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岳武：晚清如何通過藩部改良來應對邊疆危機？

作者：柳岳武（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清代蒙古、西藏等傳統邊疆地區是清代藩部重要構成部分，與朝鮮、安南等屬國共同構成了清廷藩屬體系。藩部、屬國體系雖均被清廷視為拱衛「中心」之藩籬，但在天朝上國的版圖構成上卻又明確地作出了「一內一外」的截然劃分。毫無疑義，有清一代藩部體系已成為帝國不可分割的版圖，而屬國卻在不同場合下被闡釋為或外或內的領域。即當清廷在強調帝王天下一統、涵蓋宇內的帝國聲威，與反對其他國家（尤其是近代殖民帝國）侵染各屬國時，屬國無疑也被納入皇帝一統天下版圖；但當區劃「上國」與屬國領土歸屬與各自民眾管轄權時，屬國卻又被置於帝國疆界之外，成為相對獨立的主體。對待藩部則完全不同，有清一代，它們都是清廷版圖內的必要組成，凡已被收服的藩部，均被納入中國疆界之內，清廷派出朝廷官員對之實行管理，只是基於藩部地區特殊風俗習慣、風土人情而不得不採取因俗而治做法，分情況地派駐將軍、都統、大臣、侍衛、章京等。因此有清一代，清廷對藩部與內地行省的分別管理並不成為劃分內外之標誌，更不成為將這些地區視為非中國領有、不受清中央政權管理的依據。

18世紀乾隆時期清朝疆域與藩屬國

整個清代，各藩部均經歷了自身變化，但卻又體現出類似的演化軌跡，即同中央政權關係上經歷了一個從鬆散至較為緊湊，又由緊再松的過程。例如蒙古，清初滿族入關建立政權前後，各蒙旗開始從明政權藩部體系內瓦解出來，在清政權還未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統治之前，它們曾經有過一段相對鬆散、相對自治的生活：各自為王，並非幻相；相互攻伐，亦為常情。直到清廷「入主中國」統一中原後，各蒙古同清廷關係才得以加強。最早歸屬的科爾沁蒙古成為清廷重要股肱，幫助清廷統一中原立下過汗馬功勞，又成為清廷聯繫各盟旗的重要依靠。清廷採取「清承明制、參漢酌金」政策，聯合蒙古統治漢人；又通過同蒙族聯姻、給予蒙族參政機會等做法，最終使內蒙各部先後歸順，成為清廷藩部體系內的重要內容。為此，至康熙統治之際，此前較為分散離析的蒙古狀況首次得到改變，內蒙古絕大多數旗先納入清廷藩部體系，清廷實現了對藩部統治的由松到緊的第一次過渡。其後外蒙各部也在康熙王朝的努力下接受王朝最高統治，成功納入藩部體系。這一過程到乾隆中期最終完成，其標誌性事件為準噶爾部的最終「臣服」。至此所有蒙古地區均被納入清廷藩部體系之內，成為藩部體系的重要內容。不僅如此，康熙到乾隆統治時期（即康乾盛世時期）亦造就了藩部蒙古同中央政權最為緊密時期，清廷雖仍以帝王家天下治理模式去管理各藩部，但將軍、大臣、都統、章京等的派駐較好地發揮了中央政權管理邊疆地區的功能。中央權威在各蒙邊多得到認可，各蒙旗亦服從代表中央的各將軍、都統、大臣統治。與之對應，此階段各蒙古也經歷了鼎盛時期，不僅在軍事、政治上成為清廷重要依託，而且分享到清廷賦予的各項政治、經濟、軍事特權，享受著清廷特殊優惠政策：封王賜爵、劃分牧地、政治聯姻、分旗建制，均是蒙古作為特殊藩部對待的重要體現。蒙古各部在衣食無憂且有廣袤牧地可資生活前提下，充當清廷八旗軍隊、服兵役，確實發揮著藩部屏護中心的藩籬功能。

《烏什酋長獻城降圖》描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時，烏什酋長霍集斯開城歸降之情形。

嘉慶後隨著王朝統治的衰落，也隨著各蒙旗等作為藩部的相安過久、苟且因循，蒙古作為清廷藩部開始發生變化。王公貴族等漸慕虛華，生活奢侈，漸失傳統蒙部馳戰攻伐本性，相反卻利用職權私放牧地，欺壓盤剝牧民，不再重視普通部民的供養與生計，導致蒙古內部貧富分化日漸加劇，蒙民生計日漸艱難。同時蒙古作為清廷重要軍事依託的戰鬥力也開始大幅度下滑，傳統騎射本領未曾認真操練，因循守舊的作戰方式與武器陣法無法與19世紀後日漸東來的西方殖民勢力之堅船利炮抗衡。嘉慶後，隨著清廷統治四面楚歌的到來，蒙古作為清帝國重要藩籬的保護功能並未發揮出來，其中兩次鴉片戰爭中蒙古八旗的不敵和太平天國起義期間蒙古部隊的失利，均標誌著蒙古開始衰落，其作為清廷重要政治同盟和軍事支柱的時代已經結束，清廷開始冷落蒙古上層王公貴族，傳統優待蒙古的各項制度也在各種侵蝕下流為形式。相反蒙古各盟旗所遭受的內外危機卻日漸加深。內部危機一方面體現為蒙古衰落後自衛能力大幅度下降，既不能幫助清廷鎮壓地方騷亂（如回民起義、馬賊搶劫），又不能自衛身家、抗擊侵擾（如同治光緒初年，回民起義對蒙古的衝擊），最終導致其在同治、光緒初年的回民起義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另一方面體現為蒙古各旗的日漸貧困，不僅土地被大面積開墾，其土地收益權、所有權也被大範圍地流轉，由各蒙旗轉向漢民或教堂手中。而各蒙旗貴族為滿足奢侈生活、應付清廷差役、養活部眾，終不得不靠舉債度日。與之對應，外部危機也隨之而來，當西方各殖民帝國先後滲透中國周邊各屬國和沿海沿江各城市後，它們開始將「開化」「通商」「傳教」的對象推進到中國邊陲，而這些地區正是清代傳統藩部地區，清廷本想依賴蒙古等藩部作為活的長城、實現傳統的「以藩屏周」的保衛功能，但此等藍圖終成畫餅。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到來，中國西北邊陲開始遭到沙俄等侵吞，而蒙藏地區至庚子後，更遭到沙俄、英、日等染指，終導致沙俄於日俄戰爭後大肆滲透蒙疆，英方於庚子之亂後大肆染指西藏的不幸事件相繼發生。

