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天價彩禮背後的農業女性化現象

文 | 曹東勃

最近，一張四年前的「全國彩禮地圖」在網路上再度走紅。與之相匹配的，是發生在河南安陽市湯陰縣的一場家庭慘劇。據報道，67歲的陳老漢和老伴以一套在縣城購置的婚房和11萬元彩禮，為他們27歲的小兒子娶了親，老兩口不僅為此用盡積蓄，還欠下20多萬元債務。而就在新婚之夜，小倆口為11萬元的禮金髮生激烈爭執，新郎在盛怒之下將新娘砸死，給兩個家庭留下巨大創傷，也為近來戾氣四溢的社會環境又注入了一股負能量。

網路走紅的「全國彩禮地圖」

彩禮的產生，固然是傳統社會約定俗成的一種鄉規民約，但它的背後也有著一定的經濟因素。這讓我想起幾年前閱讀丹麥經濟學家博斯拉普的經濟社會學名著《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時，發現的一些有趣線索。

這本書實際上講的是農業女性化現象，也就是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越來越多地由婦女承擔和完成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背景是農村勞動力的結構性變化。在後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由於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著性別差異，轉移男性的比重高於甚至遠高於女性，客觀上使得更多的女性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併產生勞動力的性別錯配。這種表象並不能夠理所當然地推出婦女在農業生產經營決策過程中實際權力、地位的上升，大量的實際經驗正與此相反。研究表明，家務勞動的拖累、土地的掣肘、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是農業女性化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與結構的雙重視角解讀農業女性化現象，不僅有助於理解當代中國農村正在快速發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變化，也可以更好地追問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性別分工這一經典問題。

▍一、市場深化與家庭分工視野下的女性角色

分工是市場深化的必要條件。家庭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組織和經營單位。家庭內部的分工是市場分工的前奏。這種分工以年齡和性別作為主要標準，長幼各居其所，男女各司其職。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出過一個粗糙的假說，他把男性的狩獵活動引申為侵佔本能，這一本能不斷強化進而厭惡生產、蔑視勞動，成為有閑階級前身；又把女性的生產活動引申為作業本能，這一本能逐漸根深蒂固使勞動佔據了主要時間，成為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者。

博斯拉普的這本寫於上世紀70年代的作品，倒沒有走那樣天馬行空的路線。雖然也藉助了具有濃厚人類學色彩的理論工具，不過她試著從欠發達地區的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兩種不同的古老制度安排說起。在傳統農業狀態下，非洲大陸是典型的女性農業，而歐亞大陸則是男性農業。在歐洲佔領非洲和非洲沒有捲入工業化、全球化的洪流之前，從事砍伐、狩獵和戰爭是女性農業地區中男人們的主要工作，這也和非洲森林廣布的自然地理特徵相符。婦女們則從事採集、種植等輕體力勞動。

這種性別分工特點在歐洲殖民者看來就顯得難以容忍了，他們把這些不事農務的男性勞動力稱作「懶惰的非洲男人」。不論出於高尚抑或其他什麼不可說的目的，總之，為了讓「懶漢」們勤快起來，歐洲人可謂費盡心思。他們引入新的農作工具和種植技術，變輪耕為犁耕。耕作方式變化的背後，還有來自人口的壓力。當人口壓力達到臨界點時，會出現對勞動密集型技術的爆發性需求，再懶的人在生存壓力的驅使下，也會加大自己的投入。

總結婦女在農村中的地位，從歷史比較的視野看，有兩種主要類型。

第一種是輪耕主導的地區，這類地區大多地廣人稀，大多數農業勞動由女性承擔。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掌握著土地資源的男性與作為主要勞動力要素供給方的女方發生一對多的資源匹配方式。這種類型的社會中，聘禮多由男方及其家庭承擔，婦女工作非常辛苦，從丈夫處得到的供養有限，但也享有較大程度的經濟獨立和行動自由。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男性增加妻子的個數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以粗放型擴張的方式擴大傳統農業產能，以對更多「自家人」的僱傭來規避對僱工的使用和依賴，使勞動力成本內部化。當然，在該制度條件下生產「高度發達」階段的一夫多妻，會過猶不及地只產生擴大消費的效果，而無助於推高生產可能性邊界。

