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承認被他超過，他是文學史上的傳奇，卻被淹沒得像個傳說

一個被遺忘的天才

吳興華和夫人謝蔚英及兩個女兒 受訪者供圖

打撈吳興華：一個被遺忘的天才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 溫天一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4日總第797期《中國新聞周刊》

「他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傳奇，卻被掩埋得像一個傳說。」

這是新近出版的《吳興華全集》（包含詩集、文集、致宋淇書信集、譯文集及譯作《亨利四世》）印在書封上的推薦語。

近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即便是專註於中國現代文學以及西方文學的人們。他曾經存在過，卻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譯作品與手稿在文革中被毀，投稿的詩作零落各處，而早年與摯友的通信，也在遠隔天涯之後被塵封，幾十年未見天日。

這個曾經以不滿16歲的年紀就考入燕京大學，震蕩過詩歌文壇與翻譯領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陣最輕柔的風，在水面上激蕩出一點漣漪，隨後一切歸於平靜。

一方面是燦爛豐盛的才華，一方面是逼仄壓抑的命運，這兩股力量始終糾纏在一起，貫穿了他僅僅45年的人生。

風吹在水上

《吳興華全集》的特約策劃袁曉琳第一次讀到吳興華的作品是在幾年以前，她形容那時候的自己，是一個陷落在書堆中「灰頭土臉」的小編輯，在光線暗淡的樣書間內，無意間撿拾起兩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吳興華詩文集》。

書卷已經殘破，並且所收錄的內容也並不完整，但那些橫貫古今、揮灑中西的漂亮文字與流光溢彩的才華，還是讓袁曉琳被深深吸引，從此一頭扎進了吳興華的世界。

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義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中國傳統文學的素養也浸淫極深，莎士比亞、但丁、詹姆斯·喬伊斯、里爾克、柳宗元……他曾經在精神世界中無比靠近他們，並且留下了處處靈光閃現的文字。

「繼陳寅恪、錢鍾書之後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這句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於吳興華的評價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為如今對於他蓋棺定論的總結。而翻開他的書信集，你會看到宋淇、錢鍾書、孫道臨等人的名字，他與他們有著長長短短的交往與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即便與這些風流人物列在一起，吳興華閃耀的才華依然讓他顯得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

一個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國文學與翻譯版圖上的人物，如今卻需要藉助錢鍾書或者王世襄這些如今儼然已經成為普羅大眾眼中「網紅」式人物對於他的評價，來重新喚起一些記憶，細細想來，也不免有點苦澀。

吳興華全集 受訪者供圖

因為《吳興華全集》的編輯出版，袁曉琳以及其他與這套書相關的人們，一點一點，走進了吳興華被遺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並且最終意識到，他的命運，其實比那些焚毀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慘烈。

書中吳興華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滿了書生式的清朗與倔強，甚至還帶有一點從不設防的柔弱。

他出生在1921年，離世於1966年，少年時代父母病逝，不滿16歲考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他的英籍導師謝迪克極為欣賞他，並積極為他聯絡出過留學的機會，但由於疾病與照顧家中弟妹的負累，吳興華最終放棄。他從未出過國，但卻以天才式的榮光閃耀燕京，26歲成為燕京副教授，31歲成為合并後的北京大學英語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幾年之後，他又成了北京大學的第一批右派。隨後被剝奪了學術研究與教學的資格，然後在文革風暴來臨的第一年，他又第一個成為犧牲品。

一個從困苦中掙扎出來，一派天真的學者，從不企圖反抗命運，以逆來順受的姿態承擔著一切，但命運，卻總是不饒過他。

未完成的天才

吳同是吳興華的大女兒，父親去世的時候，她剛剛十二歲，在北大附小讀書。

按照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講述，她對於父親的印象，一直是一個伏案讀書的背影，始終揮之不去，「他並不是書獃子型的人物，但卻彷彿永遠手裡拿著一本書，從不釋卷。」吳同這樣回憶道。

當時放學歸家的吳同經常喜歡與父親玩一個只屬於他們倆的「遊戲」：她站在父親面前，念一段小學課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們正在閱讀的流行小說，比如《青春之歌》之類，吳興華一邊聽著女兒朗讀，一邊依舊沉浸在自己的書卷中，女兒讀著讀著就會大聲撒嬌，「爸！你到底聽沒聽到？」父親放下書，笑著把剛剛女兒朗讀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誦一遍。