《時局圖》暗指中國遭列強瓜分。圖中以熊表俄國，獅表英國，蛙表法國，鷹表美國，日表日本，德國旗幟表德國，雄踞位置代表勢力範圍。左方的中國人代表青年只專註文武科舉、人民吸食鴉片、官員貪錢與富翁奢華。

危機的到來導致清廷傳統治藩政策開始發生轉變，而晚清邊疆新政可謂開啟了中國傳統藩部向近代邊疆地區轉型之門。清廷企圖通過放墾蒙地、移民實邊、整頓吏治、編練新軍、改良司法等措施，變各傳統藩部為郡縣，又通過變藩部為行省，藉此應對晚清尤其是清末嚴峻的邊疆危機。但是如此變革卻直接影響到藩部王公貴族的傳統利益與特權，而清廷管理無能、主管官員操之過切、苛征暴斂、貪贓腐敗等弊端又直接加重了各藩部負擔，進一步惡化了各藩部生存環境，最終導致他們起而反抗，要求恢復到舊有狀況。但清廷在內部要求加速立憲、外部侵滲邊陲蒙藏不保的雙重壓力下，實難顧及各藩部王公領主的感受，各項新政仍被加速推行，隨之而來，各藩部反抗亦不時爆發。尤其當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推翻清廷統治的革命運動後，內地不少省份先後宣布脫離清廷而獨立，重建民族共和新中國，蒙藏等各藩部亦因之震動。雖多數藩部亦能順應歷史演進大趨勢、贊同五族共和共建新中國的設想，但亦有部分藩部在外來勢力支配下宣布自主獨立。清廷統治最終被革命風暴摧毀，終導致清代藩部體系徹底瓦解。所幸之事為革命鼎革之際各藩部大體上成功完成由傳統藩部向五族共和下的邊疆行政區域之轉型；不幸之事乃外蒙西藏等卻趁此機會，在沙俄英國等外力唆使支配下宣布「獨立」。

縱觀晚清近70年，光緒前清廷雖仍堅守傳統治藩政策，消極應對藩部內部和外來的諸多變故，但至光緒後實已開始變更舊制、制定新章、推行藩部新政。其間雖不乏弊端，但功不可沒，因為清廷大體上把握住時代脈搏，順應了中國由傳統帝國向近代主權國家的過渡。與之對應，其藩部改良也順應了這一趨勢，終成功保證了絕大多數蒙藏盟旗等傳統藩部向近代主權國家下的邊疆政區的轉變。在這一鼎革過程中，絕大多數藩部未出現像外蒙西藏地區般的巨大變故，正是清廷乃至清王室諄諄誘導、大力推行行政體制改革的結果。（本文節選自《清代藩屬體系研究》，柳岳武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鬍子華；騰訊思享會獲出版社授權刊發；圖片源於網路。）

作者簡介

柳岳武，安徽岳西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河南省青年骨幹教師，近代中國研究所專職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清史及近現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國家博士後特別資助項目1項，國家博士後面上資助項目1項，出版著作多部，在《史學月刊》、《政法論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多篇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

圖書簡介

《清代藩屬體制研究》，柳岳武著，人民出版社2016.8

《清代藩屬體制研究》以清代藩部、屬國兩大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這兩大體系在有清一代確立、演變至解體的歷史過程，釐清了清朝中央政府與各主要藩部、屬國之間關係的差別和具體發展變化，對清代藩屬體系所包括的王朝藩部和外部屬國在內的整體結構、以清廷為中心的多層次藩屬體系及其對近代中國內部多民族關係的形成和外部平等外交關係建立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研究。藩部、屬國體系是中國古代極具特色的一種政治制度，它既不同於現代化的國際關係體系，更與近代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判然有別。這一體系中既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又受時代局限而存在著必然的缺陷。清代是藩部、屬國體系走向終結和轉型的關鍵階段。本書溝通了古代史研究與近代史研究之間的鴻溝，明確區分了清代藩部、屬國的不同性質，有力地駁斥了國外一些學者用「朝貢」體系去涵蓋藩部與屬國兩大內容，將清廷與其內部某些民族的關係誤認為清廷同外部屬國之間的關係的論點。

出版社介紹

人民出版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重要的黨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也是我國第一家著名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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