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的真與假：國軍戰神 / 搞軍妓制度 / 活埋日俘 / 私通大陸？ | 短史記

文史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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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神」之名

文 | 楊津濤

孫立人因取得「仁安羌大捷」和四平之役的勝利，而被網友譽為「國軍戰神」。但蔣介石卻曾當面評價孫立人，說他「對於訓練部隊很好，不過打仗不行。」①揆諸史實，較之網友之譽，蔣的看法恐怕要更為客觀一些。

對仁安羌一役，通常的說法是：1942年4月18日、19日，「我軍僅以戰鬥員1121名的一一三團，與7倍於我之敵軍三十三師團的二一四和二一五兩個聯隊主力激戰……挽救7千多英軍的生命……」②「被圍的美國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被解救脫困。」③因113團團長劉放吾虛報戰況，其子劉偉民又在數十年後，著書為他虛構功績（甚至稱仁安羌之役為劉放吾獨立指揮），以致很多問題被以訛傳訛。

事實上，新38師113團參戰官兵數目約800人，被困仁安羌的有英軍4000餘人、傳教士數人，敵方只是日軍33師團214聯隊（缺第一大隊）的約2800人。④

這幾千英軍也不是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樣坐等救援，而是與113團並肩作戰。被困的英緬軍軍團長史利姆回憶，仁安羌作戰時，「我就將我在平牆（北岸）這邊的所有炮兵、所有可以用的坦克都拿去支持孫的攻擊。」⑤孫立人遂臨時接任英軍裝甲旅司令官，指揮坦克支援作戰。中英聯軍在數量上處於優勢，因而「與其說是日軍包圍英軍，倒不如說是中英聯軍自南北兩面夾攻日軍、包圍日軍。」⑥

孫立人在戰後謂此役「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顯屬不實之詞。

其實日軍並未覺得自己此役戰鬥失敗。日方戰史記述，19日「賓河以北之敵為掩護主力撤退，不僅不放鬆攻擊，反而增強了兵力，好像是中國軍的一部（新編第18軍一部約1000名）來援。然而，20日拂曉，由於先後到達的原田、荒木兩部隊參加戰鬥，賓河以北之敵又喪失戰意，未做抵抗就撤退了，至此，第33師團的仁安羌戰鬥勝利結束。」⑦日軍戰史的說法，自難免有粉飾之意，但其並未在此役遭受重創，則是確實之事。

國民政府對外宣傳，把重心放在此役「敵遺屍1200具，解英軍7000多人之危，救出馱馬1000多匹，美國教士與新聞記者500人」上

——這個數據是有問題的，據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遠征軍高級將領羅卓英給蔣介石的戰況報告稱：「現據孫師長報稱：……敵向南退卻，其死傷約500餘名，我亦傷亡百餘。」（《抗日戰爭正面戰場》P1419）當天，史迪威在其日記中也說：「38師（即孫立人師）重新佔領了仁安羌，擊斃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記》1942年4月20日）。

但在內部總結時，卻並未肯定「仁安羌大捷」，而是側重於反省。

國府戰報稱：

「(日軍)佯攻仁安羌，分散牽制我5A（第5軍）之N22D（新22師）、N38D（新38師），聲西出東竄，廿一日（應為廿四日）撲臘戍，迂迴畹町。我援軍66A（第66軍）之N28D（新28師）、N29D（新29師）浦下車，立足未穩，即陷紛亂。敵長驅直入，全局急轉。」⑧

亦即

是說，孫立人抗命出師，雖得小勝，但牽累大局，對國軍在緬甸的潰敗起到了加速作用。

圖：1946年雙十節，孫立人（右三）與部署在長春勵志社會餐

再來看「四平之役」。

新38師撤出緬甸後，改編為新一軍。至日本投降，孫立人遊歷英、美，其所屬新一軍則在鄭洞國指揮下，於1946年4月18日參與進攻四平。至5月3日，林彪已感戰局不利，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近一月來的戰鬥，每旅皆傷亡一千數百人……目前缺額更大。」⑨4日，本溪陷落，黃克誠建議棄守四平。

5月13日，杜聿明完成總攻四平的部署：廖耀湘率新六軍、88師為右翼；陳明仁率71軍為左翼；鄭洞國指揮新1軍為中路，直擊四平。直到15日，孫立人才抵達東北，重掌新一軍。

5月18日，新六軍攻克關係四平安危的塔子山，迫使林彪全線撤退。⑩由此，孫立人所部才得以率先攻入四平。因此一役，孫立人被一些網友視為擊敗林彪的「戰神」。其實當日統帥東北國軍，與林彪地位相當的對手乃是杜聿明。孫立人不過是在此役末期，恰到好處走馬上任，摘了桃子罷了。所謂「擊敗林彪」，乃是誇大之辭。