第二種是犁耕佔主導的地區，這些地區往往人口稠密，需要投入大量艱苦勞動以精耕細作，婦女從事的農業勞動較男性為少。女性對男性有較強的依附性，女方家庭大多要提供嫁妝，妻子的生活完全依賴丈夫的經濟供養。對普通民眾來說，一夫多妻制的發生概率較小。

第一種類型的農業社會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原始部落地區。第二種類型的農業社會以受阿拉伯、印度教和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區為主。

▍二、技術進步與擴散路徑的性別差異

在農業制度的初級形態下，甚至在後工業社會的今天，我們時常會發現性別分工與技術進步之間的某種奇怪關聯，即男性更有意願、更快捷地學習、掌握和利用新的生產工具和技術，進而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女性則樂於沿襲傳統的生產工具和方式。

以我個人為例，在當下的消費社會中的很多家庭消費決策的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節省體力，以機器替代勞動，借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以解放勞動力，發展生產力。因此，我會傾向於購買「掃地機」這種東西，而當這種物件被郵寄給遠方的母親時，她就感到非常「雞肋」。於她而言，這是一個將豐富多樣的生活裁剪得過於理性化，因而變得寡然無味的蹩腳發明。

異曲同工的是，每買到一件新玩意兒，我總是樂於認真閱讀使用說明，搞懂其運作機理，我的愛人則大異其趣，敬而遠之。對於技術進步（至少是生產領域的技術進步），兩性之間的這種差異頗值得玩味。是否如凡勃倫所言，基本是扮演消費者角色的女性缺乏對生產性技術進步的親近感和敏銳性？

類似的問題固然有政治不正確之嫌，但亦不乏思索之人。歐洲殖民者對非洲的女性農業大多不抱好感。他們認為土地耕作天然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比女人更有條件提高土地產出。歐洲人野心勃勃地推廣他們的歐洲好技術，來打造一批非洲好農民。在烏干達等女性農業地區，歐洲人採取傳男不傳女的方式私相授受給男性農民新的農業種植方法，這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剩餘勞動時間，也將其導入高利潤的商業化種植體系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邏輯鏈條：

（1）由於技術推廣過程中有意無意的性別歧視，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性別差異；

（2）進而，初始績效的差異將挫敗女性從事農業勞動的信心，只要丈夫的收入足夠高，他們索性放棄這種全無成就感的耕作，轉而甘當農業輔助勞動力或專事家務後勤工作；

（3）成功的男性農民走上了種植經濟作物的商業化道路，成為大戶，贏得更高聲譽；

（4）失敗的女性農民只能固守傳統生產模式從事口糧化生產，淪為小農，勉力自給自足；

（5）農村的男性青年繼續向成年男性學習農業技術，而女性青年則被她們的文盲母親繼續灌輸一些落後、保守的觀念。

就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鏈條完成了其代際傳遞。

在這一過程完結時，掌握關鍵技術、控制地權的男性擔當著主導性角色，成為先進生產力的當然代表；女性則降級成為家庭輔助勞動力或男性土地所有者的僱傭工人，現實中在田間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女性勞動力正大量上升，男性凌駕於女性之上的農業社會結構得以鞏固。

在輪耕制下，男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婦女擁有耕作權和用益權，她們卻可以根據習俗性權利，在屬於丈夫的土地上耕作和出售糧食，並自由支配賣糧所得收入。但這種自由是有依附性的，婦女從自立農戶變為活動範圍、勞作模式甚至作息時間都被鎖死的、仰賴他人之鼻息存活的人，其地位和作用是被弱化了。

在發展中國家通常有兩類典型的以家庭為本位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一是較少僱工，家庭中的婦女自身就是農業勞動的活躍參與者；一是家中的婦女專事家務，男性農民則僱傭幫工從事農作。

在僱工經營的情形下又可繼續細分，一種是受雇勞動力主要為男性，一種是婦女為男性農民做季節性的臨時幫工。

在最後一種情形下，階級、性別、族群三種因素犬牙交錯在一起：受雇於他人的女性是最低等級、自耕農的妻子則在這種人為的社會區隔下，有可能退入一種有閑階級或代理有閑階級的狀態。

