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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大學為何讓人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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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宇明

民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一方面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文化、科學相當繁榮,大師輩出。我每次讀有關民國大學和民國大師的著作,幾乎都會熱血沸騰,深為民國大學的堅守和民國大師的精神氣度感動。

民國大學為何讓人懷念?

民國大學教授對校內事務有充分的發言權

民國大學的重大事項主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決定。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議事機構,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和教授會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

我們不妨以清華大學為例,看看教授會、評議會幹些什麼。1926年4月15日,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

教授會的職權是: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2.審定全校課程;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

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職權範圍是: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5.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築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6.審定預算決算;7.授予學位;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於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徵詢評議會的同意。

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徵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複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利是有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佔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

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

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著,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系主任,研究課程大綱。

後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岳霖等中國大牌教授如何頻繁私下聚會,討論學校事務,商量各種難題的處理方法。做學問的人並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發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民國大學課堂教學非常自由

民國課堂的教學自由出乎人們的想像,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充分自由,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鍾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雲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

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麼地方譯錯沒有。由於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鍾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後,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雲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並且在課堂里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彷彿是在舞台上念台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涌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彷彿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紮實實,對於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漿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著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麼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

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著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著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像後來那樣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

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

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後,六十分、六十一分這麼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後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

民國大學積極延攬優秀教學人才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範。

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裡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

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裡。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

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良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

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後,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後,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於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

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文件、代領工具、繪製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後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台。

民國教授特別關心學生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教授們的責任感、使命感極其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

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然後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後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

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

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捲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沈從文這種對學生的關懷,在其他老師身上同樣有所體現。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於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先生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

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

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

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45年二年級轉到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後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並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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