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化快，需要有活躍的觀念競爭

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倫理學、人生哲學、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

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中國與西方大規模接觸和衝撞。如今，如不參照西方的觀念，一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不知從何說起。但中國是否完成了觀念的轉型？自然還沒有，因為社會還在轉型過程中。不僅中國如此，世界也如此。

觀念不會與世界同步，它們或者先行，或者落伍。如此就會有觀念的激蕩。塵埃還未落定，在何懷宏看來，變化很快的時代也往往是觀念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時代。正因為這世界變化快，就會有、也需要有活躍的觀念市場和觀念競爭。

對話何懷宏

啟蒙譯介

在精美的錯誤理論和健全常識之間，選擇常識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從「嚴譯」開始的翻譯傳統對於近代中國思想形成的影響？當代和啟蒙者所處的時代已有很大不同，現在的西學翻譯和嚴復那一代人的翻譯所承載的時代意義與義責有什麼變化？

何懷宏：嚴譯對近代中國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在他的譯著中，影響最大的並不就是最好的。這點連他也感到悲哀。我們只要讀讀他的晚年文字就不難體會到他的悲涼心境。那時候的翻譯啟蒙意識很強，思想意識很強；現在我想可能這方面淡化不少了，可能知識意味更濃，介紹意味更濃。這倒不全是壞事，過去那種如饑似渴地追求真知、真理的精神固然可貴，但也有試圖尋找萬應靈丹，根本解決的方案的心態，覺得找到了就歡欣鼓舞，全身心地擁抱。今天我想我們是冷靜多了。再一個變化就是整個社會的知識人、文化人的數量大大地擴展了。能夠翻譯的人，直接閱讀外文原著的人都大大地增多了。所以，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主要是提供一些可資比較和入門的思想與觀念的線索，同時也是對這一百多年來的觀念引進做一個梳理。

新京報：除了翻譯和像新文化運動這樣的社會運動之外，近代哪些事件曾對西方觀念在中國的認知、傳播產生過重要影響？

何懷宏：戰爭。一連串的戰爭。內戰和外戰。暴力只能用暴力來收拾。雖然有必要區分初始的暴力和「收拾」的暴力。但後者也還是暴力。暴力總會帶來某種強權。戰爭會讓人緊迫地接受一些觀念而拒斥另一些觀念。那些能夠馬上產生最大效力、許諾馬到成功的觀念會排到前列。還有些觀念發生效力則需要時間，我們沒有給這些觀念以時間。另外，也還有些觀念本就和效力無關，它們涉及生活的品質，我們可能不經意就忽略掉了。

新京報：觀念往往通過少數人，尤其是行動著的少數人而對多數人發生作用。在近代中國，「少數人」多由知識分子擔當。你提到「知識分子」也將會成為未來這套讀本中的一個觀念。這個名詞在西方形成了獨特思想的範疇，在中國則難完全擺脫傳統士大夫的影子包括局限性。在你看來，知識分子應當成為「少數人」，以啟蒙者為己任嗎？

何懷宏：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少數。一個正常社會不需要那麼多人執迷觀念的工作。一個社會總是需要做實業的人更多才不會頭重腳輕。知識分子應當做啟蒙的工作，但也需要啟自身之蒙。其實後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為有些知識分子的觀念與常識相迕。如果在一個精美的錯誤理論之間和健全常識之間選擇，我們肯定還是要選擇常識。當然，也有些觀念開始不是常識，後來慢慢變成常識的，但這些觀念也一定不能離人性太遠，更不能離人道太遠。

新京報：在中西碰撞近200年後，而今系統地理清這些觀念的原動力，意義何在？我們對這些觀念迄今仍存在認知缺失，或因翻譯或二手文獻造成的誤讀？

何懷宏：肯定有缺失和誤讀。我前幾年寫過一篇文章談「雙重的誤讀」，即便嚴謹如嚴復，他將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為《天演論》的過程中也有誤讀。然後中國的讀者對他又有一個誤讀。雖然在嚴復那裡，那可能是一種「有意的誤讀」，甚至如史華茲所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讀」。但誤讀還是誤讀，畢竟不是原意。今天我們可以冷靜得多了。當然作為一個百多年以後的後來人，面對先賢也沒有多少可以驕傲的，這是應該的，我們總得有所長進吧。另外，我也不同意說過去的許多解讀都是誤讀，都需要現在來正本清源，我覺得從翻譯的角度來看，許多還是譯出了原意的。道理也還是不難懂的。思想觀念也並不像詩歌那樣有較多的「不可譯性」。

