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越高越幸福嗎？

高福利國家的不同境遇

高標準的社會福利，是許多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是許多政治領導人爭取民意的重要手段。因為在普通人的觀念里，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的高低是衡量該國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標準。

事實看上去也似乎確實如此。2016年3月，聯合國發布了全球各國幸福指數的最新排行榜，榜單中幸福指數最高的10個國家依次為：丹麥、瑞士、冰島、挪威、芬蘭、加拿大、荷蘭、紐西蘭、澳大利亞和瑞典，這都是清一色的高福利國家。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這些國家為他們的公民安排好了一切：上學不用花錢；看病幾乎免費；失業了，政府給發救濟金；退休了，政府又提供豐厚的養老金……這些高福利國家中似乎沒有窮人，一切看起來都那麼平等，人們還有什麼理由抱怨不幸福呢？

可以說，高社會福利模式在北歐各國和澳洲是比較成功的，這些發達國家成為了世人心馳神往的移民聖地。但許多人忽略了一點，它們只是高福利國家中的少數分子。在西歐、南歐和拉丁美洲還有數量更多的高福利國家，這些國家卻並沒有給本國人民帶來「北歐式」美好而浪漫的共產主義感覺。

比如，南美大國巴西一向以高福利著稱，這裡全民醫療免費、公立小學到公立大學的教育免費，但國內政局混亂，治安也差。2016年，巴西民眾多次示威遊行，指責政府治理不當，沒多久前總統羅塞夫就被迫下台了。2016年巴西人舉辦的里約奧運會也被稱為「史上最亂奧運」，奧運會期間盜竊案和搶劫案頻發，各國運動員的人身安全甚至也無法得到保證。南歐國家希臘也是一個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在希臘，醫療和教育是免費的，全民參加養老保險，公務員一年可以領取14個月的工資，每年還可以帶薪休假一個月，40歲時即可退休。但是，自2010年起，希臘就陷入了債務危機，失業率上升，物資緊缺。

值得警惕的「高福利陷阱」

巴西和希臘的例子告訴我們，高福利並不是改善民生的靈丹妙藥。甚至有經濟學家指出，高福利會成為「陷阱」，它恰恰是巴西、希臘甚至西歐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困頓的重要原因。

高福利之所以會成為「陷阱」，原因就在於，高福利往往意味著政府的高投入，但政府並不是財富的創造者，所以高福利讓政府背起沉重的財政負擔，會迫使政府採用各種方法解決財源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賦稅。2016年，美國著名商業網站Business Insider列出了全球總稅率最高的27個國家，拉美高福利國家阿根廷的總稅率位居全球第一。令人吃驚的是，阿根廷的總稅率超過了企業利潤的100%，達到驚人的137.3%！阿根廷企業上繳的營業稅就得消耗其近90%的利潤。在歐洲，排名最高的是高福利國家法國，它以66.6%的總稅率排全球第九；亞洲稅率最高的則是中國，雖然身為低福利國家，但中國總稅率仍然排到第13位，為64.6%。

高賦稅往往會帶來兩個不良後果，一是高賦稅必然減少企業發展資金，制約企業發展。這類似於「殺雞取卵」，當稅率超過一定限度時，企業收入下降，反而導致稅收減少，進而使高福利難以為繼。高賦稅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由於窮人往往繳稅很少，而富人又有許多手段避稅，因此高賦稅往往取自中產階級，然而，中產階級又是一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因素，過度索取賦稅會導致這個動力機器熄火。

受限於經濟發展水平，即便是有著高的稅收，一些國家仍然對維持高福利政策感到力不從心。一旦經濟不景氣，入不敷出時，高福利國家一般又會採用另外幾種手段解決財源問題。一種手段是多印鈔票，採用通脹形式暫時緩解壓力，但這會導致資產價格暴漲以及生活成本暴漲，進而阻礙經濟增長，加劇貧富分化，這就背離了福利主義的初衷。還有一種手段是靠借債來獲得福利資源，但借債的結局我們都看到了，希臘債務危機一步步發展成了歐洲債務危機，巴西也是債台高築，投資者逃離，經濟衰退。最後一種手段是採用赤裸裸的擴張主義來獲得福利收入。這種手段最野蠻，類似於二戰時希特勒的對外擴張，當時希特勒發動戰爭一個重要的動因就是為了滿足國內巨大的福利缺口。如今，擴張主義並沒有消失，而且採取了各種變種形式，比如民族主義、保護主義等形式，這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時對世界和平也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高福利可能帶來社會問題