綜上可知，蔣介石評價孫立人「打仗不行」，並非毫無根據。蔣在去台之初，之所以起用「打仗不行」的孫擔任陸軍總司令，主要還是出於政治考量——美國軍政兩界當日對蔣觀感惡劣，而對孫頗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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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韓三洲：《蔣介石和孫立人的一次談話》，《南方都市報》2014年2月23日；②薛慶煜：《孫立人將軍傳》，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3頁；③戴廣德：《緬甸之戰：隨孫立人劉放吾將軍遠征紀實》，黃山書社1995年，第22頁；④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2013年，第141—142頁。⑤William.J.Slim：《Defeat into Victory》，第76頁。轉引自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第118頁；⑥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2013年，第254頁；⑦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緬甸作戰》，黃山書社1995年，第97頁；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9頁；⑨劉統：《東北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1頁；⑩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二、軍妓制度

文 | 諶旭彬

眾所周知，抗戰後期，因國民經濟已不足以支撐戰事所需，國軍軍紀問題變得相當嚴重，蔣介石日記中對此有頗多痛心疾首之描述。此種軍紀問題，乃極普遍之現象，即便是被美人譽為紀律嚴明之孫立人新一軍，也不能例外。據新一軍軍官張善發回憶，1945年前後：

「不論在先或在後出國的兵員，都渴望回國，人心不安，軍紀渙散。……為了安撫軍心和解決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軍採取了日本軍隊帶軍妓的方式。在孫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國以學習現代化通訊技術和做文化工作為名，騙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國後住在密支那市郊，名為『慰勞隊』，實為妓女。各軍隊中的官兵寫申請，由主管部門安排去住宿，並統一扣錢。還有附近的一些外國軍隊特別美軍很野蠻，他們也爭著要去。有幾名女青年因不願受這種污辱，拒絕接待中、外官兵而縱身於伊洛瓦底江自殺了(這支『慰勞隊』直到回國後才解散)。」①

上述回憶中，孫立人部軍妓制度的存在，是事實性描述；至於「騙招」之定性，則屬觀點性描述。

稍後，新一軍歸國，奉命赴廣州參加受降接收，軍紀同樣不佳。據曾任廣州市警察局督察長的練秉彝回憶：

「孫立人之新一軍部隊，軍紀廢弛，每晚黃昏時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敵偽物資為名，四處侵入市民住宅搶劫財物。」②

練秉彝的回憶，可以得到新一軍第三十八師副師長兼參謀長龍國鈞的佐證。據龍國鈞回憶，新一軍當日在廣州隨意佔用「明明不是敵偽產業」的「漂亮房屋」，結果「常常被控告到行營主任張發奎處，使張大罵新一軍強橫與腐朽。」龍國鈞並且披露，新一軍在廣州還存在著嚴重的「侮辱婦女和所謂結婚問題」，「張發奎和孫立人為緩和民眾對他們的指責，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賭及限制結婚。……(但)新一軍胡作胡為如故。廣州輿論指摘新一軍，說新一軍是『新日軍』。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③

關於「結婚問題」，練秉彝也曾提及。據他講：

「新一軍搶劫財物既多，私囊飽滿，……招惹得一些慕虛榮尚淫蕩之少女、少婦趨之若騖，咸以與之結合為榮。新一軍五十師副師長楊溫與我是同鄉，又是同學，時有過從。他開玩笑對我說：『新一軍兩師人來到廣州，先後舉行過兩次集團結婚，約計新娘200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麇集於旅館、酒店之賣淫私娼。這批『鹹鴨蛋』給我們官兵帶走了，今後你們公安機關對私娼的罰款收入，當會銳減吧！』我笑答之說：『新一軍到廣州以來，壞事做得多，這件還算是做了好事。』」④

練、龍二人的說法，亦能得到張發奎的佐證。據張回憶，新一軍稍後奉命移師北上時：

「不少軍官眷屬拒絕隨軍。原因很複雜，因為有些軍官把錢都交給了他們的妻子。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於日本佔領的影響，廣州流行女侍陋習。有些新一軍軍官積攢些錢老是跑酒家。他們見到這些年輕的女侍穿著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許多女侍不是正經女人，她們嫁給外省籍軍官是貪圖他們英俊和多金。」⑤

