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流下，美國快撐不住了，改革之路已箭在弦上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全球自由經濟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這一秩序的創立者、維護者和受益者，美國不應該因「特朗普」在全球化問題上打退堂鼓，而是要借「特朗普」這一時機，在全球化背景下，真正反思美國體制性的病痛，開展一次全方位、真正意義的國內改革。

美國正處於錯誤方向

一談到改革，大家都會想到美國選舉制的問題（比如投票難、投票率問題和選區重新劃分）、三權制衡逐漸失衡（無法阻止戰爭和金融危機）。這些問題在美國的存在根深蒂固，很難在短時期內得到緩解或解決。現在談美國國內改革，必須提到全球化，或者說如何將國內改革和全球化進程相結合、相適應。這是美國此前「變革」從未遇到過的問題。

同樣與會的美國前財長雅各布·盧（Jacob Lew）也提到了一種「改革，即美國「稅法改革」。曾擔任柯林頓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討論會中提到，美國自身的稅務政策也是「倒退的」，惠及的是頂層少數富人，這不是一個文明社會該有的。

特朗普也在力推這種稅費改革，但從目前來看，特朗普更傾向於將其視為一個「經濟問題」，而非「社會問題」。但是，美國亟需的改革絕非只局限於經濟層面。

美國改革勢在必行

在美國自身話語中，「美國國內改革」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加上一直沉浸於自身體制的「優越性」、民主價值觀「普世性」，美國習慣於指摘別人，完全沒有「改革自身」的主觀意識。

迄今為止，美國國內討論最多的是「change」(轉變）而非「reform」（改革）。這種「轉變」通過每次總統選舉來實現。總統若政策推行成功，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被稱為一種轉變或「變革」，比如「小羅斯福」新政以及里根的「經濟復興計劃」等。這些「轉變」或「變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一種「順勢而為」，推行適合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都沒有和「全球化」直接聯繫起來。

從柯林頓時代到小布希時代，全球化步伐加快、加深，世界經濟的中心不斷東移；在奧巴馬時期，「全球化一體化」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國內的矛盾開始積累。

特朗普當選是在反全球化背景下，民粹主義浪潮反噬催生的自下而上的一次「轉變」。《金融時報》經濟評論員沃爾夫3月17日在討論會上所說，現在全球化的效益已經耗盡。2007年經濟危機凸顯了一種「權力轉移」的要求，而權力的轉移意味著「合法性」的轉移。與之相關的則是西方總體上，尤其是美國自信心的極大下滑。

但美國亟需的改革應該是雙向的，不但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力和社會共識，也要有自上而下的主動意識，精英共識，或者說國家共識。要想出現這些的共識，這必須有一個強勢、有改革頭腦的領導人引領。

有人誇張地說特朗普會是第二個「里根」，但目前來看，特朗普並沒有展現這一點。他的改變是「被動的改變」，為了改變而改變，完全是硬性履行競選諾言，忽略了美國體制上存在已久的病灶。而且，他的「改變」還給美國體制帶來了附帶傷害。

只要美國想保持自己的世界領導力，就必須通過改革適應這一大趨勢。全球化這一外在動力和趨勢，只會對美國形成一種「不可不改革」的逼壓態勢。不過，從特朗普推行移民政令和醫改方案的失敗可以看出，奧巴馬時期的兩極化很難得到改善。

這種內耗究竟會如何影響特朗普內外政策轉型，目前還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所以，美國從出現改革意識到執行改革，可能還經歷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