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監守自盜，莫高窟經卷隨意送人，官員不予理睬，成千夫所指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記》中曾這樣描述敦煌百姓：他們會把經捲圖畫燒成灰當作神葯吃，把經卷裝在輪子上作「轉輪經」去祈福。在亂世鄉民眼中，敦煌莫高窟里的寶貝是精神安慰，要想得寶需仰賴那兒的看守人王道士。如果說民眾不識寶，糟踐了幾份經卷，那麼王道士直接「開倉放糧」，導致敦煌文物在此後幾年大量流失，其歷史責任無論如何都是要負的。

王道士原名王圓籙，約1898年在莫高窟定居

王道士原名王圓籙，祖籍湖北麻城縣，約1850年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流落於酒泉，期間當過兵勇，退伍後出家做了道士，道號法真，人們稱他王道士。道士雲遊四海，途徑敦煌時，稱這裡「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大約1898年，一個地地道道的道士，從此在佛教聖地莫高窟定居。

莫高窟分為上寺、中寺、下寺，王道士住在最為荒涼的下寺。好在寺院香火一直沒斷，由附近百姓供養，但莫高窟畢竟年久失修，破舊不已，王道士開始清理修整。他用化緣得來的錢把下寺三個洞窟修建了一座三層建築。建築的底層，王道士把它用來做傳道的香堂，現在是敦煌編號16窟。偶然中，王道士發現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是空的，偷偷打開洞口，看到裡面裝滿用白布包著的卷子，十來個卷子一包，重重疊疊堆放著歷代各種經卷、文書、畫卷，總共大約四五萬卷。發現藏經洞的王道士做了他應做的一切，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他的目的很明確，想引起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縣令不識寶，王道士希望落空。

《南無地藏菩薩像》，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王道士送給敦煌縣令汪宗翰的書畫中，就有這幅畫

看看王道士接下來都做了什麼。他隨便拿出幾卷寫本送人，以顯示其「神異」；有時受人之請，送人幾卷，焚化沖水，服之治病。後來，他感到有利可圖，也常盜賣一些出去。王道士還邀請敦煌一帶的士紳們前來觀賞。1902年，敦煌來了新知縣汪宗翰。汪宗翰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自去莫高窟查看，並順手揀了幾卷經文帶走，最後囑咐王道士，無論如何不能讓佛經流落出去，要讓這些文物經卷留在洞窟之中。可惜，王道士沒聽勸，私自攜帶寫經一箱去酒泉，獻給安肅道道台廷棟，廷棟不識貨，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寫本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王道士只好沮喪而歸。

在嘉峪關稅務司有一個比利時人，回國前去看望廷棟，廷棟以王道士所送的寫經數卷相贈為禮。路過新疆時，這人又去見長庚將軍及當地道台，談及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情況時，以同樣的寫經數卷贈送。此時官僚們對敦煌一事均未重視。

《水月觀音菩薩像》，王道士送給汪宗翰，汪又送給葉昌熾，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直到斯坦因、伯希和等大量帶走敦煌文物時，清政府才決定將所剩8000餘卷經書、文物運至北京。運京前，王道士私下偷藏了一部分，被後來的吉川小一郎、斯坦因、鄂登堡等再度劫走。民國初年，張廣建任甘肅省省長，曾以石室寫經作為買官之券，民間散存的資料，似乎搜掠走了不少。到這時，不僅王道士自己隱藏的一部分已被人劫取殆盡，其他轉手的材料，也所存無幾了。1923年，華爾納等人見藏經洞空無一物，開始用化學手段整塊整塊的盜取壁畫，當地民眾氣憤至極，地方官員與王道士均成千夫所指。

好好的文物任由一個道士去支配，地方政府的不重視也是造成悲劇發生的重要因素。發現莫高窟的知縣汪宗翰帶頭向王道士要畫像和寫本。1904年，甘肅學台葉昌熾又托汪宗翰索走了一批珍貴文物，如北宋乾德六年（968）水觀音像、經卷寫本和梵葉本等。雖葉昌熾曾建議把這批文物集中到省城保管，但一估計光運費就需要五六千兩銀子，官員們都不接受，僅在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下了一道命令，責成汪宗翰加以查點，封存起來。最後，還是由王道士將洞口封住了事。實際上，這期間王道士仍在不斷通過各種手段向外饋贈或變賣，珍貴文物一直在不斷地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