圖：1945年聖誕之夜，新一軍軍官在廣州與盟軍聯歡

八年刀口舔血，生死存於一線，士兵們對家庭溫暖和家業置辦的渴求，自不待言。

故孫立人對上述行為的態度，也以袒護居多。據練秉彝回憶：

「孫立人不僅不將犯法的士兵懲戒，反而當堂拍案指著我大罵警察沒用，捉賊不到，嫁禍於士兵，要警察局賠償軍譽。我在軍長震怒之下，只得諾諾而退。回報局長李國俊後，翌日李親自往軍部向孫立人道歉，其事始寢。」「（孫立人還說）廣東人分外刻薄，我軍過去駐暹緬時，當地華僑對我們非常客氣，解衣推食，我們士兵要什麼，就拿什麼，隨便取用，來到廣州要些東西，就說我們軍紀不好，豈有此理。」

新一軍開赴東北後，軍紀渙散依舊，只不過將其宣洩對象，轉移到了日本女性身上。憲兵王鼎鈞回憶，在睡日本女人這件事情上，「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⑥新一軍三十師師部參謀洪淦棠在日記里寫道：「××××(日本女子名)來到此地，服侍確實周到，日本人確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討個日本人做姨太太，也顯得舒服。近來同僚，也常有這個動念……」⑦新一軍士兵龔日興講：「(軍官們)沒事便……手提文明棍，滿街去遊盪，打野雞。……追逐野雞成了他們每人的課目。」新一軍參謀潘德輝，則將孫立人直接拉到「我軍師團級幹部」正在上演的「一場威脅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醜劇」的現場。⑧

另據張發奎披露，「軍妓」之事，非止於新一軍。1944年桂林保衛戰前夕，桂軍亦曾明目張胆要求「軍妓犒勞」。據張回憶：「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韋雲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考慮到守城要捱過很長的日子，韋部軍官要求准許留下一些婦女充當軍妓。也許有一些壞女人願意留下。我沒有批准這一要求。」⑨但稍後，該部迅速棄守桂林，令張發奎「感到驚奇」。⑩

桂系守軍竟敢直白地向戰區長官部索求「軍妓」，此一史實，對今人回顧抗戰史，當是一種提醒：雖然官方檔案幾無此類記載，但其普遍性，或將超出一般估計——

畢竟，無論美軍，還是蘇軍，乃至日軍，二戰時的性問題，都是一個大問題。國軍也不應該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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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張善發：《「遠征」出國》，收錄於《鄖西文史資料》第2輯。②④練秉彝、陳家藹/口述，黎思復/整理：《抗戰勝利時國民黨接收廣州的回憶》，收錄於《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三輯。③龍國鈞：《新一軍進入廣州紀略》，收錄於《廣州文史資料》第12輯。⑤張發奎/口述，夏蓮英/訪談記錄，胡志偉/翻譯校註：《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P323。⑥王鼎鈞：《關山奪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P83。⑦李滌生等：《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日記》，華文出版社2012，P57。⑧龔日興：《一個新一軍逃兵的自述》，東北書店1947。潘德輝：《半世追隨一生被澤》，收錄於《紀念孫立人文集》，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8。⑨《張發奎口述自傳》，P268。⑩《張發奎口述自傳》，P282。

三、接觸大陸密使

文 | 諶旭彬

國軍抗日名將孫立人去台灣後，曾一度官至「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成為台灣軍界極重要之人物。1955年，被蔣介石軟禁，直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才重獲自由。「孫立人案」是一樁史家公認的政治冤案。

該案與美國欲支持孫立人取代蔣介石有莫大關聯；又因蔣介石不欲與美國正面衝突而導致關係破裂，故案件的偵辦始終遵循「匪諜案」套路，指其「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為坐實這些指控，台灣當局當年主要是利用「李鴻匪諜案」、「郭廷亮匪諜案」等案件進行穿鑿，在郭廷亮「自承匪諜」之後，孫立人遂被定性為「對舊部管教不嚴」，而遭去職軟禁。

孫立人當然不是什麼「匪諜」。

不過，據《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刊發的一篇當事人回憶文章披露，1950年前後，孫立人確實和大陸方面派往台灣的密使有過接觸，且此種接觸，似乎令大陸方面感覺滿意。撰寫該文的金其恆，系安徽省政協原副秘書長，據他講，「本文所述的策反孫立人的來龍去脈和細節都是他老人家(金之岳父龔意農)那時（文革期間）告訴筆者的，並經其子女龔緯、龔維麗加以補充」。

