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明朝人提出對付日本的四字真言，至今看來仍很有價值

對於明朝徐光啟相必大家都比較了解，他和外國傳教士利瑪竇關係較好，為了了解西方，加入了天主教，和別人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寫出了農學著作《農政全書》，官至內閣次輔。

他生活在明朝末年，經歷了明朝版的「朝鮮戰爭」。由於當時日本對於明朝的威脅比較大，所以他對於日本也有相當深的研究，甚至提出了完全可行的對日策略，為此他專門寫了一本書叫《海防迂說》。

書中先回顧了一下日本戰國時代的一些歷史，並著重介紹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徐看來，信長「為人雄偉，多智略」，勝過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將來「必為我大患」；而秀吉，雖不如信長，卻也是個人物，擅長「以威力智術駕馭人」；至於家康，雖沒有像前兩者那般費筆墨地寫他，但徐光啟也明確指出，儘管這人笑到了最後，奪取了信長和秀吉的基業，可他卻並不會對中國有什麼野心，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通商賺錢，其「志在休息」，即休養生息。

不過，即便是德川家沒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認，對於天朝而言，日本確實是一個不得不防的危險存在。

那麼該如何處理這個危險？在扯完戰國歷史後，徐光啟便引出了第二個話題——防禦日本的辦法。

其實就四個字：通商互市。

他認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在這種大航海時代里絕對做不到互不相見，躲是肯定躲不掉的，還不如大大方方地開了國門，你來我往地互通有無。其中的好處，還是四個字——靖，知，制，謀。

在徐光啟看來，只要中日開通互市，就能做到靖倭、知倭、制倭、謀倭。具體講來就是：首先，在明朝時，中日兩國之間如果搞公開貿易的話，很明顯是日本那邊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國就完全可以利用對方這種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於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規矩來，而一旦遵守了遊戲規則，那自然也就相安無事打不起來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啟認為，大明王朝對於日本這個千年近鄰幾乎全然不知，即便是雙方在朝鮮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獲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於雙方互不往來，只要互市，那麼你來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獲得對方的情報，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後，日本較為先進的各種技術比如造刀造洋槍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為大明所學到，而大明的國力物力又遠遠在對方之上，那麼自然也就能生產出數倍於日本但質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槍炮，如此一來，「制倭」也就不在話下了。

最後，徐光啟指出，日本雖然為豐臣氏統一，但這種統一極不徹底，即使相鄰的各藩國也互不相信，同時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戰亂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這三步之後，派出精銳三四萬，自薩摩登陸直插京都，則「必取敵酋之首」。

《海防迂說》是在朝鮮七年戰爭結束後不久寫的，事實上後來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諸大名之間的相互猜忌與豐家政權內部的隱藏矛盾，才先後挑起了關原合戰與大阪之戰，徹底拿下了整個日本。

說句良心話，這份《海防迂說》，堪稱是甲午戰爭前中國說日本說得最明白最透徹的著作，甚至放到現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謀的四字真言，可以說時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一句，在中日兩國兩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個提出「知日」這個概念並同時也是當之無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別人，正是明朝人徐光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