「他怎麼可能看過那些小孩的書呢，但他就是擁有聽聞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吳同62歲，是一個依舊看得出美麗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經在美國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英文寫作。偶爾她會抱怨美國孩子的英國文學水平實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氣會馬上變得輕柔，帶著一點女兒對父親的崇拜，「其實玩那個遊戲，我只是想讓他開心一點。」她似乎永遠不能夠釋懷父親的離開。

吳同基本是跟隨父親長大的孩子，因為那時吳家住在北大中關園，吳興華的夫人謝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時光花費在路途上，因此吳同和父親共處的時間更多。

但是吳同對於父親的才華與淵博的學問，充滿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並不是像錢（鍾書）伯伯或者他的同學宋淇那樣，出身於家境優越的書香門第，有著天然的熏陶積累。」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謝蔚英和女兒吳同

吳家祖籍杭州，但後來遷居北京，吳興華的父親是中醫，早年也曾經留學日本，母親留在家中料理家務，吳家一共有九個孩子，所以負擔極重。

吳同甚至記得，她的叔叔曾經向她轉述過奶奶對吳興華幼年時候的記憶，「我爺爺有一個小屋子，裡面堆滿了他收集的古籍舊書，我爸爸連路都走不穩的歲數，就喜歡鑽進裡面翻書，也沒有人教他。」

有一次，吳興華的父親請了很多客人來家裡，大人們在談論古詩詞，說著說著，有幾句下文記不清了，彼時四歲的吳興華朗聲接了上去，大人們覺得奇怪，又考了他幾首，也是絲毫不差。

吳興華的母親很迷信，對於兒子的早慧，她總覺得異於常人也許並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後的命運並不會喜樂平順。

而所有接觸過吳興華的人，都被他的才華所打動。

在吳興華的同學、摯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憶中，父親曾經向他講述過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讀書時期，吳興華就已經將燕大、清華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文史類的藏書，全部閱遍，並且深深印刻在腦海中，過目不忘。

而在謝蔚英與吳同的記憶中，他們在北大中關園的家中，經常有一些遠比吳興華更加資深的教授學者來印證或者求教一些問題，比如歷史學家鄧之誠或者錢鍾書。

「那時候也沒有電腦或者搜索引擎，圖書館查閱也不方便，錢伯伯經常想起一個翻譯上的問題，就來找我爸爸詢問出處，我爸爸總是能夠給一個讓他滿意的答覆。」吳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在她的記憶中，父親與錢伯伯的聊天內容，自己還聽不懂，「但我記得他們聊得特別高興，總是在笑。」

「有一次，錢伯伯來我們家，臨走的時候，爸爸把他送出門外，當時我正在家門口玩，我記得錢伯伯對父親說，吳興華，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歲就已經超過我了。」

很多年以後，吳同才意識到，恃才傲物、眼高於頂的錢鍾書這句話的分量。但事實上，那時候的吳興華已經三十幾歲，卻始終沒有獲得真正釋放才華的機會。

自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開始，吳興華的日子已經不太好過。1957年，他因為在「大鳴大放」運動中，提出「蘇聯專家的英文教學方法不一定適合中國」而成了北大西語系第一批右派，隨後便被從書齋中連根拔起，在各種運動與衝擊中經歷九蒸九焙的歷練。幾年之後，由於認錯態度誠懇，被恢復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時的平靜並沒有維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風暴便又來臨了。

但即便是被剝奪了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工作，吳興華依然保持著每天閱讀十本書的習慣。那段時間裡，他在改造之餘，還編撰了北大西語系的教材《英語常用詞用法詞典》，並承擔現在中國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為基礎的《莎士比亞全集》編輯出版的大量勘誤校訂工作。「全集」的主持編輯者施咸榮之子施亮曾經在自己的回憶文章《〈莎士比亞全集〉的幾位譯者》中記載了父親對於吳興華貢獻的念念不忘。「父親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學教授吳興華先生，對他充滿了尊敬與懷念。父親說，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譯本，有其特色，可這個譯本卻存在不少誤譯和刪節的缺點……吳興華先生慨然應允承擔了很大部分校訂工作，一共校訂朱生豪譯的15個劇本，工作態度極其認真負責，對這一套《莎士比亞全集》的出版實在是功不可沒。」

但吳興華最終並沒有看到這套書的出版，而在這些劇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們還能夠在書頁上看到校對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對較新的版本，校對的署名就已經消失不見。至於《英語常用詞用法詞典》，則在一開始，就是「集體創作」的結果，沒有人真正在乎它實質上的創作者。