常識圓桌

《科學》，編者：吳國盛，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月

為科學正本清源

吳國盛，北京大學教授。

19世紀、20世紀之交，西方支撐堅船利炮的知識體系被正式定名為「科學」。它既不包含西方的人文科學，也不必然指涉希臘的純粹理性科學，更帶有功利性特徵，以至於近代中國人講「科學」的時候通常想到的是「科技」，忽視了科學本義中的人文本質，過分地把科學功利化、工具化了。

新京報：書封上寫著，「要科學精神，不要科學主義」，兩者之間的核心差異是？現代科學精神也包括最後一篇選文中談到的，要警惕科學的專制，並可以用民主體制限制科學？

吳國盛：科學主義就是一味對科學崇拜，凡是科學的都是好的。這恰恰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中包含的批判精神，鼓勵自我否定、自我審視。過去的科學共同體以為科學中包含的自我否定精神足以維持科學的純潔、健康，因此主張科學的自主性，不希望科學外的東西插足科學的事情。但是，現代科學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共同體，由於職業化、專科化，特別是力量化，也是利益共同體，因此，科學已經很難保持自主性。一方面，科學共同體要繼續保持無私利性；另一方面，社會力量必須引入。

《法治》，編者：秋風，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月

法治之路存在偏差

秋風（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法治建設者必定尊重傳統。過去十年中國最突出的變化是文化復興，因而今日中國法治問題已不是如何建設法治，而是如何在中國文明脈絡中建設法治。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過去一百多年中，中國沒有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因為傳統一直在被破壞，有時是以法治的名義，而今日文化重建恰為法治建設敞開了坦途。

新京報：為什麼花多個篇章講法官的獨立？近年來西方司法著作的引介、包括司法題材的影視劇都讓國人對英美法官有了粗略但直觀的了解，大法官也被視為西方法治觀念人格化的代表。相較之下，中國法官顯得弱勢多了。

秋風：法官享有相對獨立的地位，才能公正裁決案件，而這對於維護法治秩序至關重要。西方法官獨立而強勢，既有制度上的保障，更有價值上的支撐。比如，法官以守護共同體基本價值為己任，在行使違憲審查權力的時候更是如此。這樣，法官當然腰板挺得直。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法官群體，共同體是什麼，他們恐怕缺乏自覺。中國現代法學教育是非中國的，法學院從沒教法律人中國文化，法律人不知道我們共同體的基本價值，於是在觀念傳播和司法實踐中，要麼安於運用法術，要麼生吞活剝西方觀念而做非常可怪之姿態，兩者均不得中道，也就難以得到民眾信賴、敬重。

《婚姻》，編者：蕭瀚，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月

婚姻的根本是對自由的理解

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婚姻觀念問題的根本在於人類對自由的理解，西方的婚姻歷史之跌宕起伏，無不是跟隨著自由事業的進程而沉浮的。婚姻是審視人類歷史重要的視角，它比宗教之類的觀念史更具體，比政治制度之類的歷史更家常近人，比科學藝術之類的歷史更立體。

新京報：近些年，「逼婚」「剩女」等熱詞的出現反映著幾代國人婚姻觀念的衝突，從「五四」時期就倡導的「婚姻自由」，是否尚未達到不婚也自由的層面？

蕭瀚：我歷來認為，一個壞的婚姻不如沒有。長輩的逼婚是因為他們不明白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婚姻自主，「剩女」是個好現象，說明這個國家的許多新女性在自由方面覺醒而且敢於真做。至於婚姻觀念的代際衝突，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的人們要邁向自由還有無數的障礙，婚姻也是其中之一。豆瓣上有個群組叫「父母皆禍害」，父母——尤其是50後父母，總體而言，就是一堆大大小小的「暴君」，他們施暴的主要武器就是一種被他們自己叫做「愛」的東西，其實他們未必真懂愛，愛首先是尊重，連尊重都不會，那算什麼愛。你給豬吃豬草，並不意味著你愛豬，那可能只是你愛豬肉，所以那叫餵豬，不叫愛豬，中國大量的父母是以餵豬的精神來談論和實踐他們所謂的愛的——子女只是他們的財產，並不是擁有與他們平等和獨立的自由意志的人。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