在當前中國的一些發達地區，能夠看到一種更為複雜的局面：大量外來勞動力作為佃農，承租了本地農民的土地，二者之間構成了土地租佃關係；外地農民租用本地農民的空餘住房，二者之間構成了房屋租賃關係；外地農民僱傭本地老年女性勞動力作為幫工，從事採摘、除草等輔助性的工作，二者之間構成了勞動僱傭關係。在這多重關係中，被僱傭的本地老年女性勞動力，就不是單純的弱勢群體了，這種勞動已成為她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是一種補充性的收入來源，甚至帶有一定的後現代浪漫色彩。這是兩種狀態，不具有可比性。

籠統地說，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應當會有助於勞動力的逐步退出，但是問題並不簡單。且不說許多後發國家因為融資困難的緣故，只能達到半機械化的程度，而這一狀況往往會增加對輔助勞動力的需求以保證產前、產中、產後的作業連續性，那些拾遺補缺的時令性工作，由男性來擔當，未免大材小用，只好請婦女們出頭。即便是在工業化國家，女性僱傭勞動對農業貢獻度並不高，但也仍然肩負著越發沉重的農業勞動，因為整個家庭的非農就業機會留給了男性，他們的丈夫選擇外出務工，為家庭創造更高收入。

可見，農業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婦女從農業勞動力隊伍中退出，反而呈現出一種農業女性化的新圖景。

▍三、當代中國農業女性化圖景的生成

（一）「鐵姑娘」：作為勞動力的後備軍與蓄水池

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確實不無關係。但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意識形態建構，更像是這種制度的非意圖後果。建國之初，在當時較為幼稚的「資本—勞動」結構下，（重）工業化的戰略導向必然要大量抽取農村人口以補足城市工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缺口。於是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農村「男耕女織」的傳統首次出現斷裂，並空前地掀起了一輪「男工女耕」的浪潮——這是社會性別分工的重大轉變。

農村男性勞動力大舉進城務工，兩千萬農民工召之即來：在城市，他們首次成為與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並肩而立的一員；在農村，他們的夫人們則首次走上前台，嘗到了代行家庭生產決策權的甜頭。這種橫向的兩性分工帶來的一個副產品是，縱向的代際關係的重心也因經濟基礎的變革而發生位移，年輕一代因為勞動能力、勞動貢獻而獲取更多的「工分」，於是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也相應增加。

此間，還有部分傑出的女性勞動力躍升到一向被男性壟斷的某些職業領域，成為他們的工友。第三版人民幣上的女拖拉機手形象，只是這種時代風貌的一個經典縮影。在當時條件下，女性對生產領域技術進步的親和力是國家（重）工業化戰略導向有意干預的非意圖後果。這種「去性別化」的過程與其說體現了男女平等，莫如說正合了新世紀以來對某些行業用工狀況的調侃——「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畜生用」。工業勞動力挖潛，只能從城市婦女和農民這兩者中選擇，這是當時的勞動部長馬文瑞的工作思路。惟女子與農民好養也。

當大躍進的潮水退去，顯露出大饑荒的底色時，兩千萬農民工又被揮之即去，趕回農村。與他們分享這失落一刻的，還有大量已經進入工業系統的農村女性勞動力，她們成為經濟危機的非常時期被精簡的主要對象。

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職工就比1960年一下減少352.1萬，減幅高達33.3%，比同期男職工下降比例高7.6個百分點。可見，女性的定位一直是作為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後備軍和蓄水池中的主要成分，即便轉為正規軍，多數時候也只是充當輔助勞動力的角色，隨時面臨著被掃地出門的命運安排。這一點在文革中的大慶模式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大慶油田5.5萬名家屬「忙時務工，閑時務農」，經營著101個農副業生產基地，種地32萬畝，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糧，還參加了工業的輔助性勞動，這種模式的背後隱而不宣的理想圖景是：農業從屬於工業、女性依附於男性。