據該文披露，策反孫立人一事始末如下：因孫立人妻子龔夕濤系龔意農的親胞妹，在新四軍系統擔任金融工作的龔意農於1950年被華東局召到上海，被付以赴台策反孫立人的重任，「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華東局第二書記兼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和劉曉集體同他談話。一見面，陳毅就笑著說：『啊，是龔意農同志，我們見過，我們在黃花塘還下過圍棋呢！』……接著陳毅詳細詢問了龔意農的家庭狀況和主要社會關係，然後告訴他：『這次找你來，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想利用你同孫立人的親戚關係，派你到台灣去，做做你妹婿孫立人的工作，我們解放台灣時，他不要放槍就行了嘛。』」但龔表示有困難，因為「孫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兩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來」，怕達不到預期效果，故而「建議另找孫立人其他親屬去，並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來彙報。」

圖：1949年，孫立人在台灣

龔意農物色的赴台策反孫立人的人選是潘仲文。此人「同孫立人有多重親戚關係：潘的夫人是孫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孫的堂兄孫雨人的夫人。在孫家，潘仲文既是姑爺，又是舅舅」。龔將其找到，並推薦給劉曉。「經劉曉周密安排後，潘仲文於1950年初帶著陳毅的親筆信，扮成富商經廣州到香港，再乘客輪順利到達台灣。先找到孫立人的哥哥孫伯亨，住在他家。過了兩天，孫立人來到孫伯亨家，兩人才見了面。見面後，兩人敘談了各自在台灣和大陸的近況。當孫立人問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陸時，潘這時才說明來意，把陳毅的信遞給孫立人。孫立人見信後，沉思了一會，就問潘：『怎麼不是朱德寫的呢？』並再三叮囑潘不要出去，不要見外人，將儘快派人護送他離開台灣。」

潘仲文此行的成果，似乎令華東局頗為滿意。「潘仲文從台灣回來後，先向龔意農談了他見到孫立人的情況和孫的態度。然後一同趕赴上海向陳毅、劉曉彙報。陳毅聽後笑著說：『潘先生你不虛此行，這一趟沒有白跑。』反覆強調要注意保密。並指示，為便於聯繫，潘暫時不要離開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華東局有關部門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較優厚的上海滙豐銀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灣。」但此後因台灣加強對大陸的反滲透工作，潘仲文幾次密赴台灣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至於此次秘密接觸，按該文作者金其恆的理解，「孫立人的回應是正面的。他只是覺得陳毅職位還不夠高，權威還不夠大，『兵對兵，將對將』，希望得到朱德總司令的手書，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應當說，這次台灣之行，『沒有白跑』，是有成效的。」

孫立人那句「怎麼不是朱德寫的呢？」，究竟是什麼意思，在尚無可資印證的其他資料披露之前，仍是個頗費揣摩的謎團。

潘仲文作為一個「麵粉廠廠長」，在階級鬥爭時代，為個人利害計，自然也極願將這樁秘密任務辦成，故而其報告是否有一廂情願的因素存在，也未可知。但

孫立人在因「匪諜案」被軟禁之前，確曾與大陸方面有過秘密接觸，則因此文而得到了確鑿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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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引文資料，全部來自：金其恆，《1950年中共策反孫立人揭秘》，《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

四、活埋日軍俘虜？

文 | 諶旭彬

「孫立人活埋日軍俘虜」這個故事，流傳極其之廣。據說孫曾下令：「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照這樣辦。」有專家聲稱，孫立人總共活埋了1200名日軍俘虜，被美國報紙披露震驚了世界。

這個故事版本很多。其基礎版本，可以參考人民網「歷史上的今天」欄目的說法：

CCTV七套軍事歷史類節目《百戰經典》之《碧血丹心孫立人》，可算「加強版」。節目中，專家聲稱，孫立人總共活埋了1200名日軍俘虜：

鳳凰衛視節目《風範大國民》中，情節更多。主持人馬鼎盛提到：孫立人活埋日軍俘虜一事，「被美國報紙披露震驚了世界」。還提到「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台灣人」。

那麼，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公開出版物最早談及此事者，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紀實文學

這段殺俘故事，筆者目前所查到的最早的源頭，乃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講述遠征軍歷史的紀實文學《大國之魂》。該書在90年代風行一時。尤其是在遠征軍入緬作戰50周年（1992年）之際，該書內容被諸多紙媒轉載。

該書第十五章《攻克密支那》，有這樣一段描述：

「送走史迪威，一個參謀軍官跑上前請示怎樣處理俘虜。被俘獲的日本人有八九名，都是在戰鬥中打散了抓住的，有的還負了傷。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假思索地命令：『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照這樣辦。』

「命令被迅速執行。第十八師團曾在中國戰場犯下累累罪行，官兵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國人的鮮血。因此後來各部隊乾脆連審問也取消了，凡是抓到日本人，一律就地槍斃，或者按照中國刑罰砍頭。槍殺俘虜固然不大人道，但是畢竟大快人心，以牙還牙，壯哉中國人。從此，新三十八師殺戒大開，至戰爭結束，幾乎沒有日本俘虜活著逃過這支復仇之師的懲罰。」①

