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倉庫，門前放了幾噸煤，裡面卻藏著一件國寶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珍寶館內，陳列著一套純金鑄成的金編鐘，這套鍾共十六枚，是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時為慶賀皇帝八十大壽，向各省集斂黃金，由宮廷匠人精心設計鑄造的。

清代宮廷用黃金鑄造的編鐘共有兩套，一套鑄造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另一套即本文所述的這一套。乾隆所鑄的這套黃金編鐘，共用了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兩黃金，給人最直觀的印象是華麗、奢侈，表面裝飾繁縟，氣派非凡。金編鐘鑄就後一直存放在宮中，直到動亂不定的民國初年。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民國政府未立即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允許他與家族居住在紫禁城的後半部，且由民國政府每年撥四百萬兩經費作為生活開支。

但是，皇室成員過慣了鋪張的生活，揮霍成性，民國政府提供的銀兩不夠花費，為維持奢侈的生活，溥儀命人偷運宮中珍寶給銀行做抵押，以此換錢。

金編鐘就是在1924年，由溥儀岳父榮源出面，作價四十萬銀元，抵押給北京鹽業銀行用來貸款，清宮內務府還與北京鹽業銀行簽訂了關於金寶、金冊、金編鐘等押款的合同。

是年11月，溥儀便被驅逐出宮，因無暇顧及他事，未按時贖回的金編鐘遂成為北京鹽業銀行的財產。時隔不久，金編鐘流出宮的消息不脛而走，被民國政府和外界察覺，出於各自目的，他們開始追尋金編鐘的下落。

鹽業銀行負責人矢口否認抵押金編鐘一事，一面又秘密藏在東交民巷外庫的金編鐘運到天津鹽業銀行，藏於天津法租界的庫房之中，由天津鹽業銀行兼天津銀行會會長陳亦候負責保管。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華北，打探到金編鐘的下落，日本特務很快盯上了陳亦候，並派駐天津副領事前去找他，要他交出金編鐘，陳亦候有強烈的愛國心，又知道金編鐘的歷史價值，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只好推說不知此事，極力搪塞。

後來，日本人步步緊逼，甚至以死威脅。陳亦候知道自己已無力保護金編鐘，於是派人到香港請示總部經理吳鼎昌如何處理，意外的是所得指示只有兩個字「毀掉」，就是說要把金編鐘回爐熔化。

陳亦候深知國寶的意義與價值，考慮再三，還是沒有貿然從命。但接下來該怎麼辦呢？他找到了摯友胡仲文，希望能幫助保藏金編鐘。胡仲文是位民族資本家，與陳亦候一樣，非常愛國。

國難當頭，理所當然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陳、胡即刻請兩位可靠的工友協助，於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用車將金編鐘轉移到胡仲文所在四行儲蓄會大樓地下室的一個小倉庫中。第二天，胡仲文派人買了幾頓煤，堆放在小倉庫的入口處，以掩人耳目。

陳亦候的心裡雖然踏實了，可日子並不好過。日本特務多次威逼他限期交出金編鐘。後來，日本特務失去了耐心，派大批軍警到鹽業銀行搜查，所幸陳、胡動手早了幾天，國寶得以安然保全。

此後，陳亦候、胡仲文與兩位工友守口如瓶，不為任何威逼利誘所動，嚴守秘密。而當時的人們大都相信金編鐘已化為金條，稀世至寶永遠消失了。

1949年天津解放後，胡仲文向人民政府講述了金編鐘的故事，並代表鹽業銀行將金編鐘完好無損地交給國家。1953年，金編鐘被送回故宮，終於又和世人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