當「高福利陷阱」讓國家陷入麻煩時，一些社會問題就出現了，而這些社會問題往往與我們直觀的感覺是相反的。

比如，對工人的高福利反而會使更多工人失業。以法國為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有報告指出，最低工資保障、每周35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免費醫療、高薪退休等福利制度，導致法國企業的人工成本是一些亞洲企業的30倍。如此高的人工成本，使得法國產品在國際上毫無競爭力可言。既然工人福利高，企業效益低，那麼法國企業就不敢多僱傭工人，失業率就會上升，政府就要多徵稅來發放失業救濟，而高稅收又導致企業生存壓力增大，越發不敢僱傭工人。如此，法國工人的失業率反而越來越高。

又比如，國家實施福利的一個目的是縮小貧富差距，但過度的高福利反而會拉大貧富差距。一方面，前面已經提到，政府可能會因為財政緊張而濫發紙幣，引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高社會福利帶來的種種管制對中小企業影響更大，高人工成本扼殺了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大財團的壟斷。而且，高社會福利往往會使行政成本變高，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需要更多的部門（即更多的公務員）來對此進行管理，許多高福利國家（比如希臘、巴西）的公務員待遇優厚，隊伍龐大，成為瓜分社會福利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留給貧困者的「蛋糕」反而更少了。

在高福利顯現出的弊端面前，許多高福利國家並非沒有考慮過進行改革。但在已經形成的高福利傳統面前，改革舉步維艱。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多年來享慣高福利的國民很少會買政府的賬，動輒報以罷工、上街遊行等活動。以法國為例，1983年，為了降低失業率，同時也為討好選民，密特朗總統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降低至60歲，卻為此後的政府財政留下了包袱。1995年，阿蘭?朱佩任總理後，嘗試將養老金繳納時間延長，並延遲退休年齡，結果導致各地工會的一致抵抗，全法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隨後，西歐其他高福利國家也上演了類似的情景，2002年德國總理施羅德連任後，決心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推遲增加退休者的養老金，對拒絕再就業者予以削減救濟金懲罰等，結果這些方案還在醞釀時就遭到民眾強烈反對，最終導致他2005年丟掉了總理職位。

適合國情才是關鍵

既然高福利政策如此危險，那麼北歐國家為何能夠長期維持國民的高福利呢？

首先，實力決定一切。在成為高福利國家之前，北歐各國早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財富，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近百年時間裡，北歐沒怎麼受到太大的戰爭創傷和損失（二戰時僅被希特勒佔領，沒什麼破壞），也沒有受到各種「主義」的「折騰」，基本上都擁有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時期，從而產生了嘉士伯（1847年）、伊萊克斯（1919年）、樂高（1934年）、宜家（1943年）等著名的「長壽」企業，這些企業生產效率高，創造的財富和價值不可估量。

其次，北歐各國地廣人稀負擔輕，瑞典、芬蘭、挪威、丹麥和冰島五個國家人口僅有 2500 萬人，但國土面積卻約有130 萬平方千米。如此廣大的國土，賜予了這些國家豐厚的「家底」，雖然北歐緯度較高，氣候寒冷，但是北歐擁有大量的森林、鐵礦、水力、石油、地熱和漁業資源，比如北海漁場是世界著名的漁場，北海油田也是世界著名的產油區，產量大且質量好。北歐資源豐富，加之人口較少，人均資源佔有量都非常高。

最後，北歐人長期具有新聞自由、普世平等、教育程度高、政治廉潔的傳統。比如，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人人平等的觀念根深蒂固，沒有什麼特權意識。雖然芬蘭人近一半的薪水要交稅，但芬蘭政府廉潔程度常年世界第一，這使得芬蘭人相信政府，願意把錢交給政府。共同的價值觀、對政府的信賴使得芬蘭人常常以多納稅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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