與此相對的另一種模式是「鐵姑娘」，即婦女「不愛紅裝愛武裝」、全面參與社會各領域的勞動分工。在軍事化建制風行的年代，各地都出現了一批「鐵姑娘連」，大寨郭鳳蓮這樣的戰天鬥地的代表性女英雄被逐一發現和宣傳。

對「鐵姑娘」們來說，快速的社會變革無疑使她們獲得了較其上一代人遠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各方面技術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鍛煉，「男主外、女主內」的價值系統也多少受到了一些震動。但片面強調「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能幹」，顯然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忽視男女體質特徵和能力稟賦的差異，強行抹平性別分工是很欠考慮的。大多數「鐵姑娘」到了二十八九歲嫁人之後，就基本從所在領域銷聲匿跡了，鮮有一以貫之、幾十年如一日「鐵」下去的。

（二）「男工女耕」：作為農村留守人員與家務勞動者

改革開放後，農村興起了鄉鎮企業，提供了有別於此前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時期的新的性別分工模式。在80年代分田到戶後，一些基礎條件較好、機械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地區農村，事實上已經出現了相對於其他要素明顯富餘的勞動力投入。對那些在人民公社時期就已興辦了很多社隊企業、安排了很多非農就業、積累了不少集體資產的鄉村而言，分田到戶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出現，打亂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規劃設計的農村工業化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對非農就業的農民形成了一種反向拉力。好在這是一種就近就業的模式，既可男工女耕，根據各自稟賦商定內外分工；也可男女共同參與鄉村工業化進程，對農業則作兼業經營。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鄉鎮企業的普遍倒閉和東南沿海城市化帶來的需求膨脹，引發了更大範圍的「男工女耕」潮。外出務工被認為是更具個人發展性的一項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男性具有優先權。男性的城市就業便利性及其平均工資水平也要高於女性，加之農業生產領域對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依賴越發超越對男性勞動力個人的依賴，這使得農村家庭內部的勞動力分工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日漸由「男耕女織」轉向「男工女耕」。農業女性化遂一發不可收拾。

但與此前都不同的是，在種糧收益比下降、務工務農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況下，留守農村從事農業勞作的婦女，既不可能有意識形態上男女平等的理想追求，也不可能生髮出農業企業家那種強烈的利潤動機進而精耕細作的耐心。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將持續遭遇到勞動力短缺、生產技術落後、購買農資困難等方面的困難。她們所能依憑的策略主要是延長勞動時間，以勞動強度的增加抵抗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農業領域以機械替代勞動的現代趨勢。

此外，在大躍進與改革之初都曾發生過的因男性農業勞動力外出而出現的家庭生產決策權轉移（有人稱為「缺席領導權」）的意義已經大幅衰減，其權力含金量也早已今非昔比。總的說來，農業女性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負面的，其後果只能是退守到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整個家庭的生計狀況更加依賴於在外務工的男性勞動力，婦女的依附性地位更加明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1992年後「以家庭代社會」的政策取向。2004年出版的《鄧小平年譜》披露了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中有意識地把與再生產有關的責任轉移給家庭的思路。他說：「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這樣，再生產部分的勞動轉化為家庭內部勞動，在創造了建基於廉價勞動力之上的中國奇蹟的同時，也將女性置於結構性不利的地位。在家庭內部性別分工傳統未發生變動前，再生產勞動的家庭化、私人化只能體現為女性化。

（三）「農民農」：作為被動的異地務農者

新世紀以來，外出打工的農村女性數量增長迅速。「打工妹」出現在珠三角、長三角並非偶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玩具製造業、紡織業等適宜於女性作為勞動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東南沿海地帶的集聚，對盤活留守於農村的大量農村婦女產生很強的吸引力。下圖是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繪製而成，儘管這是一個靜態的截面觀測值，但是依憑我們的常識和實際調研的直感，也可以將之視作對遷移個體（主體應為農民工群體）職業生涯的某種反映。