按照吳興華遺孀謝蔚英對《中國新聞周刊》的回憶，正是這幾年間，吳興華已經完成了直接從義大利文、嚴格按照原文的韻律與節拍進行翻譯的但丁《神曲》中文譯作。

並且，他還在寫一部以柳宗元為主人公、唐代中國為背景、並輻射比較同時期多國文明的歷史小說《他死在柳州》。在謝蔚英的記憶中，那是一部有著龐大氣魄與精鍊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吳興華最終沒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間被焚毀。

天地興亡兩不知

按照夏志清與宋淇對於吳興華的評價，他是能夠與陳寅恪、錢鍾書相提並論、真正意義稱得上學貫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吳興華對於自己理想的規劃，如今看來，他的一生則都處於不甘與無可奈何的「未完成時」。他似乎從來沒有真正地「得志」與「合過時宜」，早期是因為貧病與家累，後期則是因為政治運動。

謝蔚英曾經這樣回憶，吳興華對她談及自己的治學計劃，是四十歲之前苦讀，奠定根基，四十歲以後，撰文著書，一一兌現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亞研究之外，直接從希臘文翻譯《荷馬史詩》以及編撰一部大型的「中國詩文選集」，都是這理想的一部分。

但這一切被攔腰斬斷在1966年。

按照吳同的回憶，父親對那一天似乎早有預感。

「1966年8月2號，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家早就被貼滿了大字報，學校也停課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說他得去系裡，讓我幫他找自行車的鑰匙。我把鑰匙遞給他的時候，他對我說，小同，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顧媽媽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來非常難過。」

幾個小時之後，有人來敲開吳家的門，對吳同說，你爸爸出事了，現在北大校醫院。隨後吳同趕到校醫院，發現父親被扔在走廊中，臉色發紫，知覺全無。她一直呼喚爸爸，但父親始終沒有清醒過來。

後來從中科院趕回北大的謝蔚英與吳同一起將吳興華送到北醫三院搶救，母女倆在那裡守了一夜，直至吳興華咽下最後一口氣。

文革結束，吳同才從不同的人的講述中，拼湊出了父親離世前最後幾個小時的遭遇：他被毆打，被人把頭摁在漿糊桶中，然後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廠流出的有毒的工業污水，被折磨直到徹底昏迷。

「我覺得他這一生，幾乎沒過過幾天真正的好日子。」吳同有時候會這樣「總結」父親，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會撕扯著她。

很多年後，人過中年的吳同，已經有足夠的閱歷來讀解父親的一生，她才越來越意識到，與燦爛的才華相比，他的性格是多麼地天真。對於周遭派系人事的關係，始終懵懂無知；他醉心於書本，但書本並沒有拯救他。而反觀他周遭的、最終走出亂世的人們，哪怕是看起來書生氣十足，實質上，對於世道人心，也有著深刻的了解。吳興華似乎只能擁有最壞的結局。

吳興華去世後不久，謝蔚英母女被趕出中關園的宿舍，「文革時候到我們家來抄家的一撥又一撥，他們燒東西，貼封條，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親究竟丟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吳同這樣說道。

不到16歲的吳同下鄉插隊，歸來後被安插到街道工廠，隨後憑藉自學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而在此之前，她的學歷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終是希望我做讀書人的。」

插隊回京後的吳同受到了錢鍾書一家的照拂，楊絳請她幫忙抄錄自己《堂·吉訶德》的翻譯文字——那是文革期間，陰錯陽差藏在廢紙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吳興華的大量作品，則遠沒有那麼幸運。

「她給我遠遠超過謄錄文字所應得的報酬，就是怕我們不肯接受幫助，才想出這樣的法子。」吳同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吳同還記得，每次到錢家去，錢伯伯總是拿出點心招待她、盡量讓她開心，「你父親太可惜了。」錢鍾書對吳同說，「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他覺得父親離開了，知音沒有了。」吳同這樣說。

在整套《吳興華全集》中，有一冊專門收錄了吳興華與摯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書信集，吳興華以清雅的文字描述著他讀過的書，正在寫下的詩行，以及某一刻靈光乍現閃過頭腦的思想。其間也不時夾雜著現實不可名狀之重，對於前景的迷惘，無書可讀的煩惱，纏綿的病榻，始終困窘的家境，甚至丟失一隻鋼筆的無奈，也力透紙背無奈地傳達了出來。

在一封信內，吳興華這樣寫給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荊公的這一段詩？我覺得整箇舊詩領域內很難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註：記憶有錯，實際應為：天地安危兩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愛這段詩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詩作中，吳興華曾經這樣寫道，「……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我的筆就和我一齊在土中深深收殮，那時縱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別人，呼喊：『聽著，我已明白生命的意義』也是徒然。」

吳興華並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詩作，但它們卻多數保留了下來，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經在頭腦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則永遠遺留在了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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