夠經世致用的學問，更容易獲得發展空間，與無態度的民俗志相比，有態度的民俗志與治國理政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在這方面的作用發揮將有助於民俗學學科地位的提升；同時，書寫有態度的民俗志也有助於培養更有責任感、有擔當、有情懷的民俗學學者。

在不違背法紀的情況下，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權選擇自己喜歡的民俗生活和行為方式，有人願意奢侈浪費自己的錢財，別人也無權強行干涉，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沒有主導的價值觀。有態度的民俗志，不僅應該科學客觀地記錄民眾的知識，亦應該科學客觀地記錄民情好尚，並予以一定的評價，辨風正俗，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念，以使社會更加美好，百姓更加幸福。（文/張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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