數據來源：根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資料繪製而成

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第一，女性外出務工經商的起始階段要早於男性，這從側面印證了至少在2000年，在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權利方面，男性是受保護對象。一個農村家庭更傾向於將未成年的女性作為創造現金流的工具釋放出去，或者說，一個農村家庭更加不傾向於對女兒做教育投資。第二，儘管外出務工者吃的都是「青春飯」，但女性的人力資本貶值要更快，女性勞動力受制於婚姻、家庭因素而退出的時間要更早。

2004—2006年間，全國範圍內很快免除了農業稅，並同時著手建立支農惠農政策保障體系。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泡沫型城市化的各種問題逐漸暴露，此後數年內以房地產為中心的宏觀調控措施接連出台，城市經濟漸顯頹勢。與此同時，農村則不斷出現新的投資亮點，農業的投資回報率、平均利潤率上升，這引發工商企業大量介入，即所謂資本下鄉。

一些小有積累的原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也在此時加入到投資農業的隊伍中來。最近十年間，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逐漸形成了一支異地務農的職業農民群體，不妨稱其為「農民農」。「農民農」主要從事蔬菜瓜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向特大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他們也多沿用家庭承包經營的方式，夫妻共同勞作，間或僱傭本地農民（多為老年婦女）作為輔助勞動力，直接從本地農民或經由村集體組織介紹，承包大小不等的土地耕種。

「農民農」的生活狀態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和同事們曾針對這一群體進行過幾次專題調研，在我們所關注和追問的一攬子問題中，包含這樣的性別視角：即外出務農、或從農民工轉變為「農民農」這樣一個家庭決策，究竟在男女兩性中，誰的動力更足一些？回答這個問題前，先看一張表。下表是在對比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有關人口性別、流動與職業變遷狀況後，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

數據來源：根據1990、2000、201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整理而成

我們會發現在廣義的農業從業者中，遷移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明顯偏離和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似乎與我們的常識相悖，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農村女性因婚嫁原因遷移到另外的農村地區但未變更戶口所在地的，其職業分類仍為農業；此外，作為輔助勞動力和農業季節工、短暫地往返兩地從事採摘活動的女性勞動力，也被納入農業從業者。這樣看來，由於上述一些原因，農業領域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重可能被高估，但從「五普」到「六普」即新世紀的這十年里，男性重返農業的趨勢則是非常明顯的。

現在回到前面的問題，調查中所得到的初步但不乏普遍性的感受是，男性務農的動力要強於女性。得益於近年來不斷得到重視的家庭農場政策，在一些便於就近就業的都市近郊農村，更是出現了普遍性的、「男女同耕」的異地務農趨勢。

具體的緣由，首先是利潤動機。對於不具特殊技能的普通勞動者來說，工廠勞動與農業勞動的收益相比，已不佔優勢。換言之，農業經營所帶來的體面收入水平已足以滿足不弱於工廠勞動能夠提供的收入水平。

其次，男性受訪者普遍提及的一個辭彙是「自由」，即務農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自由。我們認為，對這個「自由」的理解，不應僅限於勞動時間的層面。在勞動自由度上，現代化的工業文明對於人的管理、規訓與相應的一系列的懲戒機制，顯然都要強於農業文明。「農民農」所強調的這種自由，不僅表現為農忙、農閑在一年四季中的規律分布，以及由此帶來的具有自主性的時間安排與勞動節奏，還表現為一種家庭為本位的扁平化決策過程，一種人自為戰的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冒險精神和自主性，用一位被訪者的話就是：「何必看他人眼色行事，為什麼不自己做老闆呢？」

現代工業生產使用的各種機器導致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的分離，而農業機械化的重大意義即在於，在這裡，機械的使用恰恰有助於彌合生產與生活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它增進了勞動者的效率，同時並未削減其自由。

婦女地位和選擇的變化，是隨城市化進程逐漸展開的。而婦女進城、「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我在此前的《女人比男人更嚮往城市？不是嫌貧愛富那麼簡單》一文中已做了描摹。不過，在獨生子女一代普遍進入婚齡的時段，仍能頻發天價彩禮之類匪夷所思的事件，足以說明我們的現代化進程，抑或我們從傳統社會轉型的進程，還遠未終結。

【注】本文原標題為《天價彩禮與農業女性化現象的社會勾連》

【作者簡介】

曹東勃|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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