作為一本紀實文學，作者沒有就上述描述，給出任何史料來源。

2、可以確定的是：孫立人沒有公開發布過殺俘令；駐印軍全部日俘加起來，也湊不齊1200人

第二次緬甸戰役，盟國參戰者不獨有中國部隊，亦有美軍、英軍，更有不少媒體記者隨軍報道。

孫立人如果以一師之長（後升任軍長）的身份，發布殺俘令，「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照這樣辦」，無疑是對「日內瓦公約」的公然無視，是一件性質相當嚴重、足以被送上軍事法庭的事情。

即便孫立人想要這麼干，38師（新一軍）中的美軍顧問和聯絡官們也不會坐視，所以史迪威等人不可能不知情。但翻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伊斯布魯克（Ernest Easterbrook）等人的日記，並無隻字記載。②

至於「此事被美國報紙披露，震驚了世界」，筆者查閱了與駐印軍關係密切的《紐約時報》，其1943-1945年間，涉及孫立人的報道共有14篇，但並沒有任何一篇提及殺俘事件。如果真的「震驚了世界」，《紐約時報》不可能沒有報道。

③此外，日軍戰史如日本防衛廳編寫的《緬甸作戰》、生田惇的《日本陸軍史》、服部卓四郎編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也全未提及此事。綜上，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孫立人從未發布過殺俘令。

此外，中國駐印軍也沒有多達1200名日俘供孫立人「活埋」。

據官方戰報，自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底，駐印軍兩個師，共擊斃日軍27699人，擊傷42760人，俘虜395人。④

至於「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台灣人」，也找不到任何史料源頭。唯日俘細井健二，曾於1944年4曰15日在重慶《時與潮文藝》第3卷第2期，發表過一篇反戰文學，名曰《山田伍長》，其主人公的名字，恰好叫做「山田進一」。但「山田伍長」既非台灣人，也從未到過緬甸戰場，與孫立人可謂毫無關係。 ⑤

事實上，當時盟軍相當重視從日俘口中獲取信息，所以給予俘虜的待遇很好，對捕獲俘虜者的獎勵也很高。

有日本陸軍緬甸方面軍參謀長1944年3月1日所傳達的「非常時期有關皇軍操守相關事宜的通牒」為證。在這份面向全部團以下長官的「通牒」中，日本緬甸方面軍對俘虜泄露機密一事痛心疾首：「通過最近虜獲敵方文書判斷，近段時間在我作戰地域把日本兵捕獲為俘虜的日益增多，事關軍事機密特別是我方軍事部署等的相關陳述為敵利用，如同另紙的事例增多的話，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處在如此非常危急之時，必須對每一個士兵嚴格教導，發生行蹤不明情況時，將其狀況與災難程度進行判斷，依照程序火速報告。」⑥俘虜如此重要，美、英方面也斷不會允許孫立人將其「一律就地槍斃」。

3、駐印軍中，確實存在一些零星的殺俘現象，但是否採用過「活埋」手段，則未可知

不可否認的是，駐印軍在緬甸戰場，也確實存在零星的殺俘事件。有老兵回憶為證：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士兵們是恨之入骨的。所以，當我們在一次小戰鬥中抓到三個日本俘虜兵時，大家都主張用刺刀戳死他們。但當時上奉規定，抓到一個俘虜，可以領取一萬元獎金。這三個俘虜中有一個留仁丹鬍子，估計是個軍官。為了發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大家寧願少領獎金，你捅一刀，他踢一靴，這個俘虜兵當場斃命，做了帝國主義者的替罪羊。然後興高彩烈地把另兩個俘剪押送去團部。殊料其中一個在途中見到緊靠路邊的一塊巨大的稜角四突的石頭，拼力向巨石撞去，當即腦漿迸流，一命嗚呼。另一個在快到團部時，趁押解的士兵注意力稍僻之機，也是一頭撞在石牆上。」⑦

至於是否存在「活埋」現象，則未可知。有說法稱，活埋日軍戰俘的事情，「李鴻干過」，「日本資料中沒有『孫立人殺俘』的說法。倒是有一個叫李鴻的將軍，日軍曾經指責他有殺俘的現象。」⑧李鴻是孫立人的部下，孫升任新一軍軍長後，李接任了第38師師長。李鴻是否「活埋」過日軍，不得而知。但李鴻曾虐待日俘，大約是沒有疑問的。1944年2月6日，史迪威在日記中，有如下一段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